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的一天，時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正在辦公，一封信被呈到他辦公桌上。雖然這封信寫了厚厚的幾十頁紙，百忙之中的葉帥剛看了開頭就被深深吸引。

寫信的人是遼寧一比特老農民，他已經85歲。信中詳細地交代了自己平生經歷，重點講述他才是帶隊活捉蔣介石的人，並詳細地講述了事情的經過，還列舉了許多證據。信的結尾寫道：

總之，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已登載了孫銘九的兩篇有關捉蔣文章的今天，不會有敢於冒充捉蔣先行官，而甘願受法律制裁的蠢人。

葉帥一字不漏地看完了整封信，並在信後批示“請遼寧省委速辦”。

為何在權威媒體已經刊登捉蔣另有其人的文章後，一比特農民還敢聲稱自己帶隊活捉蔣介石？他有著怎樣的經歷，信件為何能輕易地得到葉帥的批示？

王玉瓚是遼寧黑山縣人，1914年加入東北軍，從文書開始做起，一直升至中校兵站員，由於表現突出於1929年被選派到東北講武堂第9期學習。那時張學良兼任講武堂校長，經常去講課，他參照日本軍校，營員畢業成績前10的可以獎勵一把指揮刀。

第9期共有營員將近2000人，畢業時，後來的開國中將萬毅成績名列第一，而王玉瓚考到第10名。張學良不僅對成績優异者進行了獎勵，還把他們調到自己身邊工作，以考察他們的工作能力。

1933年，日軍挑起熱河事變，東北軍湯玉麟部不戰而退出承德，抱病中張學良雖親往前線督戰，仍無法封锁部隊潰敗。國內輿論排山倒海般地譴責國民政府。老蔣找到張學良商量說：

現在全國輿論攻擊我們兩人。你我同舟共濟，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國憤怒，難免同遭滅頂。

於是張學良被迫下野，出國考察。（8個月後因對紅軍“圍剿”失利加上第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老蔣才將張學良召回，企圖借助他的東北軍用於內戰。）

長城抗戰失敗後，當局不得不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其中一條便是“撤退駐河北的國民黨中央軍和東北軍”。此後，宋哲元出任平津衛戍司令。

宋哲元原是馮玉祥部下，中原大戰後被張學良收編。當時華北是中國的富饒地區，駐防的宋哲元部得到迅速發展。1935年底，冀察政委委員會成立，宋出任委員長，事實上成了獨立的地方勢力。

王玉瓚原本擔任平津衛戍司令部上校參事，張學良出國期間被調到司令部擔衛隊營營長。王玉瓚營有3個步兵連、1個特種連和1個騎兵連，共1200多人，實力頗强。羽翼漸豐的宋哲元，企圖吞併東北軍在華北的部隊。

一天，宋哲元部下師長邀請王玉瓚等幾個東北軍軍官吃飯。酒過三巡之後，該師長對王玉瓚說：“老弟，咱們再幹一杯。你看我們這有酒有錢，你不如就留在這跟我們幹，我們是不會虧待你的。”

國破家亡，大多數東北軍中下級官兵都希望張學良能够帶領他們打回東北去。王玉瓚並沒有見異思遷，忘恩負義。酒席上的一番話反倒給了他警覺，他决定把部隊帶到西安找張學良。

當時王玉瓚營駐北平西四牌樓東南，當天晚上淩晨2點多，他安排部隊把守城門用的電話線剪斷，同時將十幾個憲兵控制在屋內。隨後率部出城，當晚趕到良鄉車站，登上事先準備好的列車開往西安。

王玉瓚受到張學良的表揚，所部被調到“西北剿總”衛隊第一營，擔負總部守衛任務。原先擔負總部守衛任務的手槍營改稱為衛隊第二營，擔任張學良公館守衛任務。

東北軍進入西北與紅軍作戰，不到半年時間卻遭遇三次慘敗，2個師長陣亡，3個師被打殘，張學良非常痛心。此後大批東北愛國人士及中共地下黨員陸續來到張身邊，勸說他聯共抗日，張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

為防止張學良向紅軍靠攏，聽到風聲的老蔣親自到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剿共”。張學良指派王玉瓚的衛隊一營擔任老蔣駐地華清池的警戒任務。

當時正值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一周年，西安一萬多名學生舉行遊行示威。遊行隊伍衝破了特務和憲兵的阻攔，决定去華清池向老蔣請願，要其停止內戰，出兵抗日。

老蔣聞訊後大怒，讓侍從室主任錢大鈞打電話給張學良，要其制止學生鬧事，並表示對於不聽從的學生，開槍打死無論。提及此事，晚年接受媒體採訪的張學良仍然憤憤不平地說：“這一句話就把我惹毛了，槍口怎麼能對向學生呢？”

王玉瓚見事不妙，立即趕到學生遊行隊伍，找到北平學聯代表宋黎（後任遼寧省政協主席），把蔣介石的命令告訴了他。並表示：“對愛國學生，我絕對不會開槍，但你們開到華清池時，恐怕蔣的侍衛會開槍。”

話未說完，張學良也趕到，他站在一個土坡上向學生們講話，表示會將他們的請求轉達老蔣，“一星期內將用事實答覆大家！”學生隊伍才離去。事實上，三天之後張學良、楊虎城便發動“兵諫”。

對於“兵諫”一事，張、楊事先作了周密策劃。12月11日上午，張學良通知白鳳翔、劉桂五、劉多荃等人開會進行部署。

决定由105師師長劉多荃為現場總指揮，由129師師長周福成指揮105師第一旅警戒週邊，防止老蔣的侍衛隊突圍。派專機從平凉接來105師第2旅旅長唐君堯擔任華清池內線指揮。由孫銘九帶領衛隊二營直搗老蔣住處——五間廳。

當時王玉瓚帶領的衛隊一營守衛通往臨潼的公路及華清池大門，再往裏就是老蔣的侍衛隊和憲兵。也就是說，任何人想要進華清池必須先通過王玉瓚營。

11日下午，張學良把在華清池的王玉瓚叫到西安。張原本打算把捉蔣的任務告訴他，但楊虎城認為可能有洩密的風險，既然人已經來了可以臨時通知。由於孫銘九與張學良的關係更親密，故其參與了整個部署會議。

11日傍晚，張學良才把捉蔣的任務部署給王玉瓚，他對王說：“命令你把蔣委員長請進城來。”王一時摸不著頭腦，張才從華清池離開沒多久，為何又叫我去請？

張學良接著說：“要抓活的，不許打他。”這時王玉瓚才明白張要進行“兵諫”，堅定地回答道：“保證完成任務。”老蔣在華清池內的衛隊有二三十人，另有憲兵六七十人，王玉瓚决定以步兵、騎兵各一連約三百人執行任務，扣蔣綽綽有餘。

張學良聽了非常滿意，交待說：“你是華清池的護衛，你先動手，注意與孫銘九互相協助。”為避免走漏消息，當晚王玉瓚沒有回家，躺在辦公室卻怎麼也睡不著。

12日淩晨2時左右，他乘機車赴部隊，部署扣蔣任務。華清池西側禹王廟內住著的憲兵大多還在睡夢中就被繳械。約淩晨四時，王玉瓚營的阿兵哥已經來到老蔣侍衛守衛的二道門。王玉瓚看到一個步哨來回走動，拔出手槍朝他連開三槍，把步哨放倒。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第一槍打響。隨後老蔣的侍衛開始還擊，槍彈如雨。這時孫銘九帶領的衛隊二營五六十人也趕來加入戰鬥。老蔣的侍衛雖然抵抗激烈，但終究敵不過人多。

王玉瓚等人很快就沖到五間廳，但發現老蔣住的三號廳門半開著，進去一看卻發現屋內無人，被子掀著，檢查床底也沒人。老蔣的衣帽、假牙、黑色斗篷大衣都還在，一摸被子還有餘溫。估計剛逃出不久，官兵們急忙四處尋找。

現場指揮不斷把情況報告給在西安城內焦急等待的張學良，張聽到老蔣不見的消息更加著急，生氣地說：“要找不到蔣委員長，只能把你們當作叛兵報上去。”

王玉瓚心裡猶如一團亂麻，正好此時有阿兵哥報告，後牆發現一隻鞋子。王玉瓚推測老蔣是爬上了五間廳背後的驪山，急忙下令搜山。於是王玉瓚營從左側，孫銘九營從右側開始搜查驪山。

孫銘九營先後抓獲了已經受傷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老蔣的族侄蔣孝鎮。這時，天已漸亮，只見驪山上下都是搜山的阿兵哥。驚恐的老蔣躲在半山腰一塊大石頭後的夾縫中，不時探出頭來察看情况，剛好被王玉瓚營的排長劉允政發現。

劉允政大喊：“委員長在這裡！”王玉瓚循聲跑去，正好在附近的孫銘九搶先一步趕到。於是由他與老蔣交談了一番，隨後兩營官兵把老蔣架下山去。

孫銘九營是坐汽車到華清池的，且他擔任張公館的警衛，押送老蔣到西安的任務自然就交給了他。完成扣蔣任務的王玉瓚松了一口氣，命令各部迅速返回原來崗位，他自己也高興地開著機車回到西安。

事後，張學良對其進行了獎賞，把他提升為十五旅四十三團團長。另以孫銘九的衛隊二營組成衛隊團，由孫銘九擔任團長。

西安事變發生後，英國記者貝特蘭在美國記者斯諾介紹下赴西安採訪，成為唯一一個抵達西安的外國記者。由於孫銘九長期在張學良身邊工作且深受信任，記者到達的當晚便由他接受採訪。採訪中，孫銘九大談自己帶隊活捉老蔣的經過，而隻字不提其他人。

此後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又參攷了貝特蘭的採訪筆錄，把孫銘九描述成帶隊活捉老蔣的人。1937年，老蔣發表關於西安事變的回憶錄《西安半月記》，該文其實是由陳佈雷操刀，陳未經歷過事變，寫作時估計參攷了外國記者的採訪，同樣把孫銘九描述為捉蔣主要人物。

此後，孫銘九成為名副其實的捉蔣功臣。

西安事變結束時，張學良執意要送蔣回南京，此後被扣留。而王玉瓚與孫銘九兩人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孫銘九是東北軍少壯派覈心之一，就如何營救張學良與元老派的矛盾激化，孫訓示手下連長刺殺了東北軍覈心人物王以哲。

東北軍群龍無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瓦解。孫銘九害怕遭到元老派報復離開了東北軍，由於無處可去便躲進了上海日租界，後來又投靠了汪偽當了漢奸。抗戰勝利後被國民黨收編，赴東北打內戰時被俘。因有捉蔣功勞，受到革命军優待。

而王玉瓚所部被整編進第67軍，於淞滬會戰末期參加了松江保衛戰。當時日軍已經從杭州灣登入，67軍接令死守三天，掩護主力撤退。激戰三日，67軍軍長吳克仁陣亡，旅、團級幹部也傷亡較大，王玉贊被提升為副旅長。

1938年，因為害怕受到老蔣清算，王玉瓚辭去軍職到陝西勉縣隱居。但戎馬生涯多年，沒有別的謀生手段，生活過得非常艱難。1940年，王玉瓚投奔軍中舊友到貴陽軍醫衛生人員訓練所出任教官。

抗戰勝利後，王玉瓚出任第二十三臨時教養院院長，在此期間他曾向中共領導的桂黔邊區遊擊隊提供過槍支、彈藥、藥品等急需物資。1949年底，他帶領教養院千餘官兵隨盧漢在雲南起義。

此時，王玉瓚已經離家20餘年，他歸心似箭，要求返回原籍。回到東北後的王玉瓚受到不公正對待，被下放到偏僻農村15年。那段日子漫長而又艱辛，王玉瓚沒有過多地抱怨，而是老實地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審查”。

1961年，西安事變25周年紀念會時，經周總理準予，成立了一個工作組，專門負責徵集和編纂相關史料。

雖然經過多次動員，但孫銘九等人害怕殺害王以哲的罪行遭到清算，不敢如實交代“二二事變”。甚至結成同盟，對涉及自己罪責的部分輕描淡寫，而刻意强化自己在事變中的功勞。使該項工作遲遲無法完成。

1979年，孫銘九陸續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等權威媒體上發表了關於自己在西安事變中捉蔣的文章，對其他參與人隻字不提。同年，西安事變當事人之一的葉劍英到西安視察，並寫下了一首七絕：

西安捉蔣翻危局，內戰吟成抗日詩。樓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風雨立多時。

王玉瓚也在報紙上看到了這些消息，他感慨萬千：西安事變過去40多年了，而捉蔣的真相卻仍不被世人所知，這樣的歷史傳承下去，必然誤導後人。

已經85歲的王玉瓚决定要給歷史一個交代，他開始一封一封地寫信，一級一級地向上反映。在當年東北軍將領的幫助下，他的信最終被送到葉劍英辦公桌上。

按照葉帥的批示，遼寧組成調查組走訪了許多當年東北軍將領和西安事變親歷人，調查結果證明王玉瓚提供的資料沒有一句假話。此後遼寧省委發出《關於王玉瓚政治曆史問題的結論》的檔案，其中有“愛國”“正義”“有功”等詞語，王玉瓚看到《結論》後淚流不止。

為了弄清捉蔣真相，1981年底，全國政協文史辦召開了“關於華清池捉蔣及‘二二’事件座談會”。王玉瓚、孫銘九以及東北軍中許多相關人員都出席了會議，王、孫兩人當場辯論，根據兩人提供的資料及諸多當事人的回憶，參會人員公認：

當年守衛華清池的是王玉瓚的衛隊一營，也是他打響了西安事變的第一槍。王玉瓚率先進入老蔣的臥室。搜山時，也是王的部下首先發現老蔣。但孫銘九比王玉瓚先一步趕到老蔣跟前，並最終押送其赴西安。

歷史有時可能會被謊言掩蓋，但終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王玉瓚老人後來擔任過遼寧省政協委員、常委等職務。於1984年2月17日病逝，終年8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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