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山東段南起蘇、魯兩省交界處的大王廟閘，北至德州市德城區第三店，流經棗莊、濟寧、泰安、聊城、德州5市18個縣（市、區），全長643公里。山東段運河開鑿於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距今已有700多年的歷史。它不僅是南北物資運輸的大通道，同時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路。

元代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各國使節和商旅大都從東南沿海各口岸登入進入中國，他們或通過運河往返於京城與沿海口岸之間，或在運河各都市逗留訪問、經商貿易。山東運河沿線的閘壩河道、城鎮鄉村、風土民情等，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外國人帶著新奇的眼光來審視京杭大運河，其生動的描述體現了中外文化在這裡的交流與碰撞。

雖不及蘇杭，亦名於天下

運河沿岸城鎮的繁華景象，曾被外國旅行家詳細地記載和描述。如今，我們可以從文字中感受到他們對中華文明的羡慕。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會通河開鑿後，山東運河沿岸臨清、東平等城鎮迅速崛起。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如此記載：“它們都是商業興盛的地方……一條又寬又深的河流經過這裡，這給運輸大量的商品，如絲、藥材和其他有價值的貨物提供了便利。”

馬可·波羅離開臨清後，到了濟南，而後東行到達東平州：“這是一個雄偉壯麗的大城市。……有一條深水大河流過城南……只要觀察河上的船舶穿梭似的往返不斷，運載著最有價值的商品的船只數量和噸位，確實就會使人驚訝不已。”

元代打通了東西方的陸路交通以後，京杭大運河的作用也凸顯出來，很多西方商旅開始選擇從陸路和水路的不同方向進行折返。旅行過程中，他們不僅記錄了當時社會的種種情形，也對大運河進行了詳細描述，返回西方後又將所見所聞撰寫成書，成了西方人瞭解中國的重要依據。

明朝建立之後，除了對蒙元殘餘勢力積極防禦，不時發生戰事外，對周邊國家大都奉行睦鄰友好政策。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之後，京杭大運河的地位日漸重要，運河沿岸城鎮也隨之崛起。北上或南下的外國使團大多在此參觀遊覽或進行貿易，大運河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

明弘治年間，朝鮮人崔溥一行人由寧波沿運河北上，依次途經山東運河沿岸的魚台、濟寧、東平、東昌府、臨清、武城、德州等城鎮，山東運河沿岸的水工設施和城鎮景象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崔溥在所撰《漂海錄》一書中，稱讚山東運河都市臨清：“樓臺之密，貨財之富，船舶之集，雖不及蘇杭，亦甲於山東，名於天下矣。”對山東運河沿岸的水工設施，崔溥亦頗為留意。《漂海錄》記載：“水淤則置堤塘以捍之，水淺則置閘以貯之，水急則置洪以逆之，水會則置嘴以分之。”以上寥寥數語，將運河閘壩的形制與功用描繪得十分清楚。

外國人眼中的風土人情

山東運河沿岸的都市風物、風土人情也被外國人所關注，體現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尊崇與喜愛。

明代中後期，隨著天主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運河沿岸地區成為西方傳教士活動的重要區域。日本僧人策彥周良於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與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先後兩次（第一次為副使，第二次為正使）率領日本遣明貿易使團入明，並將其在入明期間的見聞寫成《入明記》一書。作為一比特高僧和學者，策彥對於古迹寺廟情有獨鍾，遇有名勝古跡、亭台寺院，他必登臨遊覽。首次入明到達濟寧，天已近黃昏，但他還是帶人上岸，登上了太白樓，並對太白樓的匾額、題識進行了記錄：“酉刻，下廩給口糧，即刻，攜三英、宗桂上岸，登太白樓。在城之南門。有小門，門楣揭‘謫仙樓’三大字。入此門則移步少許而有樓，而於南，橫揭‘太白樓’三大字。”船到臨清時，他也上岸遊覽，記下了當地的寺院祠廟及其他文化景觀：“過一伽藍，門揭‘觀音閣’三大字，入門則有二重閣，閣中按觀音大士像。……又詣一祠，祠門橫揭‘昊天祠’三大字。又此額下別有額，顏‘三元都會府’五大字，金字也。”

明末清初，眾多西方傳教士漂洋過海來華傳教。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在朝廷禮部尚書王忠銘的幫助下，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乘船由運河北上進京。這一年的六月，利瑪竇一行來到了濟寧，受到了漕運總督劉東星的盛情招待。《利瑪竇中國劄記》記載：“他發現這次訪問是這樣愉快高興，以致他覺得自己是在歐洲的家裡，或者跟他的朋友在教會的教學中，而不是在世界另一面的异教徒中。”

七月三日，利瑪竇一行到達了臨清，他還描述了一次“衝突”。當時正值宦官馬堂督稅臨清，利瑪竇在《日記》中記載：“皇帝派太監們出去收稅，其實就是掠奪。其中一個名叫馬堂，住在著名的臨清港。當地的居民和駐軍奮起反對他，燒毀了他的家，殺死他所有的家奴。他若不是化裝逃跑，避開了憤怒的人群，自己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但是恐懼並沒有結束他的貪婪，人們說他自從遭了那場災難後，變得比以前更壞了。”

東昌府城是外國人眼中“第一等級的都市”

到了清代，儘管鴉片戰爭前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中外文化的交流仍然存在。基於通商貿易、建立外交關係等目的，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相繼派出來華使團，其中，以荷蘭的約翰·尼霍夫使團以及英國的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使團最具有代表性。

這一時期大運河山東段沿途的建築，也被外國使團的文字記載了下來。約翰·尼霍夫在其《荷使初訪中國記》中簡要記載了清朝順治年間荷蘭第一個訪華使團的見聞。在現屬濟寧的地區，“這個城房舍疊櫛鄰比，並有兩座高塔。河兩岸的郊區一望無際，人烟稠密。此處還有兩道大水閘，閘水時水深達六尺。所有的客棧和茶館都擁有自己的戲旦來取悅觀眾，顧客只需付六七文日本錢就可坐著整天看戲。”

《荷使初訪中國記》中同樣記載了大運河山東段的臨清：“該城距東昌城一百二十裏，坐落在皇家運河的兩岸，有兩座城堡互相守衛著，河心還建有兩個堅固的水閘。城北有一座由九條渡船搭成的浮橋，人們可以經浮橋來往於河兩岸的城區。”後來，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華，英國人喬治·斯當東也撰寫了旅行日記《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其中有對臨清舍利塔的記載：“臨清州外有一九層寶塔。中國人喜歡在多山地帶建塔。這個高大建築一般總是建在山頂上。整個高度是塔底直徑的四倍到五倍。一般總是單數，五層、七層、或九層，越到上層越小，塔底面積最大。”

山東運河號稱“閘河”，當時的運河沿線遍佈各種水閘。《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說，“同歐洲的水閘不一樣，運河水閘沒有高低水門。它的水門構造非常簡單，容易控制，修理起來也不需要很多費用。它只是幾塊大木板，上下相接安在橋砧或石堤的兩邊溝槽裏，當中留出開口來足够大船航行。”

1816年，繼馬戛爾尼使團之後，英國政府派阿美士德勳爵率使團來華。使團共在山東境內停留16天。德州是使團進入山東境內所經過的第一座城鎮，後至東昌府城，到汶上南旺鎮，最後一站是濟寧。

使團對東昌府城的描述是“第一等級的都市”。“運河彎曲著從城郊穿過。我覺得這裡的房子比我們見過的其他任何都市都更加規整，修建得也更好。……人口眾多，從各方面的記載來看，應該還是很值得一看的。”使團醫官克拉克·阿裨爾在其旅行日記中記載：“這個城市（東昌府城）以其高大的城門、方形塔以及城區面積大而著稱。”

汶上南旺鎮地處汶河與運河的交匯處，是整個京杭運河的制高點，素有“水脊”之稱。明代永樂年間，宋禮、白英在此修建了南旺分水樞紐工程。亨利·埃利斯在其日誌中對此進行了詳細記載：“—過了開河鎮6英里後，我們到了汶河與運河的匯合處。這個匯合處據說是運河的最高點，河水在這裡分別流向兩個方向。”

大運河作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不僅促進了南北物資的交流和沿線城鎮聚落的興起，也便利了人員的往來，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成為外國人觀察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的重要視窗。這些往來於運河之上的外國使節、旅行家、傳教士，在一定程度上擔當了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們的記載和描述在加深我們對山東運河瞭解和認識的同時，也可為當前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和開發提供一定的參攷和借鑒。

（作者胡夢飛系聊城大學運河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