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後，日軍與中國之戰，已經不可避免，國民政府逐漸開始將國防中心轉移到西南腹地。雖然蔣介石早在1935年就已經明確的將四川作為抗日戰爭和中華民族的根據地，但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南京面臨危難時，國民政府將首都前往何處都沒有明確的說法。在南京淪陷前一個月，國民政府正式發佈聲明，將首都從南京遷到重慶。此次遷都，粉碎了日軍企圖佔領中國首都就可以滅亡中國的輿論。那麼在西南的諸多都市中，重慶為什麼能脫穎而出呢？

國民政府

四川在近代中國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畧地位，孫中山早有認識。在護法運動

（指1917年7月到1918年5月，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為維護臨時約法、恢復國會，聯合西南軍閥共同進行了反對北洋軍閥獨裁統治的鬥爭）

失敗後，上海、廣州等都市的革命運動陷入低谷，當時遠在西南且政局穩定的重慶給了孫中山一絲希望，使他激起了在重慶挽救護法運動的熱情，孫中山遂决定將國會遷往重慶。1918年9月16日，國會參、眾議院議長林森、吳景濂及議員70餘人抵達重慶。後因四川局勢又起動盪，孫中山企圖在重慶挽救護法軍政府的努力，最終失敗。雖然在重慶的革命重建遭到失敗，但孫中山對四川戰畧地位的認識，直接影響了蔣介石對四川戰畧的認識。1921年在給孫中山的信中，蔣介石首次提出“蜀粵並重”的戰略思想，他認為四川為西北和西南的重心，戰畧資源豐富，人口眾多，且民族思想濃重，在對外抗戰中，其地位與作用遠高於廣東。

四川

蔣介石對於四川的認識還受到國內外變化局勢的影響。1932年“一二八”事變

（日軍於1932年1月28日晚發動的進攻上海中國守軍的事件）

後，南京直接處於日軍炮火之下，國都安全受到極大威脅，遷都也提上日程。當時蔣介石想要遷都西北，但日軍對於華北的步步蠶食，使得西北備受威脅，於是他把目光聚集在西南，也就是四川。他在1934年日記中寫道，若是遷都四川，經營四川，不僅可以抗日還能兼顧兩廣。於是在1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正式决定組織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入川。1935年1月12日，賀國光率領參謀團抵達重慶。3月2日，蔣介石更是親自入川，其踏入四川的第一站即是重慶。同年10月，蔣介石改參謀團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川、康、黔、滇、藏五省軍隊均受其節制，重慶成為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的西南地區軍事、政治中心。

一個國家的首都，不僅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象徵，還是一個民族尊嚴和信仰的象徵，在從古至今的戰爭中，攻佔一個國家的首都，是瓦解一個民族的最便捷的方法。日軍費盡心機的攻佔南京，就是想迫使中國政府屈膝投降，所以遷都意味著保衛國家的未來。

蔣介石

在“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就一直在考慮遷都問題。1931年，蔣介石曾設想遷移首都於西北，並明確點明，西北實為政府之第二根據地，萬一首都淪陷，即當遷於洛陽，將來和平時可以把西安和洛陽作為陪都。這樣的設想，因為日軍遠在東北暫時沒有威脅到南京而逐漸放弃。直到“一二八”事變的爆發，使得蔣介石意識到日軍的進攻目標就是中國首都——南京。於是在事變的第二天，即1932年1月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遷都問題。會上，汪精衛認為南京政府機關已在日軍長江艦隊的炮火射程之內，政府在南京辦公已不可行。這一點與蔣介石看法頗為一致。蔣認為一旦首都失守，政府若不想辦法遷移，將隨時受威脅，那時中國政府將會名存實亡。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相同看法，使此次會議作了一個重大决定，即政府由南京遷往洛陽。儘管決策迅速並匆忙遷都洛陽，宣示了國民政府對日抗戰决心，但這種毫無準備缺乏戰畧意義的遷都，也只是為了應對日軍進逼南京的威脅。

一二八事變

對於遷都洛陽是否安全，南京是否仍作首都，國民政府內部認識並不統一。1932年3月在洛陽召開的國民黨四届二中全會又對“以後是不是以南京為首都？遷都辦公是不是預備一個適當地點？”這些問題進行議決，會議對以洛陽為陪都做了籌畫，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决定以長安為陪都，以洛陽為行都。儘管確定了洛陽為戰時陪都，但隨著《淞滬停戰協議》的簽訂，南京所面臨的軍事威脅暫時解除，政府等辦事機構又從洛陽等地相繼遷回南京。洛陽雖處於中國中心地帶，曾多次為帝王都城，但並不是理想的戰時首都。因為洛陽為平原地帶，隨著日軍侵佔華北，平津將陷入日軍之手，洛陽同樣處於日軍炮火之下。所以設都洛陽，並非國民政府最好的選擇。而在當時，直接遷都西南，也多有難處。自民國成立以來，四川的軍事衝突就很頻繁，再加上，四川大小軍閥臨立，導致政局動盪。蔣介石認為此時的國民政府尚未完全掌握四川政局，所以貿然遷都，只會導致局勢更加混亂。

老洛陽十字街

隨著國民黨對政局的掌握和日本侵略的發展，遷都西南的問題也越來越少，一次偶然的會議使蔣介石開始明確表達要遷都重慶。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在國內外群眾的呼聲中，國民政府也放弃了對日一貫妥協退讓的政策，開始决心抵抗日軍的侵略。同年8月7日晚上8時，最高規格的國防會議與國防委員會的聯席會議在南京勵志社召開。國民黨中央領導人、高級將領及地方將領蔣介石、汪精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等41人到會，蔣介石在會上要求與會人員表決是否進行抗日，以及商討如何進行抗戰。此次不同尋常的會議推動了遷都決策，這其中四川省主席劉湘的態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劉湘於8月7日到達南京參會。劉湘的到來對於先前疑慮四川內部穩定的蔣介石倍感四川的忠誠。在會上，劉湘抗戰態度堅決，對中央遷入四川提出積極建議。他表示“四川人民願在政府的領導下，不顧一切為民族求生存而戰。與日本戰爭最後勝利的必然是中國，所以我們做好了持久戰爭的準備。四川在兩年之內，必能籌兵五百萬。”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當天晚上，劉湘即通過宋子文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長蔣介石呈遞了建議中央遷川，以作長期抗戰準備的建議書。這份建議書正合蔣介石心意，蔣介石向一些高級幕僚表示，“我們將遷都四川重慶。”這可能是蔣介石决定將國民政府遷往重慶的最早的明確表達。幾日後，蔣又命令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何廉作好遷都重慶的準備。

南京召開國防會議

1937年10月29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防最高會議，正式決議國民政府遷往重慶辦公。會上，蔣介石作了《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勝利要立於主動地位，就是退卻也要有主動地位。今天我們主動而退，將來也可以主動而進。”他主張進行戰略性撤退，以四川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1月12日，日軍攻入上海市區。消息傳到南京，軍委會首腦何應欽、白崇禧都認為遷都已是迫在眉睫。蔣介石緊急會見政府主席林森，進一步商討遷都重慶事宜。15日國防最高會議召開常務會議，主要是針對軍事機构的遷移做了部署，議定“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重慶，軍事委員會遷移地點，由委員長酌定。其他各機關或遷重慶，或隨軍委會設辦事處，或設長沙以南之地點。”即軍事指揮等重要機构暫時或設長沙等地。這樣的決策是符合戰爭規律的，在日軍不斷深入內陸之時，軍事指揮機關要在戰爭第一線，同時也為行政機關完全遷入重慶作時間上的準備。事實證明，最高軍事指揮機构軍事委員會在蔣介石率領下抵抗日軍，直到12月7日才匆忙撤離南京，後經江西，抵達武漢繼續抗戰。

林森（左二）和蔣介石

11月16日晚9時，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國防最高會議在鐵道部防空洞舉行。這最後一次最高規格的會議，在一片討論聲中最終決定遷都重慶。會議結束後，政府主席林森率領800餘人的政府要員，於深夜乘炮艦離開南京，揭開了南京國民政府西遷重慶這一偉大壯舉的序幕。儘管當時中國政府最高行政機構已在重慶運轉，但國民政府多個部門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事務性工作仍然是武漢與重慶兩地兼顧。國民黨中央絕大多數部門，特別是軍政、外交、財政等重要職能部門，都暫時遷到了武漢或長沙等地，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白崇禧、孔祥熙等國民政府主要負責人也均齊集武漢。這一時期的武漢實際上成了中國戰時的指揮中樞和政治中心。直至武漢淪陷，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黨部以及戰時指揮中心才完全遷入重慶。

因建設重慶方案的實施，直到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才正式頒佈明令，特定重慶為陪都。

蔣介石夫婦在防空洞前

雖然因為易守難攻的地理位置，得以成為戰時陪都，但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重慶所具有的精神文化也是被人們所認可的。“戰時首都”是重慶永不褪色的稱謂。從遠離戰火，到硝煙彌漫，從西南重鎮，到戰時首都，重慶這座古老的內陸山城在抗擊日本侵略者這場偉大的民族復興戰爭中完成了自身蛻變。正如美國總統羅斯福於1944年親自書寫卷軸褒獎重慶人民的那樣“在無數次中轟炸之下，仍屹立不倒，對於自由之擁護，絕非暴力可以侵襲。”

重慶國民政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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