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刻入忻州古城基因的卓越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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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忻州古城開始復興,開始邁上了騰飛之路。今年春節期間,忻州古城接待遊客創下了全省景區接待遊客數量排名第一的紀錄。那麼,忻州古城憑什麼才可以擁有這樣的資格?作為連接中原漢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一條天然分界線或者緩衝地帶、晋北的南大門,忻州古城巍然聳立已經近2000年。由此忻州而得名。相比而言,族群融合,文化融合,“欣然”更能表達忻州地域文化獨特的本質。

古城北廣場。米成俊

忻州古城開始復興,開始邁上了騰飛之路。今年春節期間,忻州古城接待遊客創下了全省景區接待遊客數量排名第一的紀錄。一時間,國內各大媒體及自媒體紛紛追蹤報導這匹旅遊界橫空出世的黑馬,更有記者追問:忻州古城有望超過世界文化遺產地平遙古城嗎?這的確是一個忻州版的“世紀之問”,是機遇,更是一種挑戰。那麼,忻州古城憑什麼才可以擁有這樣的資格?作為連接中原漢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一條天然分界線或者緩衝地帶、晋北的南大門,忻州古城巍然聳立已經近2000年。儘管“忻州”的稱謂遲至隋朝(西元598年),但忻州建城的歷史卻可以追溯到漢代,“平成(今大同西北)之役”,漢高祖為匈奴大軍所困,用陳平計脫身。驚魂未定的漢高祖未敢在廣武久留,直至退到今忻府區與原平市交界處方擺脫追兵,還師而南。“六軍開口欣笑”(《忻州志·古迹》)。死裡逃生的漢高祖長舒一口氣,因“欣”“忻”相通,此地為軍事要塞,便稱其為“忻口”,並築城於此,以資防禦。由此忻州而得名。也有學者執著考證,忻州地名由境內一條河流“忻水”而得名。相比而言,族群融合,文化融合,“欣然”更能表達忻州地域文化獨特的本質。遙想歷史上的忻州古城,人文薈萃,鄉賢輩出,燦若繁星,誰人不折服?晉北鎖鑰、三關總要、明清重鎮,古往今來有多少英才從忻州古城的關樓下走過,留下了綿綿不絕的足音迴響,劉邦、劉淵、爾朱榮、元好問、傅山、汪本直、程化鵬……山魄、水魂、文脈、財氣相濟,忻州人在歷史的驚濤駭浪和汹湧大潮當中,以區區之地,常作驚天創新之舉。我喜歡忻州古城的黃昏,常常獨自站在北城門樓下,看晚霞與飛鳥共融的勝景,讓人激動!讓人興奮!讓人聯想!走在秀容書院、關帝廟、泰山廟,以及文昌寺巷、趙進士巷、周家巷、打磨巷、石狼巷、興寺街巷……這些地方,只要看看地名牌匾,這“思古之幽情”就足够衝破眼前的繁華喧鬧撲面而來,曆史上的風情記憶至今仍蕩漾在這一條條小街小巷。我想,每座都市都應有自己獨特的都市精神,這種精神一定與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有關,確切地說與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名人有關。

忻州古城東城牆。李林春

我聯想到的第一位,那一定是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劉淵,他是忻州歷史上走出去的第一位皇帝,也是五胡十六國時期第一個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王朝,並滅亡西晋王朝的。史書上說劉淵“姿容秀美”“幹宇超世”,這顯然是一比特長相帥氣、精明能幹的强人。劉淵的祖上是南匈奴漢國最後一任君主呼廚泉單于,當時曹操將歸順的南匈奴劃分為五部,每部設一個都督,從蒙古大草原遷往中原,其中劉淵一支遷往忻州(當時叫九原縣,是新興郡管轄的治所),到他這一輩又過了近一百年,此時的忻州古城外,雲中河、牧馬河、滹沱河日夜奔流,忻定盆地水草豐沛,依然是幾度桑田,幾度牧場,劉氏家族在忻州如魚得水,得以發展壯大。西元304年,曾擔任五部匈奴大統領的劉淵,乘西晋司馬氏朝廷內亂之際,帶著忻州、離石及周邊積蓄的五萬人馬,割據稱帝,建立漢趙帝國。按理說,劉淵是地地道道的北方遊牧人,他奪取政權後完全可以“牧馬中原”、“胡化”漢人,但他卻做出了驚人之舉,自稱是劉邦和劉備之後,非要以“漢”為國號統一天下,向南、向東發展,向更廣闊的漢文明世界發展。正統儒家史學界對劉淵評估不高,把他所處的這一歷史時期稱為“五胡亂華”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又一次大分裂時期,認為他是“五胡亂華”的禍首。這裡的“胡”,是古代漢民族中原王朝對其以外其他民族的總稱。西晋是中原漢人正統王朝,而五胡中的匈奴、鮮卑、羯、氐、羌則是夷,是异族,是非正統,加上劉淵稱帝六年後即病逝,對他的評估甚至不如他手下的大將羯人石勒(建立後趙者)。劉淵固然不能說是歷史上一個有作為的君主,但他能够從文明程度較高的漢族身上看清民族融合的大趨勢,改匈奴貴族欒提姓為漢姓劉,實行漢魏官職制度,實行州郡行政區劃制度,並雜以匈奴舊制“萬戶”,開創了相容並包的胡漢政治體制,這要早於十六國中後來才崛起的鮮卑拓跋貴族孝文帝北魏王朝的漢化改革。同時,匈奴人首次在中原內地建國,客觀上推動了匈奴概念的不斷擴大和泛化,原有的漢夷民族界限正是在這一時期逐漸被打破的,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忻州從來就是民族衝突與融合的大舞臺。當時由新興郡管轄的慮虒縣(故址在今五台縣北),是匈奴人與鮮卑人集中的集聚地,由匈奴父與鮮卑母生的子孫叫“鐵弗”,一般稱作鐵弗匈奴,反之,而由鮮卑父與匈奴母所生的子孫則稱為“拓跋”,鮮卑中的一支拓跋貴族的基因就是這樣產生的。正是匈奴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血腥動亂中融入中原,輸入了新鮮血液,同時也注入了創新的活力。正是匈奴、鮮卑兩大強悍民族在忻州的最佳婚配,產生出來了新的更强大的種族,這才成就了鮮卑人拓跋貴族這一支,建立了像雲岡石窟般偉大的北魏王朝。

民俗表演。李林春

我們何其有幸生活在詩歌的中國,又何其有幸在中國的忻州誕生了一比特偉大的詩人。應該說,元好問是忻州古城走出去最具知名度的忻州歷史文化名人,也被譽為忻州文化的一面旗幟。城內的元遺山祠,城外的元遺山墓,都是有迹可尋的足以傳世的古迹。我的腦海中還想到元代大學者徐世隆在《遺山集序》中用素描的管道為我們留下的先生的形象,“好獎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這樣謙恭、博學的大家,如文光照鬥,永遠影響和浸潤著古城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元好問,號遺山,祖上是東北的森林民族,是北魏鮮卑人拓跋氏貴族的後裔,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將拓跋氏姓改漢姓元,到元好問這一輩已是第五代,可以說是真正漢化的“中州人”了。家學的淵源,在外的遊學,以及生逢金元之際政權交替的戰亂時期,正印證了古人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他創作的“喪亂詩”使他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繼唐代杜甫之後又一比特偉大詩人,也難怪元好問在他生命彌留之際囑託家人及弟子在墓碑上鐫刻“詩人元遺山之墓”七個字,儘管可能有擔心被人污化氣節的憂慮,但是元好問的確有被“詩人”光環淹沒,忽略了他的另外一部作品《中州集》在史學創新實踐中的偉大貢獻。“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後十年,時事無人知。”有感於中原文化有可能在蒙古大軍的鐵蹄中消亡,他拿起手中的筆,存史傳賢,用詩和小傳的形式記錄了金朝的這段歷史,也成為日後元代編撰《金史》的重要依據和參考資料。為什麼元好問生前即有此憂慮?這還是由於中國專制宗法時代的夷夏觀。以中原為中心,宋是夏,北宋滅亡後的南宋是正統,中原之外的遼、金還是夷,而元好問的“中州觀”,卻能够突破這種狹隘的極端排外觀念,從道統、文派上打破南北和中外的界限,“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因而他在《中州集》中所收的金代詩人及小傳中,不僅有金朝皇家的詩人,也有漢人、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兀惹人等,只要是漢制、華夏文化,可以不依地壤而形成的就是各民族統一的中州人物,可見元好問的眼界和胸境之開闊。此時,我又聯想到歷史上那位勇闖茫茫戈壁,開闢北方、西方商路,為山西商人鼓與呼,把生意做到俄羅斯乃至中亞、西亞國家的一個名字叫程化鵬的忻州商人,即便是晋商研究大家,即便是省城新開放的晋商博物館裏,對他的研究和介紹仍是少之又少,甚至很難找到他的一幅畫像。非常幸運的是,他的故居至今還在忻州古城東大街的一條小巷子裏,大門上“履謙恒益”四個字的磚雕還在,靜靜地守望。有關程化鵬的歷史文獻資料及實物的確稀少,最直接的一條史料就是榆次常氏家族後人、民國著名學者和書法家常贊春在其主編的《山西獻徵》中專門為忻州程化鵬和陳吉昌作的幾百字的小傳,而且還是兩個人合寫一個條目。之所以給予“晋商領袖”的地位,不是說程化鵬個人掙了多少錢,家族的財富有多麼大,而是他能够在晋商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挺身而出,以其創新的思維,上書理藩院,將原先有稅收漏洞、又手續繁雜的“信票”,改明定稅則,直接與俄人在恰克圖進行交易。不僅如此,面對清王朝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外國在華勢力日益强大,程化鵬又一次上書朝廷,請求中國商人直接進入俄國尋找商機,與俄人公平競爭,他還同時建議在西線新疆的伊犁和塔城開闢新的貿易商埠,引起革新派恭親王奕讠斤的重視,最終經過咸豐皇帝批示,准山西商人之請,並給予减少厘金稅額,晋商才又一次在艱難危機中站立了起來。在整個晋商的發展史上,程化鵬的功績可以與開闢萬裏茶道的榆次常氏家族的常萬達、創辦平遙日升昌票號的雷履泰、文商並重的總經理李宏齡齊名,他們的創新精神將會永垂史册。我在這裡不厭其煩地複述忻州古城歷史上這些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名人,或是政治家,或是文學家,或是企業家,並且盡力講清楚他們在歷史大潮中所做出的創新貢獻,不僅僅是簡單的發“思古之幽情”,或提供鄉賢名士的故事供人們憑弔,我想探索、發現、說明的是開拓、包容、創新,早已經成為忻州古城一條貫穿古今的文脈,成為忻州古城基因的卓越品格,忻州人從來不缺少開拓的精神、從來不缺少包容的精神、從來不缺少創新的精神,而創新的品格尤為顯著。歷史也再一次證明,只有開拓創新,忻州才是發展的。忻州古城的復興是一種嘗試,一種探索,一種實踐。立足古城特點特色,活化保護和利用,不僅僅是單純作為一個項目,修復局部的文物古迹或文保組織,也不走門票經濟,而是頂層設計把古城作為一個整體,一個平臺,成為整個忻州市一個對外開放的視窗、產業升級的平臺、招商引資的樞紐、經濟發展的高地,正是通過這種“定位創新”的思路,忻州古城邁出第一步,走出了一條市場運營的產業化發展模式的新路子。“挖掘歷史、賡續根脈、浸潤古城、傳承文化”,我們欣喜地看到,在不斷探索碰撞的實踐中,忻州認識到歷史文化保護的重要性,認識到文化產業開發的重要性,認識到文化軟實力提升的重要性。珍惜忻州古城,保護忻州古城,復興忻州古城,忻州古城應該是文化、歷史、現實的融合體,是活化的,是有烟火氣的。我真高興,修舊如故的秀容書院,恢復一新的財神廟、關帝廟,拔地而起、原址恢復的南城門樓以及南城牆、東城牆、北城牆,南北大街上熙熙攘攘人群中的歡聲笑語,閒暇時自豪、大方地約朋友們在古城散步、聊天、喝茶,有朋自遠方來,我也有了這樣的好地方,可以偶爾再發發“思古之幽情”,滔滔不絕地與人道古論今。

忻州古城南城門樓。王林俊

忻州古城復興了,忻州古城延續了,一幅嶄新的現代生活畫卷正在傳統空間中徐徐鋪展開來,忻州古城又回來了,再一次站在了忻州改革開放轉型發展的最前沿。當然,忻州古城還不是陶醉的時候,也不是超越誰的時候,還處於復興的第一步,如何在文物保護與開發利用之間尋求平衡?如何在文化與產業之間尋求平衡?找出一條最適合忻州古城復興的發展道路,這才是真正的思想境界,這才是都市之幸、市民之幸。古城的保護也不會有標準答案,而是在不斷學習、不斷探索、不斷調整和不斷修正的過程中逐漸完善的。可以想像,忻州古城這一次的使命將更加艱巨,這一次的創新實踐意義將更加深遠。撫今追昔,察往知來。穿行於2000年的古城歷史時空,感受古城人血脈中開拓創新的都市基因,瞭解古城復興征程上的萬象更新,我們有理由對古城文化和未來的發展充滿自信。又是一年芳草綠,新一輪的畫卷已備好了紙墨,正待濃墨重彩地書寫,更精彩的新時代古城風貌,邀請我們每個人共同來續寫。祝願你,復興中的忻州古城!有如“大風起兮雲飛揚”般氣勢更加矚目、更加輝煌、更加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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