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往新四軍的10比特名將,有一比特因職務低出走,後來結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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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6年西安事變後,為了共同抗日,國共兩黨决定第二次合作,當時沒有進行長征的紅軍留守部隊及南方八省的共產黨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對新四軍寄予厚望的中國共產黨也派遣許多優秀的將領,這些將領都是在眾多戰役中練就了超高的軍事能力和指揮能力,於是派遣他們到新四軍中任職,但派到新四軍的10比特名將,有一比特嫌職務低出走,結果很悲劇。

1936年西安事變後,為了共同抗日,國共兩黨决定第二次合作,當時沒有進行長征的紅軍留守部隊及南方八省的共產黨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

新四軍的成員也十分複雜,主要包括五個部分,分別是南方八省十四個地區的紅軍遊擊隊、共產黨地方組織建立的抗日武裝、八路軍幹部的調入和八路軍南下部隊、一些原由共產黨員組建或者掌握的武裝以及一些愛國人士組建的抗日武裝。

對新四軍寄予厚望的中國共產黨也派遣許多優秀的將領,這些將領都是在眾多戰役中練就了超高的軍事能力和指揮能力,於是派遣他們到新四軍中任職,但派到新四軍的10比特名將,有一比特嫌職務低出走,結果很悲劇。

新四軍的眾參謀長

張雲逸出生於廣東省文昌縣,是一比特老革命家,曾參與南昌起義、百色起義。張雲逸在率領紅一方面軍時,長期擔任紅一方面軍副總參謀長。在新四軍組建後,任新四軍的參謀長,同時兼任第3支隊司令員。

在率領部隊北上時,組建了江北遊擊縱隊,組織戰隊多次戰勝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並於1939年擔任江北指揮部指揮。在兩年後,擔任副軍長一職,主持新四軍軍事工作。並在1944年,用少量的兵力成功收復了豫皖蘇邊區根據地,還開闢了蘇浙皖根據地。

出生在1901年的周子昆,在紅軍成立早期,就身兼過數職,在參加北伐之前,就已經是紅軍總司令部第一局局長,在北伐期間也率領軍隊屢獲戰功。由於具有優秀的軍事能力,在新四軍成立初期被派往南方協助建立,在新四軍成立後擔任副參謀長的重職。

他對於提高部隊戰鬥力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親自訓練部隊的軍人,同時還親自將自己的訓練方法編寫進教材,以供更多的軍人學習和訓練使用。

在皖南事變後,他採取了分方向攻擊的方法,在沖出重圍的途中與項英相遇,兩人各自帶領自己的軍隊前進。但在1941年3月13日,周子昆和項英在深夜被叛徒殺害,壯烈犧牲。

江西省贛縣的賴傳珠,在1928年曾和當地農民赤衛軍一起反對當時的統治者。在參加紅軍後,歷任連黨代表、團政委、師參謀長、師政治部主任、紅一軍團組織部副部長等職務。在多次戰爭的歷練中,培養了優秀的軍事能力。也被委派為新四軍的重職——軍部參謀處長。

在他擔任新四軍參謀長期間,具有優秀領導能力的他,把整個軍隊都管理的秩序井然,新四軍的戰士們稱他為“大管家”。他領導的軍隊多次打敗日偽軍的“掃蕩”,是新四軍軍部的核心成員。

新四軍的中堅力量

袁國平,1906年出生,曾先後進入湖南第一師範大學和黃埔軍校學習,是我軍優秀的政工者。但他並不是一個柔弱的文人,在書生氣息中還帶著剛毅,曾參加了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

在井岡山鬥爭期間,袁國平充分發揮了他的政治才能,後成為了軍團級幹部。在反“圍剿”作戰中也有著突出的貢獻,並榮獲二等紅星獎章。在新四軍組建之後,也被派往新四軍擔任政治部主任。

羅炳輝,是一比特被稱為“從奴隸到將軍”的傑出軍事家。於1915年入滇軍當兵,在軍隊中表現突出,從一比特普通士兵升至營長,也參加了討袁護國戰爭、東征戰爭和北伐戰爭。

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江西吉安領導阿兵哥起義。在眾多的戰役中都展現出了高超的指揮藝術。在加入新四軍後,也發明了許多新型有效的戰術,如“梅花樁戰術”。

1900年出生在湖北省的徐海東,在加入紅軍之後,就一路猛進,在1933年就升至軍長。由於在多省、多戰役中都多次打勝仗,敵人也早聞其大名,對其多有畏懼之心。

在新四軍成立後也擔任新四軍的支隊司令,帶領新四軍開展抗日戰爭,但在多年的抗戰中留下了病根,在新四軍中工作僅一年多後,身上的疾病復發不能再率領軍隊上戰場征戰,於是就長期在家休養。

1902年出生的黃克誠,是紅軍中的政工幹部,歷任多個要職,他並不是派到新四軍的,而是帶領軍隊一路“打到”新四軍。更像是與新四軍的會師,他帶領的軍隊,也改編到了新四軍,並擔任新四軍的師長。

彭雪楓,河南省鎮平縣人,1907年出生。起初做的是兵運和農運工作,參加了紅三軍團後,擔任師政委。1938年春,組織訓練抗日軍隊,組建新四軍遊擊隊,這支遊擊隊後來改編為八路軍。在參加新四軍時又改編為第四師,彭雪楓擔任師長一職。

陶勇、王必成,在長征中都是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兩人於1938年被派往新四軍,陶勇、王必成分別擔任第2支隊第4團團長、第1支隊2團參謀長,團長。跟隨部隊打贏多次戰役,陶勇、王必成和葉飛在新四軍中被稱為三驍將。

看重名利,弃職出走

派往新四軍中僅有一人,思想不端正,極重名利,他就是1910年出生在湖北的葉道志,同陶勇、王必成類似,他也來自紅四方面軍。

在新四軍建立時,他被派往新四軍擔任副團長一職,由於新四軍屬於初建狀態不完善,他所擔任的副團長一職,僅相當於八路軍營極級別。另外,他領導的團隊中多為福建人有語言差异。

這些導致了他的不滿情緒,不僅沒有積極工作,他的行為也影響了軍隊阿兵哥的士氣,由於長期如此,軍隊戰鬥力下降,調查發現之後上級給他進行了降職處理。

降職之後的他心裡更加不滿,甚至營生了出走的想法,另外,在新四軍中也遇到了同樣想法的兩人,分別是陳康和徐長勝。

三人商議之後,在1938年7月31日就擅自攜槍離隊,企圖北上尋找八路軍。叛逃是軍中大忌,囙此,在發現三人叛逃之後,軍部就派兵追趕,徐長勝、葉道志兩人被判處槍斃。

僥倖逃脫的陳康到129師後被處分,後戴罪立功多次打勝仗,在新中國建立之後也被任命為中將。

小結:

新四軍是當時在國共合作期間為了抗日戰爭而組建的,在抗日戰爭這個民族存亡的關鍵時期,被派到新四軍擔任職務,應該以大局為重而不應該以自己是否得到自己心儀的職位,而率性出走。

另外,將領出走對部隊的影響不同於普通隊員出走,將領出走會給隊員錯誤的暗示,會誤以為作戰無望,進而導致軍隊士氣下降,在作戰中會處於不利的狀態,極有可能在戰爭中戰敗。會囙此形成惡迴圈,後果極其嚴重。

囙此對於派到新四軍的10比特名將中,對那一位嫌職務低出走的將領,給予了槍斃的處罰。這一處罰也表明了,新四軍具有嚴格的軍規,且軍隊對於叛逃行為是不予容忍的。

而反觀其他將領,在新四軍中兢兢業業、為國奮戰,那些在戰場上壯烈犧牲的將領,他們的後代也贏得了新中國的優待,在多次戰役中安全離身的將領,在新中國也榮獲了更高的職位和更大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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