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電影理論家麥茨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與電影》一書中探討影院機制和觀影心理時，突出了三個關鍵字：認同、窺視、戀物。如果不惜折損麥茨理論的複雜性與深刻性，我們可以對這三個關鍵字作通俗化解讀——觀眾的觀影愉悅來自這樣幾個方面：被影片中人物的性格、處境、命運所吸引，或對扮演該人物的演員有認可與讚賞心理（認同）；觀看奇觀性景象或隱秘、禁忌性內容的滿足感（窺視）；對電影中的藝術技巧、藝員、電影衍生物（如海報、電影周邊、藝員簽名）等的迷戀（戀物）。在這種理論視野的照拂下，《古董局中局》的藝術得失就非常明顯。

《古董局中局》圍繞劇中人物許願與藥不然對唐代明堂玉佛頭的爭奪展開情節，雜糅了尋寶與冒險的元素，帶有懸疑與喜劇的色彩，結局是代表正義的許願與烟烟揭開了驚世謎底，粉碎了藥不然的篡位陰謀。影片為我們展示了古董界的深不可測、明爭暗鬥，鑒定古董的精妙與細膩，以及圍繞古董鑒定、買賣而發展出各路人馬與江湖格局，這足以滿足觀眾的窺視欲。影片中那些令人大開眼界的古董文物、各種機關和暗語、擁有較高人氣的藝員，多少可以撫慰觀眾的戀物心理。但是，觀眾觀賞一部影片的心理愉悅首先建立在認同的基礎上，即觀眾對人物有同理心、有代入感，對影片情節能產生沉浸感，不會質疑其中的邏輯。遺憾的是，《古董局中局》在召喚觀眾的“認同”方面幾無建樹，人物缺少感染力，情節四處漏風，觀眾的觀影體驗可謂疏離和抗拒。

電影中的玉佛頭

影片最大的看點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許願和烟烟在尋找真正的佛頭時，需要破譯諸多密碼，拼凑各種線索，這是對人物智商的考驗；二是許願和烟烟在“按圖索驥”時，需要面對藥不然的惡性競爭，對付老奸巨猾的付貴，擺脫老朝奉派來的追兵，並與鄭國渠的制假團夥纏鬥不休。按理說，影片可以借此為觀眾奉上智力衝浪和動作奇觀的雙重享受，並製造張弛有度的情節節奏，然而，當影片用空洞的人物形象、錯亂的人物動機、潦草的情節邏輯來結構時，觀眾像陷入了一團迷霧中，被各種應接不暇的人物衝擊得頭昏腦漲，不明所以。

影片主人公許願一路尋寶，需要懂摩斯碼，精通篆書和中國古代文化，對圍棋知識和歷史如數家珍，當然還要在古董鑒定方面有極高造詣。問題是，許願7歲時父親就不辭而別，他寄人籬下，一直是被作為一名家電維修人員來培養的，少了父親的言傳身教和耳濡目染，又活得渾渾噩噩，他何以能建立如此廣博深邃的知識體系？許願的父親隱姓埋名，是希望兒子過上簡單平淡的生活，但他又留下無數線索，指引兒子找到佛頭，這本身也自相矛盾。

許願在歷經艱險，甚至死裡逃生之後，知道了一個“驚天”秘密：他爺爺當年將真佛頭包在假佛頭裡送給了日本人。觀眾等了兩個小時，隨同人物完成了一路的奔波和冒險，影片就端出了這樣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重磅炸彈”，這種一脚踏空的失落感令人沮喪。因為，縱然外假內真，許願的爺爺還是把真佛頭給了日寇，被槍斃，不冤啊。許願在會場那驚天一錘，卻生生坐實了自己爺爺的罪名，恐怕與想要給觀眾反轉驚喜的初衷背道而馳。

許願用驚人的洞察力和過人的智商，一路破譯父親留下的線索時，觀眾理應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但這個破譯過程依靠大量的“偶然”勉强維繫著，破譯之後又由更多的“巧合”來推動情節發展，這無異於沙上建房，根基不牢，故事塔樓隨時會傾覆。例如，許願看到父親房間裏真假混雜的古董時，瞬間想到摩斯碼。由於缺乏前期鋪墊，人物的這個腦回路多少有點突兀。他從摩斯碼中拼出“付貴”之後，一旁的烟烟馬上說她知道付貴，這種巧合簡直是天賜良機。他破解父親留下的摩斯碼之後，沒有破壞現場以誤導後來者，讓藥不然得以一路跟踪，這又顯得太不專業。他拿到青銅鏡的全部資料卻對關鍵資訊不甚明了時，一旁偷聽的付貴馬上說，覈心密碼是找鄭虎，而他剛好認識鄭虎……影片情節設定的隨心所欲、情節鏈條之脆弱牽強顯而易見。

葛優在電影中飾演付貴

“古董局中局”的片名相當於與觀眾簽下了合約，即人物形象、情節發展會存在意想不到的反轉和顛覆，一些看似平常的場景可能隱藏著令人拍案叫絕的騙局與算計。但是，影片中的“局”實在太少，精巧性不足，格局也不大。在關鍵性的尋寶段落中，人物不是身陷謎團中不知出路，不是因別人的陰謀而危機四伏，而是與敵對團夥正面對決，甚至在地洞裏爆發了激烈槍戰。一部以“做局”為賣點的電影，爭端的解决居然靠不合常理的槍戰，這已然落於下風。觀眾沒有在謀篇佈局中看到歎為觀止的“珍瓏棋局”，自然也無法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反轉中，湧動自歎不如的心理折服。

影片的開頭有一場民間拍賣會，發生在一家廢棄的工廠裏，折射了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制的社會背景；許願開設家電維修店的那條小巷，寒酸破敗，形象地展現了當年下崗工人的困窘處境；許願出場時，落魄潦倒，醉酒度日。這些場景給觀眾一種錯覺，以為影片想對普通人的生存狀態表示人道關懷，或者書寫失意者步步艱辛的突圍之旅。不過，影片很快就讓許願離開這個晦暗的環境，走上驚險刺激的尋寶之路。這說明，創作者對於影片作為商業片的市場定位非常明確。只是，影片既然標明了“1992”的時間座標，就應該體現對時代人心的敏銳捕捉，對時代風情更有質感的表現與開掘，而不能一方面營造逼真的時代氛圍和濃郁的市井氣息，另一方面又沉浸在背景架空的敘事快感之中，甚至希望情節的展開不受現實邏輯的約束，更不受時代氛圍的禁錮，這未免有點自我分裂。這也解釋了影片敘事失控、觀眾出戲的原因，因為影片在創作之初就陷入了規劃與實施南轅北轍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