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對清朝來說，真正可謂是至暗時刻。期間大清王朝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運動，險些釀成了亡國慘劇。然而，就在內部形勢趨於穩定的時候，一場新的危機卻又在西北爆發了。

1865年，地處中亞的浩罕汗國統治者認為清朝已無力顧及其西部的疆域了，於是派將領阿古柏入侵新疆。由於清廷忙於鎮壓國內腹地的叛亂餘部，無暇顧及西部局勢，這就給阿古柏帶來了可乘之機。短短兩年時間內，阿古柏就佔據了新疆的大片領土，並自立為王，建立了“洪福汗國”。

對於阿古柏在新疆的行徑，清朝這邊雖然沒有立即作出反應，但也並非置之不理。到了十九世紀70年代，清朝內地的叛亂勢力基本被肅清，不少大臣開始向皇帝上書奏請收復新疆。

自古以來，領土都是一個國家最敏感，也最無法妥協的問題，所以收復新疆對清朝來說是勢在必行的事情。然而，以李鴻章為首的少數大臣卻反對收復新疆。後世有不少人因為這個原因抨擊李鴻章是賣國賊。可是，像李鴻章這樣精明老練，深諳官場之道的封疆大吏，怎麼會用如此冒昧的管道賣國呢？所以賣國賊的說法顯然說不通。那麼問題來了，李鴻章為什麼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反對收復新疆呢？

其實，李鴻章當時在反對收復新疆的時候就提出了幾個很有說服力的觀點：一、塞防（指新疆的邊塞防務）不如海防（指水師及沿海炮臺的建設）重要和緊迫，因為北京距離海岸近，而距離新疆遙遠；二、新疆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派重兵前去收復所花費的成本實在太過巨大；三、如果要在新疆長期駐軍守衛，後續產生的費用同樣是一筆天文數位；四、新疆土地貧瘠，戰畧地位也沒有特別重要，不值得花那麼高的代價急於收復；五、暫緩收復新疆並非要放弃新疆，眼下耽誤之急是要將有限的財力投入到海防建設上，待到日後國力强盛時再派大軍出征，收復新疆不在話下。

李鴻章提出的這些觀點總結起來就是五個字：大清沒錢了。我們都知道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的道理。既然當時清廷沒錢，那麼在手頭資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取捨自然就成了一個難題。

如果要從領土神聖不可侵犯的角度來說，李鴻章反對收復新疆，那就鐵定是賣國賊了。可是站在理性的角度分析，他的觀點並非沒有道理。一個國家在無力捍衛自己權利的時候，“兩害相權取其輕”總是要好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過，由於朝廷中的多數大臣都支持收復新疆刻不容緩，囙此李鴻章的提議最終被駁回了。

1875年，清廷任命陝甘總督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全權節制三軍，著手收復新疆。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清軍勢如破竹，成功擊潰了阿古柏勢力，順利收復新疆。之後，清朝又通過外交手段，從沙俄手中收回了伊犁。

新疆成功收復的意義有多麼重大自然不言而喻，那麼這個現實是不是讓李鴻章“打臉”了呢？其實還真沒那麼簡單。

從戰前籌備到最後收回伊犁，清朝收復新疆整個過程共用了六年時間，累計花費白銀五千二百三十萬兩。其中有二千六百七十萬兩是在1875年至1878年剷除阿古柏勢力的時候花掉的，還有二千五百六十萬兩則是在1878年至1881年清朝為守衛新疆並向沙俄施壓的時候花掉的。這結果和當年李鴻章在朝堂上算的經濟賬基本一致，一場大戰下來，清朝的國庫基本被掏空了。

那麼這五千多萬兩白銀在當時是什麼概念呢？我們可以用一個現成的例子來作參攷。1888年，清朝正式建立了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北洋水師。整個水師主要軍艦大小共有25艘，輔助軍艦50艘，運輸船30艘，總噸位排名亞洲第一。共花費白銀二千萬兩。也就是說，清朝為收復新疆花費的銀子，足够建立兩個半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的建立大大增强了清朝的海防力量。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朝廷卻總是以沒錢為理由，拒絕為北洋水師增添新的軍艦和炮彈。與此同時，日本卻在近乎瘋狂地將資金投入到海軍建設上。

1894年至1895年，清朝和日本爆發了“甲午戰爭”。結果大家都很清楚，在軍艦方面擁有壓倒性優勢的日本聯合艦隊全殲北洋水師，清朝在慘敗後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其中光賠款一項就高達兩億三千萬兩白銀。自此，背上沉重包袱的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滅亡。

如果當初清廷採納了李鴻章的建議，將更多資源投入到海防建設上來，那麼“甲午戰爭”的就很可能是另一番結果了。當然，對我們現代人來說，收復新疆的意義自然要高過甲午戰爭的失敗。畢竟新疆是我們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土，而絕大多數現代人應該都不會希望自己在二十一世紀還生活在大清朝。

參考文獻：《清宣宗實錄》、《中國經營西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