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在陝北插隊九年他做了上門女婿,考上大學岳母卻不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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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西城區的趙紅衛老師曾在陝北延安地區的延長縣馮家原大隊插隊落戶生活了九年多,他在馮家原結婚做了人家的上門女婿,恢復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大學。在陝北插隊期間,趙紅衛經歷了很多坎坷和磨難,退休後才帶著他的陝北婆姨回到了北京。說起當年在陝北插隊落戶的生活經歷,趙紅衛還記憶深刻,那一幕幕難忘的回憶又浮現在了他的眼前。趙紅衛就是在他父親停職反省期間,到陝北延長縣插隊落戶的。

北京西城區的趙紅衛老師曾在陝北延安地區的延長縣馮家原大隊插隊落戶生活了九年多,他在馮家原結婚做了人家的上門女婿,恢復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大學。在陝北插隊期間,趙紅衛經歷了很多坎坷和磨難,退休後才帶著他的陝北婆姨回到了北京。說起當年在陝北插隊落戶的生活經歷,趙紅衛還記憶深刻,那一幕幕難忘的回憶又浮現在了他的眼前。

趙紅衛的父親是一名國家幹部,因為對當時的政策有意見,當著部委領導的面發了幾句牢騷,結果被停職回家反省。趙紅衛就是在他父親停職反省期間,到陝北延長縣插隊落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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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紅衛是1969年1月28日到達延長縣馮家原大隊的,他被分派在馮家原大隊第三生產小隊插隊落戶,一起被分派在三隊的還有三名男知青和三名女知青,他們七人都是同一所學校的同學,他們都是六八届初中畢業生。

馮家原三隊一共四十多戶人家,總人口179人,因為那裡溝壑縱橫,土地貧瘠,鄉親們的生活都不富裕,一個生產隊就有五六名光棍。條件好一些的生產隊要安排十名以上的插隊知青,馮家原三隊安排了七名插隊知青,就已經讓三隊的馮隊長很為難了,知青們第一年的口糧雖然由國家供應,可知青的住處卻難住了馮隊長,知青們來得這麼急,到哪去居住呀。

馮隊長當即召集社員們來開會,鄉親們的意見是暫時安排北京知青到社員家中借住,吃飯就像以前招待上級下派幹部一樣,也讓知青們輪流到老鄉家吃派飯。就這樣,知青們的吃住難題就迎刃而解了。

大家經過商議,馮隊長决定讓三名女知青暫時住在他家,他家大女子和女知青們的年齡差不多,可以同住一孔土窑,同睡一鋪土炕。四名男知青分成兩組,趙紅衛和張彬到老光棍陳德明大伯家借住,另兩名男知青去老光棍馮繼良大伯家借住。

在馮隊長家吃完第一頓接風晚飯(一人兩個玉米面饃和一碗菜湯),趙紅衛和張彬就跟著陳德明大伯去了他家,有四名年輕後生幫著把行李(兩個裝衣物的大木箱子)也送到了陳大伯家。

陳大伯當年五十多歲,身體不是太好,可能是旱烟抽多了,一個勁咳嗽。陳大伯家有兩孔土窑,靠裡邊的那孔土窑是冷窑(窑裏沒有土炕,不能燒火取暖),裡面堆滿了農具燒柴等雜物。靠外邊這孔土窑是陳大伯居住的土窑,窑裏的牆壁黑乎乎的,已經看不出牆壁的本色了。窑裏也不寬敞,一鋪不大的土炕也就勉强能睡下三個人。陳大伯的被褥黑乎乎的,褥子和被子卷在一起堆放在靠炕頭這邊,炕上一張破爛不堪的葦席用舊布補了好幾個補丁。看看灶坑和脚地,明顯是剛剛打掃過。

幾名後生幫著把兩個大木箱子放在靠窑掌的脚地上,他們就各自回家去了。趙紅衛和張彬猶豫了一下,就打開木箱子,抱出各自的被褥,靠著陳大伯的鋪蓋卷鋪在了土炕上。昏暗的油燈下,看不出陳大伯的表情,他苦笑著說:“哦(我)家就這條件,讓你們北京娃娃受苦了。”

第一個晚上,趙紅衛和張彬睡得很香,土炕雖然很硬,甚至有點硌得慌,但熱乎乎的,倒也感覺很溫暖。最主要的是經過三四天的旅途奔波,他們太疲勞了。

趙紅衛和張彬的第一頓派飯是在陳大伯的三弟陳德亮家吃的,主食是玉米麵蒸饃,玉米糊糊,有鹹菜和辣醬,沒有菜。看著陳德亮家簡陋的生活環境,再看看他一家五口人吃的都是菜團子(玉米麵和蘿蔔纓子一起蒸的菜團子),趙紅衛他倆心裡很難受。來陝北插隊之前雖然想到了陝北的貧窮,卻沒想到陝北鄉親們的生活竟然這麼苦。

陳德亮大伯當年四十三歲,他上面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大哥就是陳德明大伯。陳德亮的二哥叫陳德友,當過兵,退伍後到煤礦當了工人,他們一家人都在礦區生活。陳德亮的婆姨是他的姨表妹,他家有三個女子,沒有男娃。大女子叫陳秋榮,當年十七歲。二女子叫陳春秀,當年十五歲。三女子叫陳改改,當年十四歲。別看陳德亮家的生活條件不好,可他家這三個女子都長得很漂亮,一個個都如花似玉的。特別是他家三女子,剛十四歲,就出落得亭亭玉立,水水靈靈的,鄉親們都說陳改改是下凡的仙女。

在陳德亮家吃了一天派飯,趙紅衛就和陳改改熟悉了,因為陳改改讀過兩年書,會寫字,也能大概聽懂趙紅衛和張彬說話的意思,她就成了個小翻譯,大家交流起來也就順暢多了。

三天后,趙紅衛身上起滿了紅腫的痘痘,奇癢難忍,用手抓撓,越抓越癢。趙紅衛害怕了,趕緊和張彬一起去了公社衛生院。衛生院的醫生看了一下趙紅衛身上紅腫的痘痘,說:“蝨子咬的嘛,可不敢再撓了,撓破了要感染哩。”醫生給開了一點止癢消炎的口服藥和紅藥水,就打發他倆回來了。

回到陳德明大伯的土窑裏,趙紅衛和張彬打開手電筒檢查被褥,還真在被褥上發現了蝨子,可能是趙紅衛挨著陳大伯的原因吧,張彬被子上就發現了一隻蝨子。趙紅衛和張彬又檢查陳大伯的被褥,這一看不要緊,他倆的頭皮都發麻,陳大伯被褥上不光有很多蝨子,還有白花花的蟣子(蝨子產的卵)。張彬把陳大伯拉過來,問陳大伯:“大伯,你這被褥上咋這麼多蝨子,你不怕蝨子咬嗎?”“啊呀!不怕你倆娃娃笑話,咱馮家原缺糧缺柴缺水,就是不缺這(蝨子),家家都有蝨子,賬多了不愁蝨子多了不咬嘛,哦(我)們這都不怕蝨子咬哩,蝨子也不咬哦(我)們。”陳大伯說完,很無奈地笑了笑,他的笑容還不如哭好看呢。

之後的日子裏,陳大伯也特別注意衛生,只要有時間,他就在自己的鋪蓋上捉蝨子,也脫下自己的衣服捉蝨子,他捉蝨子不是為了自己,因為他不怕蝨子咬,他是為了不讓蝨子叮咬北京知青。

三個月後,趙紅衛和張彬他們才慢慢適應了這樣的生活環境,也能和蝨子跳蚤和平相處了。可趙紅衛並不打算和蝨子跳蚤和平相處,他在想盡一切辦法消滅蝨子跳蚤,撒六六粉,噴一六零五(一種劇毒農藥),還用上了火燒和熱水燙,即使這樣還是沒能滅絕這可恨的蝨子跳蚤。直到隊裡為知青們修建了新窑洞,知青們都搬到了新修建的窑洞裏居住,大家才算擺脫了蝨子跳蚤的困擾。

因為在陳德明大伯家借住了兩年,陳大伯的小侄女陳改改又經常給陳大伯送好吃的,趙紅衛不光和陳大伯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和陳改改的關係也像親兄妹一樣親了。

1972年秋天,縣裡招聘一名文教幹部,大隊把這個人人都羡慕的招幹名額給了趙紅衛,結果趙紅衛卻沒能通過政審,縣裡說他的父母都有問題。具體是什麼問題,縣裡的幹部也沒說清楚。趙紅衛開春剛從北京探親回來,也沒聽說他父母有啥問題呀,只是他爸還在停職反省,也沒說有什麼重大問題呀。

錯過了招幹進城的機會,趙紅衛心裡難受了很久,他很想寫信問問父母到底有啥問題,可他又不忍心,他怕傷了父母的心。

第二年秋後,為了改善馮家原大隊常年缺水的情况,在北京知青的提議下,大隊書記帶領全體社員展開了一場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大會戰。臘月初八那天,陳德亮大伯正在洩洪溝裏壘石砌壩,溝坡上突然滾下一塊大石頭。在旁邊挑土的趙紅衛看到了這危險的一幕,他不顧個人安危,猛然沖到陳大伯身邊,一下子把陳大伯推出去很遠。陳大伯得救了,那塊石頭卻在趙紅衛的脚上滾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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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紅衛的左脚大脚趾粉碎性骨折,脚上好幾處骨折,小腿骨還骨裂了,在縣醫院住了半個月,馮隊長才用架子車把趙紅衛拉回家。因為不能走路,趙紅衛只能天天坐在土炕上看書,去趟茅房都需要人幫忙。

眼看快到春節了,大隊書記說水利工地就放三天假,大年初三就開工。考慮到趙紅衛一個人在知青點沒人照顧,陳德亮大伯就硬是把趙紅衛接到了他家,他說趙紅衛是他的救命恩人,做人不能不講良心。趙紅衛實在不願意在陳德亮大伯家住,一是他家不如知青點的居住條件好,再一個是他不想麻煩人家。看著陳欧巴桑和她家三個女子百般照顧自己,趙紅衛心裡既溫暖又很是過意不去。可盛情難卻,自己還不能走路,他也只能暫時住在陳大伯家了。

過了陰曆的二月初二,趙紅衛拄著拐杖能走了,他就回到了知青點,給陳大伯家添了很多麻煩,趙紅衛心裡非常不好意思。

半年後,趙紅衛走路還是一瘸一拐的,後來又去縣醫院複查了兩次,縣醫院的骨科專家說落下了後遺症,已經沒有什麼好辦法了。好端端地成了殘疾,趙紅衛心裡別提有多難受了。

1975年春天,陳德亮家的大女子陳秋榮和鄰村的一個後生訂婚了,訂婚前,秋榮她媽當面問趙紅衛:“紅衛,你要是喜歡秋榮,就讓秋榮嫁給你做婆姨,讓她伺候你一輩子。”趙紅衛搖搖頭說:“我一個殘疾,配不上秋榮姐(陳秋榮的生日比趙紅衛大)。”

那年秋天,馮家原大隊在洩洪溝上游修建的小型水庫成功蓄水,鄉親們再也不用為人畜吃水愁腸了,趕上天氣大旱,水庫裏的水也能為抗旱保苗發揮一定的作用。水庫的成功蓄水,大隊書記把頭功記在了北京知青的頭上。

1976年秋天,馮家原大隊得到了一個工農兵學員名額,經過知青們和大隊幹部開會研究,大家都同意讓趙紅衛去上大學,因為他是見義勇為的英雄,左腿還落下了殘疾。可最終趙紅衛還是沒能通過政審,原因還是出在他父母身上,縣知青辦負責搞外調的工作人員說,趙紅衛的父母都是走資派。

那年年末,有人給陳德亮家的二女子春秀說媒,春秀她媽又當面問趙紅衛:“紅衛,你要是喜歡哦(我)家春秀,就讓春秀給你做婆姨,讓春秀伺候你一輩子。”那次趙紅衛哭了,他說:“欧巴桑,以後不要這樣說,我一個殘疾人,配不上春秀妹子。再說了,我也不想一輩子紮根農村,以後有機會,我會離開這裡的。”第二年春天,陳春秀嫁給了一隊隊長家的大小子。春秀出嫁那天,趙紅衛心裡空落落的,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滋味。

陳春秀出嫁後,陳改改經常到知青點來看望趙紅衛,給他送一些好吃吃的,陪他說說話,有時也拉著趙紅衛去她家吃飯。在旁人眼裡,趙紅衛就是陳改改的哥哥,沒有人會往旁處想。

到了1977年夏天,在馮家原三隊插隊落戶的北京知青就趙紅衛和張彬兩個人了,兩次煤礦招工,張彬都沒去,他說寧肯在馮家原當一輩子農民,也不去當煤礦工人。當時趙紅衛父母的問題還沒解决,趙紅衛也很想回去看看,他姑媽說再等一等,等他爸的問題搞清楚了再回去。

那年中秋節,陳改改把趙紅衛和張彬拉到她家吃晚飯,也把陳德明大伯叫來了。那天改改她媽烙了糖餅,煎了雞蛋,還包了羊肉餡餃子。吃罷晚飯,陳德明大伯笑著對趙紅衛說:“紅衛,你看哦(我)侄女改改長得多俊樣啊,乾脆你給哦(我)家做個上門女婿吧。”“還做上門女婿,不做上門女婿紅衛都不願意,人家北京來的知青,咋會看上咱農村女子。”可能是喝了酒的原因,一向溫和的陳德亮大伯說話也不会了,他好像有些生氣了。

看看坐在旁邊的張彬,趙紅衛臉紅了,他磕磕巴巴地說:“大、大伯,不、不是的,我配不上……”“不要找藉口嘛,哦(我)家三個女子你一個也沒看上嘛,哦(我)們上趕著,是你不同意嘛。你要是同意,就娶了改改嘛,哦(我)們都沒意見。”陳德亮大伯可能是真的喝多了,他說話很直白,聲音也很大,改改捂著臉跑到外面去了。

看著一臉驚恐地改改她媽,再看看坐在自己身邊的張彬和陳德明大伯,趙紅衛沒再猶豫,他紅著臉說:“大伯,只要你沒意見,我願意做你家的上門女婿。”

那年秋後,趙紅衛娶了漂亮的陳改改,他住到了改改家,做了陳德亮家的上門女婿。婚後的生活很幸福很甜蜜,岳父岳母待他就像親生兒子,比兒子還親。特別是改改的溫柔和賢慧,讓趙紅衛感受到了從沒有過的美好和幸福。

也是那年的十二月份,張彬參加了高考,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張彬就金榜題名,圓了他的大學夢。趙紅衛因為他父母的問題,他沒去參加高考,失去了一次上大學的機會。

1978年春天,趙紅衛接到了他爸的來信,信中說他恢復了工作,他媽也恢復了工作,他們家的問題徹底解決了。

那年夏天,也就是恢復高考的第二年,趙紅衛參加了高考,順利考上了延安師範學校。接到錄取通知書後,趙紅衛的岳母不幹了,她說啥也不讓趙紅衛去延安上學,還哭著說:“改改都懷上了,你再去上學,要是到時候不回來了,哦(我)家改改咋辦呀?你不能走,你要去上大學,哦(我)就不活了……”

看著淚流滿面的岳母,趙紅衛心裡也很難受,上大學是他的夢想,改改是他的心尖子,哪頭他都不會放下的。改改看她媽說啥也不讓紅衛去上大學,她就去找來了大隊書記,大隊書記笑著對改改她媽說:“啊呀,紅衛是啥人你還不知道嘛,你放心讓他去上學,趙紅衛要是不回來了,哦(我)就把哦(我)的頭割下來。”在大隊書記的勸說擔保下,趙紅衛順利踏進了大學的校門。

當年年末,陳改改生了一個白胖的男娃,取名趙望京(趙紅衛提前就為娃娃取好了名字,他說一定會生男娃),改改她爸媽都高興地哭了。只可惜趙紅衛的母親有病,他趕回北京去了,改改生娃娃,他沒能守在改改身邊。

大學畢業後,趙紅衛被分配到延長縣的一所重點中學當了老師。他家娃娃五歲那年,陳改改也被招工到縣裡的毛巾廠當了一名工人,端上了公家飯碗。因為娃娃需要照顧,改改她爸的身體也不如以前了,趙紅衛就把嶽父母都接到了城裡,他們都在城裡一起生活。1989年,趙望京的戶口遷到了北京,趙紅衛把兒子送回了北京,讓趙望京跟著爺爺奶奶在北京讀書。

到了2014年,趙紅衛的岳母也去世了(他岳父是2012年初冬去世的),趙紅衛就帶著他婆姨回到了北京,住在了父母留下的那棟房子裏。

趙紅衛老師講述完了他在陝北插隊落戶的往事和生活經歷,眼睛裏充滿了淚水,他說做人就要像陝北老鄉一樣,淳樸善良做事憑良心,只要不做昧良心的事情,什麼時候心裡都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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