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冬季攻勢失敗，澆滅國軍反攻欲望

1939年10月，第一次長沙會戰結束，日軍因為無意擴大佔領區，主動退回原來防線。蔣介石在南嶽舉行的第二次軍事會議上盲目樂觀起來：“此次湘北之戰，戰畧上起初本非採取攻勢，而僅為防禦的戰畧，後來乘勢轉進，竟獲得此决定的勝利，可知敵力已疲，我們進攻的時機已到。我們的戰畧，應該是見到敵人的破綻、見到敵人厭戰怕戰不敢前進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採取攻勢，决然攻擊前進。所以我們今後的戰畧運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徹底轉變過來，要開始反守為攻，轉靜為動，積極採取攻勢。”

（圖：美術作品之蔣介石在南嶽軍事會議上）

抗戰形勢真的發生根本性逆轉了嗎？1939年11月，為了“奪回重要據點，樹立最後勝利之根基”，蔣介石向全國各大戰區下達了反攻命令，“此次冬季攻勢，為我軍轉敗為勝的唯一關鍵，亦即我第二期抗戰最後勝利的開始”。結果令人失望，傅作義第八戰區攻入的綏西小城——五原，成為這場聲勢浩大攻勢作戰中國軍唯一收復的一座縣城。

結局如此尷尬，蔣介石坦言：“此次冬季攻勢的失敗，最大的一個原因，即由於前方部隊逐漸使用兵力，而非集中全力攻擊，以致沒有一個縣城被我們打下來。”（五原收復已是1940年3月下旬，一般統計冬季攻勢戰果截止1、2月間）。

冬季攻勢失敗，首長作戰計畫的軍令部第一廳重新回歸“守勢作戰”指導原則，“以確保現在之態勢，俾導爾後作戰於有利之目的，以一部加强遊擊區，尤其京滬杭地區之兵力，以一部與敵保持接觸，主力積極整訓後，轉移攻勢。為擊破敵之應相互策應，將突入之敵包圍夾擊而殲滅之”。

（圖：抗戰時期的軍令部長徐永昌）

二、反復拉鋸，宜昌攻防有心無力

1940年6月，日軍報復“冬季攻勢”，攻佔了距離重慶只有480公里的入川門戶——宜昌。要不要確保宜昌？事先沒有明確規定，第11軍根據“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的訓示，命令各部“在保持攻勢的態勢中，撤回漢水東岸地區。”17日晨，日軍第13師團撤至宜昌以東約10公里的土門埡，國軍乘勢收復宜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日軍內部主張確保宜昌的呼聲漸漸佔據上風，已撤出宜昌52公里的第13師團複又奉命調頭再向宜昌突進，17日下午重占宜昌。

宜昌陷落，日機轟炸西南大後方的空中距離大為縮短。軍令部對各戰區部署檢討意見時強調：“國軍現時應以一部維持現在態勢，主義以鞏固行都並確保長沙、西安要點之目的，抽調適宜控置，並充分運用遊擊部隊在敵後擴大擾襲，不斷牽制消耗敵人。”

（圖：活動在宜昌以西的國民政府軍隊）

1941年3月，日軍第33、第34師團、獨立混成第20旅團三路分進合擊，企圖包圍國軍第19集團軍主力於江西上高地區，以求鞏固對南昌的佔領和改善對峙態勢。這次會戰日軍稱為“錦江作戰”或“鄱陽掃蕩戰”，國軍稱為“上高會戰”。第19集團軍根據數年作戰經驗，按照“誘之於分宜、上高、宜豐以東地區，反擊而殲滅之”的預定計畫，成功擊退日軍。

上高會戰取得勝利，重慶一掃宜昌失陷的低落情緒，軍令部於1941年5月擬定“攻勢作戰計畫”：國軍以收復宜沙之目的，應依第三戰區遮斷長江、第九戰區攻佔岳陽、第五戰區切斷襄河東岸宜沙敵人後方，以第五、六戰區主力及本會整訓部隊，保持於襄河西岸，包圍襄河以西地區敵人而殲滅之。第一、第二、第八戰區，應以主力各向其當面汴新道清路、晋南三角地帶及包綏敵人攻擊，策應長江方面之作戰。攻勢準備，應於6月中旬完成，攻勢開始時期，待命實施。

（圖：上高會戰中的第19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

1941年9月，日軍再犯長沙。為了策應第二次長沙會戰，進而達到收復宜沙的目的，軍委會連續電令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克復宜昌。10月3日夜，第六戰區江防軍主力完成對宜昌的包圍，陳誠嚴令各部不顧一切，向敵猛攻。戰至9日，國軍先後攻克宜昌東郊慈雲寺、東山寺等要點，三個突擊營一度攻入市區範圍。日軍第13師團師團長內山英太郎甚至已經擬好了“最後一電”，决定了包括自己在內的高級官佐剖腹自戕的位置。

勝利在望之時，日機30餘架投擲毒氣炸彈，突擊部隊傷亡慘重，不得已退至城外。陳誠本欲調整再攻，但軍委會考慮到進犯長沙的日軍開始反轉，且先頭已抵荊門附近，下令第六戰區停止攻勢，迅速恢復原態勢。10月14日，反攻宜昌之戰落下帷幕。

陳誠後來感慨地說：“這次作戰，在策應長沙會戰的任務上，可謂已完滿達成。但在反攻宜昌的目的上，卻造成一個功敗垂成的結果，未免使人扼腕。我們以半個月的時間，不能拿下一個宜昌城，缺點大者如：官兵習慣於防守，一旦轉為攻擊，多數動作，均欠切實，以致逸失戰機；各部隊長顧慮阿兵哥犧牲太大，補充不易，不敢放膽攻擊；部隊編制不健全，每團實戰人員僅400餘人，頭重腳輕，不適於作戰。”

（圖：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

三、攻勢作戰，總是停留在紙面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重慶再次燃起“攻勢作戰”欲望，軍委會在蔣介石親自授意之下，擬具了“各戰區現時之急務”，第一次提出了國軍全般反攻方針：本年12月底各戰區先行全面遊擊，發動廣大破壞戰，並使敵誤認系我軍大舉攻勢；各戰區各選敵人主要交通線之次要據點，集中優勢兵力，行局部攻勢，於明年3月底同時開始攻擊；各戰區一面於明年3月底實行局部攻勢，同時準備明年6月底對武漢、宜昌、廣州實行總攻。

1942年3月，軍令部出臺“國軍三十一年夏季攻勢作戰方針”：國軍以消耗牽制敵人，迫其縮小防區，俾爾後作戰有利之目的，預期於本年夏季發動全面攻勢，指向主攻擊於華中方面，依各戰區之協力，殲滅襄西及湘北之敵，奪回宜昌、岳陽。預定5月20日以前完成攻擊準備，攻擊開始時機另定。

（圖：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與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

在總攻議題上，軍令部似乎與軍委會意見相左，沒有把武漢、廣州列為反攻目標，而是冷靜地認為：“英、美近在南太平洋一再受挫，勢更需我急行有力之反攻，以期減輕敵寇所加之壓力。且就盟軍之整個作戰言，我亦應斷行攻擊，以樹盟軍總反攻之先聲。惟國軍軍需品之補充不易，複以華北情形特殊，實難全面反攻，故止於奪回宜昌為滿足。至於攻擊岳陽，實亦有力之牽制。”

但是到了5月間，宜昌和岳陽方面並無積極動作，分析原因，主要是受到遠征軍入緬慘敗和日軍發動“浙贛作戰”所牽制。軍令部萬般無奈，延后“夏季攻勢作戰”為“秋季攻勢作戰”，初步决定8月底以前完成攻擊準備。不過到了7月，蔣介石又訓示徐永昌：“保衛粵漢路長沙、曲江和衡陽之防守計畫，應積極策劃準備；並令第三戰區有力部隊其重心應即向西移動，以備策應粵漢路之作戰為要。”

（圖：抗戰後期的國民政府軍阿兵哥）

軍令部擱下“秋季攻勢作戰”，提出“國軍以確保長沙、曲江、衡陽，鞏固華南交通樞紐之目的，依湘北、粵北既設陣地及贛江下游兩岸地區，遲滯消耗敵人，最後在長沙、曲江及贛西山地與敵決戰，求主決戰於長沙方面，先擊破湘北方面之敵，決戰時期預期在8月下旬以後。”並把“秋季攻勢”的前提定為“如敵北攻蘇後，再發動本作戰時，則第三、第五、第六戰區，應按秋季攻勢計畫實行總反攻。”

7月26日，蔣介石致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預計於本年秋季發動全面攻勢，指向重點於華中方面，依各戰區之協力，殲滅襄西及湘北之敵，奪回宜昌、岳陽。”然而，1942年秋季的正面戰場總體平靜，日軍並無北攻蘇聯舉動，國軍亦談不上實施秋季攻勢。

縱觀相持階段的國民黨抗日正面戰場，仍然處於一個十分困難時期，在沒有盟國充分軍援的情况下，苦戰五年的疲憊國軍想要對日發動全面攻勢，顯然力不從心。無論軍委會還是軍令部，計畫來計畫去註定只能原地踏步。直到1945年春，緬北、滇西反攻取得完全勝利，正面戰場補給狀況獲得較大改善，國軍的“攻勢作戰”才有了比較明朗的前景。

參考文獻

1、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

3、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臺北“國史館”2015年版。

4、《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

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