年事已高的張滿反復強調一句話：我希望三审的時間快一點，再快一點。

紅星新聞記者|王劍强王紅强

編輯|張尋

這兩天，張滿睡不好一個午覺。自從12月13日雲南省高院向他送達《再審决定書》後，各地媒體的電話湧來，張滿挨個解釋，說著同樣的話：

“現在身體不太好，幾個月前心臟剛放了支架。感謝媒體的關注，希望三审開庭的時候，記者朋友們都能來。現在只想把身體養好，耐心等待開庭。”

76歲的張滿，當年大理下兌村公所的書記，雲南“大理滅門案”的被告人，被指於32年前殺害鄰居王學科一家四口，其中包括一名7歲的男童和一名4歲的女童。

1997年，張滿因“故意殺人罪”被判無期徒刑；1999年，雲南省高院維持該判决。他否認殺人，鳴冤數十載，“沒做過就是沒做過。如果是我做的，為什麼不判我死刑？”

2019年11月雲南省檢察院向雲南省高院提出三审建議以來，張滿就一直在焦灼等待三审决定，他反復強調一句話：我年紀大了，快等不起了，希望三审的時間快一點，再快一點。

年老多病的張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珍視自己的身體。12月15日，在自家的院子裏，張滿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他每天午睡，按時服藥，維持心態平穩，只希望出現在三审庭審現場時，能有相對健康的身體和充足的精力。

記者注意到，雲南省高院作出三审决定的法律依據，系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各級人民法院院長發現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確有錯誤的，應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是否三审；對决定依照審判監督程式重新審判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製作三审決定書。

雲南省高院《再審决定書》。

一家四口被殺血案

張滿家距離本案被害人王學科一家，相距不足百米，步行一分鐘即到。

12月15日，他領著紅星新聞記者，走到離當年的案發現場還剩十餘米時，停下來了。張滿不願意近前，用手指著：“那裡就是他們家，院裡有棵大樹的地方。”

王學科一家四口被殺後，房子由王學科的弟弟居住。張滿說，他2011年保外就醫回到下兌村後，至今十年，兩家人沒有任何來往，他想去解釋自己不是殺人兇手，又不知道從何說起，“在他們眼裡，我就是他們的仇人。”

那是一樁32年前的舊案。1989年12月16日一大早，28歲的村民王學科一家四口被發現在家中全部遇害。王學科的屍體落進了院裡的水井中，妻子趙麗英在二樓臥室，頸部被割開；王學科7歲的兒子、4歲的女兒死在床上。

張滿難以忘記當年目睹的慘狀。當年12月16日上午，時任下兌村公所書記的張滿剛出門，準備去村公所上班，聽到村民王學科的母親張鳳蘭哭喊，“說她大兒子家死人了。”

當年的案件資料記載：張鳳蘭準備到兒子家借篩子，走到大院門前，發現門鎖著；用手一摸，鎖從門環摔到地下；張鳳蘭拾起一看，鎖匙在鎖孔裏斷了一截；張鳳蘭推門進入，看到地下大片血迹，隨即開始大哭。

畫圈處為張滿家，方框處為本案被害人王學科家。

張滿說，他走進王學科家往裏一看，發現到處都是血迹，“作為村公所的一把手”，張滿立刻安排人員把守大門，以免破壞了案發線索，同時安排人員將王學科母親背離現場；他自己騎上自行車，飛速趕到村公所打電話報警。

當地警方很快趕到現場勘查。經法醫鑒定，凶案發生時間為1989年12月14日晚。作為村幹部，張滿配合警方進行了四天的勘查工作，為警察提供後勤保障。

經法醫鑒定，王學科系頭部受銳器砍傷致死；趙麗英頭部受鈍器砍傷，造成顱腦損傷及切頸死亡；王學科的兒女系切頸死亡。警方判斷，四人均系“他殺”。

張滿至今記得，在當年的案發現場，有一把帶血的鋤頭，臥室的牆上，還留下一個血手印。

滅門案發生後，大理警方圍繞該案做了大量工作，排查了眾多犯罪嫌疑人，但始終沒有進展。

案發五年後突然被捕

張滿被警方帶走，是在案發五年後的1994年12月20日。他清楚地記得這個日期。12月15日上午，向紅星新聞記者回憶被帶走情形時，張滿看了看錶：“比現在這個時間早一些。”

那天，張滿帶著妻子、兒子出門，準備去參加一場喜宴。他向紅星新聞記者講述，在半路上，大理市警察局刑偵大隊的辦案人員將他攔下，問“書記，要去哪裡？”張滿說，警察要求他帶路，去找當地一個村民。

“我剛上車，警察一左一右擰住我胳膊，給我戴上了手銬。”張滿說，他被直接帶到了刑偵大隊審訊室，審訊工作由大理市警察局刑偵大隊時任大隊長甘帆親自負責，“我還一臉懵，他們要我交代1989年12月14日我幹了什麼。”

張滿曾是大理下兌村公所書記。

張滿回憶，警察告訴他，他是五年前殺害王學科一家的兇手，要他交代；但他否認殺人，並將案發當日自己的行程全部講述了一遍。

張滿說，他否認作案後，辦案民警從1994年12月20日下午至12月27日，連續八天時間，對他進行了刑訊逼供，手段包括暴力毆打、斷水斷糧等。

張滿還說，自己的妻兒也受到威脅。1994年12月28日，張滿作出了一份有罪供述，也是此案至今唯一的一份有罪供述。

在這份有罪供述中，張滿說：“我與村民王世明有衝突，所以决定殺他的兒子王學科。我專門穿了紅色運動服、39碼的釘鞋、戴手套，於案發當晚10時到王學科家叫門。王學科開門後，我先是遞了一根烟，然後用石頭砸倒王學科，繼而上樓用鋤頭殺害了其妻子兒女。我先是用鋤頭砸，繼而用了廚房裏的刀具。因我平日所穿的鞋為43碼，故39碼的鞋太小，我不得不割開鞋後跟。作案後，兇器被我丟到了洱海。”

有罪供述中，張滿還說：“為了這次復仇，我準備了整整6年。”

張滿向紅星新聞記者回憶，當時被逼作出有罪供述後，內心想的是，“在審訊室說不了理，以後還有檢察院，還有法院”。作出有罪供述後第二天，警方帶張滿指認現場，這時，張滿就開始推翻前一天作出的有罪供述。

張滿與申訴律師溝通案情。

張滿向紅星新聞記者描述當年作出有罪供述的過程：案發後，他曾陪同警方現場勘查四天，目睹現場諸多情况，再輔以自己的“合理想像”，結合辦案人員的“提示”，最終作出那份供述。

認定殺死四人“僅”被判無期

張滿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如果認定我殺死了四人，就請槍斃我，判我死刑。”

1997年，大理州中院對張滿故意殺人一案作出一審判決。在判決書中，法院稱，張滿因與同村村民王世明有積怨，從而產生了殺害其長子王學科進行報復的惡念；案發當日，張滿潜入王學科家中，趁王學科不備將其擊倒殺害，並將屍體拋入水井之中。隨後，張滿又將王學科的妻子兒女殺害逃離現場。

案件資料則顯示，王世明次子接受警方詢問時表示，並未聽說其父與村裡何人結怨。張滿也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雙方此前並無任何深仇大恨，僅在案發多年前有過兩次極小的摩擦，根本不可能因為日常瑣事而殺人。

張滿還說，自己入過伍，當過民辦教師，王學科曾是他的學生；自己20歲入黨，是一名老黨員，又擔任下兌村公所書記，不可能是因瑣事而拔刀滅人滿門的窮凶極惡之徒。

大理州中院一審判決書。

大理州中院在判決書中稱，張滿殺人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極大，本應依法嚴懲，但“鑒於本案的實際情況，應酌情考慮從輕處罰”，判决張滿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附帶民事責任向王世明賠償經濟損失6000元。

但對於“本案的實際情況”字樣，判決書中並未詳細展開描述。張滿如何被“從輕處罰”，連他自己本人都表示無法理解。

大理州中院新聞發言人郎維學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張滿“殺四人”卻不被判死刑，因“案子與案子之間不一樣”，沒有可比性。

“殘忍殺死”一家四口，其中還包括一名7歲男童、一名4歲女童，張滿卻沒有被判處死刑。這一結果，引發了大理州人民檢察院、被害人王學科家屬、被告人張滿三方的“不服”。

大理州檢察院認為，判决張滿犯故意殺人罪正確，但沒有任何的從輕情節，應當從嚴懲處，囙此提起抗訴；張滿認為，自己沒有殺人，提起了上訴；王學科家屬則認為，本案量刑畸輕，民事賠償金額過低，提起上訴。

1999年9月14日，雲南省高院作出終審裁定，維持了大理州中院對於張滿無期徒刑的一審判決，張滿隨即被送往了雲南省第二監獄服刑。

張滿申訴代理人曾表示，如果本案證據確鑿，四條人命（其中還有兩名兒童）確系張滿所害，且張滿沒有自首情節，也不坦白交代“罪行”，斷沒有不判死刑的道理，一審、二審法院作出“無期徒刑”的判决，屬於典型的“疑罪從輕，留有餘地”。

多年後翻供的“目擊證人”

從1994年被警方帶走，到2011年保外就醫，張滿一共被羈押了17年。期間，他一直在堅持申訴。

紅星新聞記者問及其申訴的經過，張滿表示不願多談，他身體不好，經受不起長時間的採訪，“說起來幾個小時也結束不了。”

張滿接受紅星新聞採訪。

他向記者出示了其部分申訴資料。在申訴資料中，他主要提及了被刑訊逼供、物證缺失、證人證言非法等問題。

案件資料顯示，本案中認定張滿犯罪的重要物證，系一把案發五年、張滿已被羈押後，檢出張滿血型的鋤頭把。

但是，案件資料顯示，法醫鑒定時的鋤頭把，長137cm；而案發當時在現場勘驗時的鋤頭把，長為134.5cm；此外，勘驗筆錄中，血迹存留部位記載的是“木棒頭部有血迹”，法醫鑒定書則稱，血迹是在“鋤頭把中部及上端編有2、3號部位”選取。

“現場勘驗筆錄長度單位精確到毫米，如此偏差如何解釋？血迹留存位置不同，如何解釋？案發當時沒有檢出我的血型，幾年後反而檢測出來了？”張滿認為，上述情况足以表明，警方當時在案發現場發現的鋤頭把，和法醫鑒定時的鋤頭把，“根本不是同一把。”

案件資料還顯示，在案發現場，發現的兇器包括石頭、菜刀、鋤頭把，這些兇器上均留有大量的指紋；同時，案發現場還留有大量的足迹、頭髮、煙頭、紐扣，但經過法醫鑒定，均非張滿所留。

此外，在案件資料中，同村村民楊汝舟與張雙社均表示，目擊了張滿的殺人過程，但兩人均於多年後翻供。2015年2月，張雙社在一份文字資料中稱，其作證時，自己被帶走，警方以“釋放”為條件要求其作證，他在聽了張滿的“認罪”錄音後，作出了“目擊張滿殺人”的證言。

張雙社說，實際上，他什麼也沒有看見，並且，當年自家面對王學科家的那面圍牆，沒有窗戶，他也不可能令視線穿過圍牆，看見有人行兇。

另一名“目擊證人”楊汝舟，在去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說，“警察把自己帶下去銬起來，不說就不讓走。”

22年後“故意殺人案”將迎來三审

張滿被雲南省高院終審裁定維持無期徒刑判决後，下兌村33名村民曾自發聯名寫下《申訴信》，遞交給相關部門。

在《申訴信》中，村民們說，根據開庭的情况，現場足迹與張滿足迹不符，現場勘驗的指紋不是張滿所留，庭審時的物證鋤頭把與現場勘驗時的鋤頭把長度不一樣、血迹部位不一樣，“鑒於以上令人費解的疑惑，我們認為此案真相不明、事實不清，難以服眾。”

2019年11月，雲南省人民檢察院作出“雲檢十部刑申複通（2019）42號”的刑事申訴複查通知書，認為張滿的部分申訴理由成立，向雲南省高院提出三审審查建議，建議重新審理案件。

張滿出示收到的《再審决定書》。

時隔兩年的等待後，今年12月13日，張滿收到了雲南省高院的《再審决定書》，這起於22年前被審結的故意殺人案，將迎來三审。

張滿開始格外重視自己的身體，他“抱怨”這些天媒體記者接連不斷的電話，影響了自己的午睡。他說，他一定要等到三审開庭、案件改判的那一天。

這些年，張滿的身體不大好。堂屋裏，擺放著幾袋治療心血管疾病的藥物。今年7月，因為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急性左心衰竭，他被送往醫院搶救，心臟放了支架。

他擔心自己等不到三审。這兩天，當地不少政府工作人員前往他家裡，詢問他“有什麼需求”，他說，希望三审的進度快一點，再快一點。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張滿說，相信雲南省高院會有一個公平公正的結論。

紅星新聞記者注意到，雲南省高院對張滿故意殺人一案作出三审决定的法律依據，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相關規定。

上述法律條款規定，各級人民法院院長發現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確有錯誤的，應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是否三审；對决定依照審判監督程式重新審判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製作三审決定書。

這意味著，已經作出三审决定的雲南省高院，認可當年維持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張滿無期徒刑判决的裁定，確有錯誤。

12月15日，一名與張滿有過多次接觸的大理市官方人士向記者表示，時隔多年司法機關能就該案作出三审决定，有擔當、有勇氣，“這意味著司法在不斷進步。”

上述官方人士還說，張滿是一比特很要强的老人，家中房舍修建至今40年，多處漏雨，政府部門多次提出幫忙修繕，都被拒絕，“他要自食其力。”

上述官方人士還表示，張滿的案件將迎來三审，對於政府部門而言，如何讓張滿老人從案件的陰霾中走出來、安享晚年，是政府今後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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