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當人們談論起愛滋病，最根深蒂固的反應，是恐懼。愛滋病人手持針管紮傷行人、春宵一夜之後遭惡意傳染，此類新聞難辨真假，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刷屏我們的社交網絡。人們的“恐艾”心理，使得此類資訊自帶巨大的傳播力。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社會文化的影響下，愛滋病已經不單純是一種疾病。它充滿了無數隱喻與聯想：濫交、吸毒、賣血，抑或是同志。它是死亡的信使，是人類的敵人，也被釘在了“耻辱柱”上。

誠然，愛滋病令人類恐懼，它深植於我們對死亡和痛苦本能的抗拒之中。但是，面對即使是無法根除的恐懼，我們也並非無能為力。你認為，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對愛滋病的恐懼？如果這恐懼無法根除，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本文原發於2018年12月1日的書評週刊公號。

01

與愛滋病人同桌吃飯

恐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克服？

“我約到了採訪對象，他是一名愛滋病人。”

大三那年，紀錄片課的期末工作要求我們分組製作一部完整的片子。選題方向比較冷門，採訪對象非常不好找。這時，我們聯系到了一名願意出鏡的愛滋病人。

在那之前我們都沒見過真正的愛滋病人。它是生物課本上的一個名詞，是高考必背的考點：HIV，愛滋病病毒，RNA病毒，攻擊人體淋巴系統裏的T細胞；AIDS，愛滋病，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血液、體液傳播；後期會因免疫系統全線崩潰併發嚴重疾病，一場小感冒都可能奪走患者的生命……

定下採訪時間和地點後，我們商量了採訪提綱和報導倫理問題。想起某比特老師學生時代也做過愛滋病人報導，完成以後採訪對象同意發表，可老師還是選擇按下不發。多年後採訪對象在離世前聯系他說：“謝謝你，為我保留了最後的尊嚴。”如果我們將要面對的，也是這樣一個脆弱敏感、不忍拒絕的人，我們要怎麼做，才不會傷害到他？除了這些擔心，我們也有另外一種不安。採訪前，我檢查了自己，身上沒有傷口，口腔裏也沒有潰瘍。

電影《最愛》劇照，劇中主人公因賣血感染愛滋病。

採訪過程比想像中順利，採訪對象們意外地很開朗。一比特採訪對象家境還可以，有錢吃藥，病情控制得很好，父母也比較支持他，除了日常工作，他還在做愛滋病相關的公益活動。另一比特採訪對象醫保在老家，可那裡的醫院排斥愛滋病患者，很多檢查只能在北京做。他是孤兒，感染以後即使有醫保報帳，藥物費用對他來說仍然是一筆不小的負擔，言語間他流露出對前一比特採訪對象的羡慕：“他吃的是好藥。”

藥物可以控制病情發展，讓患者正常生活。可再好的藥也有副作用。初吃藥的愛滋病患者身體會有比較强的反應：整夜頭疼失眠，睡夢裏也是噩夢交纏。“愛滋病人不會害怕看恐怖片，因為更恐怖的夢裏都經歷過了。”身體上的病痛還能扛，最難的是在心理上接受自己患艾的事實。“家人和伴侶的支持很重要。”撐過了最難的階段，生活會慢慢好轉。

當天的幾比特採訪對象都是樂觀可愛的人，他們的笑容很能感染人。採訪中，我們在一起吃了頓飯。做飯的是其中一位採訪對象，飯菜很可口。

片子完成以後，我們尊重採訪對象們的意願，只在班級範圍內放映沒有公開。這次短暫的接觸也讓我重繪了對愛滋病人的看法：他們可以正常工作，可以正常生活，現有的醫療科技已經可以控制病毒載量，讓他們與常人無異。我不得不承認，在採訪前，我的內心並非毫無芥蒂，因為我從未在生活中接觸過愛滋病人，而未知往往伴隨著恐懼。

這次經歷也令我思考：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對愛滋病的恐懼？

02

患艾，是一種“懲罰”？

愛滋病的疾病隱喻

大多數人在生活中很難有接觸愛滋病人的機會。我們對於愛滋病的瞭解多來自於影視作品或新聞報導。而這些文字中，經常出現愛滋病的“懲罰隱喻”。

隱喻，實際是人們理解事物的管道，通過將不瞭解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相聯系，從而獲得未知事物在內心的定位。人們對於疾病的認識，經常以隱喻的管道進行。比如，肺結核在歷史上曾被視為一種“天才病”，肺結核病患者往往面目蒼白、情欲高漲，患者有一種當時的流行審美中別樣的優雅風範，“情欲高漲”的臨床表現讓人們誤以為肺結核的病因是內心的熱情湧動的結果。詩人拜倫曾說過，如果要死亡，他寧願患肺結核過世。

醫學的發展會抑制這種浪漫化的聯想，但現代醫學邏輯卻導致了新的疾病隱喻——懲罰隱喻。現代醫學研究發現，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從生活中找到誘發的原因。比如，癌症多是因為不健康的生活習慣：肺癌是因為吸烟，胃癌是因為飲食不健康不規律……換言之，疾病是一種“懲罰”，是自己日常不管束自身行為的結果。

《疾病的隱喻》，[美]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12月。

這種對於疾病的懲罰式隱喻，會深深折磨患病之人。曾經有一個朋友身體有問題去看醫生，醫生說他這個問題是天生的，與生活習慣無關。朋友說這讓他輕鬆了很多——這身毛病不是他熬夜熬出來的。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也提到，對於癌症的懲罰隱喻讓患者無法從容地進行治療，他們會陷入巨大的自責和愧疚之中，然而我們為什麼不能只把它當作一場病？正如尼采在《曙光》中寫道：“想一想疾病（本身）吧！去平息患者對疾病的想像，這樣，他就至少不必因為胡思亂想而遭受比疾病更大的痛苦。”

而愛滋病群體所承擔的痛苦，要更甚於一般疾病。他們不僅要因隱喻中的行為不當而自責，同時也要承受背後的道德批判。

香港電影《應召女郎》劇照，圖為馮寶寶飾演的主婦美鳳。

在1988年香港電影《應召女郎》中，馮寶寶飾演的主婦美鳳為了應付丈夫高額的醫療費用，瞞著丈夫兒子做應召女郎，不幸染上了愛滋病。後來，她又把愛滋病傳染給了丈夫和兒子，最後開槍自殺。2011年顧長衛的電影《最愛》將鏡頭對準了愛滋病村，蒙蔽落後的村人賣血掙錢染上了愛滋病，“血頭”的父親內心有愧，把染病的村民集中到廢棄小學中統一照顧。在這個疾病孤島中，生命倒數計時中的村民還在貪欲的驅使下勾心鬥角。

這些作品將愛滋病人的身份限定於特定的邊緣人群之中，意圖通過他們的故事表現社會的複雜。然而它們對愛滋病的呈現帶有奇觀化的色彩，並隱含如下邏輯：你患病，因為你是性工作者；你患病，因為你是愚昧落後又受貧困所苦的社會底層。而在這些作品的影響之下，愛滋病帶上了性與底層愚昧的標籤，福斯的刻板印象，最終會將痛苦加諸於整個愛滋病群體。

03

恐懼與厭惡交雜福斯視野下，

愛滋病的多重污名化

愛滋病的懲罰隱喻與道德批判，是人們以對抗的視角來理解愛滋病的結果。愛滋病病毒不是我們所接納的自然的一部分，愛滋病人則是與大多數人有所區別的“他者”。在這種隱喻理解的作用下，大多數人對於愛滋病，往往恐懼與厭惡情緒夾雜。

在網上蒐索愛滋病相關的新聞，我們可以看到如下標題：某地艾滋患者10834例：增長減緩，73.5%因男男性接觸；戒毒所裏的愛滋病感染者調查：如何勇敢面對被感染。這些新聞突出某類“高危群體”，加强了愛滋病患者“他者”形象的構建。此外，愛滋病報導通常缺乏患者視角，這也是“他者化”建構的體現之一。新聞傳播學學者楊慧瓊在對2003年至2009年中國媒體愛滋病報導的研究中發現，媒體對於愛滋病防治的報導往往大而空，僅有12%的報導涉及患者和患者家庭；同時，媒體行文傾向渲染患艾的恐怖氛圍，讓患者講述治病的痛苦感受。

新聞報導往往與人們普遍的觀念存在相互建構的關係。另一比特學者孫晶則在愛滋病報導失範研究中發現，媒體對愛滋病患者的呈現並不基於疾病本人和社會事實，在報導時不自覺受到了社會文化偏見的影響。社會文化對於愛滋病的偏見，則集中體現於愛滋病的污名化。

愛滋病特殊的性傳播途徑帶來的聯想，賦予了這種疾病多重的污名。它總是與小姐、同性戀者、吸毒人群等邊緣群體產生聯想關係。污名的過程同時伴隨著懲罰隱喻的影響——對於愛滋病患者，人們總是傾向於猜測他們是否有什麼隱秘的身份和不當的行為。

共亯單車傳播愛滋病的假新聞。

如今，愛滋病群體又承擔了一項新的污名：瘋狂報復的反社會分子。最近網上流傳著這樣一些微信聊天截圖，厭世的愛滋病人說，他以感染他人為發洩手段。他們到處與女性發生一夜情，故意使用破損的安全套。有的人甚至在發生關係後，給女性寄生日禮物並留言道：歡迎加入愛滋病家庭。與“愛滋病”有關的都市傳言還有“艾滋針”。有人說他在共亯單車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發現了針頭，針頭內有愛滋病人的血液。這些流言其實都沒有得到新聞普遍的證實，但人們傾向於“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身上帶有致命病毒的群體，多有“不正當”的行為，是瘋狂的反社會分子，這種刻板印象當然不能代表整個愛滋病群體。此外，性與同性性行為並不是不正當的行為，如果我們能够在觀念中去除濫交等性相關的耻化敘事，將性傳播視作與空氣傳播等途徑等同的管道，那愛滋病是否就不會存在那麼多的污名？

04

關於愛滋病，

我們可以做什麼？

面對愛滋病，人類一直沒有停止過抗爭。

人類醫學在愛滋病攻克領域已經取得了階段性進展。1996年，美籍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提出了“雞尾酒療法”，用三種或三種以上抗病毒藥物治療愛滋病，使被破壞的免疫功能部分恢復甚至全部恢復。這種治療對早期愛滋病患者很有效。去年曾有一名在泰國遭遇性侵的網友，在網絡上科普了愛滋病阻斷藥，很多人詫異竟然有這樣的藥物。愛滋病阻斷藥是一種預防藥物，在高危行為發生後72小時內服用藥物可以有效封锁愛滋病毒感染，預防失敗率約為千分之五。

被視為愛滋病傳播主體的衕誌群體，也沒有停止抗爭。國內有相關的衕誌健康公益組織，提供免費的愛滋病毒檢測。去年戛納電影節上獲得好評的同志電影《每分鐘120擊》，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法國衕誌的抗艾之路。一個名叫西恩的男孩，即使病情不斷惡化，依然堅持投入到抗爭之中。雖然西恩沒能看到最終的勝利，但他曾經那樣精彩而熱烈地抗爭過、生活過。

《每分鐘120擊》劇照。

HBO有一部電影叫做《平常的心》。“綠巨人”馬克·魯弗洛和“孔雀”馬修·波莫在電影中飾演一對同志人，激進的衕誌作家內德、“深櫃”的紐約時報記者費尼克斯。電影還原了美國衕誌早期抗艾的掙扎。《平常的心》除了塑造衕誌群體的掙扎之外，還塑造了與之對立的“局外人”——冷漠的政府和醫療機構。這些身處異性戀世界的人，把愛滋病當作一種在衕誌內部因濫交而流行的病，不值得政府關注，不值得研究。申請經費的醫生當場暴怒：非洲已經發現女性感染者，异性性交同樣是傳播途徑之一，很快我們就要都死了，而你們覺得我的研究不够集中不值得撥款？衕誌作家內德在市長辦公室大喊：我們快要死了，你們卻不把它當作一場公共健康危機？

《平常的心》電影劇照。

你也許不是科學家，無法為抗艾做出實質性的貢獻，你也許不是患病群體的一員，無法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那你可以做什麼？答案或許是，不要成為《平常的心》裡面的“局外人”。

置身世外，源於恐懼、源於厭惡的想像。然而我們可以平息無謂的想像，克服對愛滋病的厭惡，這是人類社會文化加諸於這條RNA病毒之上的多餘意義，它的傳播途徑不可耻，它不單單是少數群體的問題，因為少數群體也是整個人類的一部分。

而對於恐懼，即使它無法完全消除，但它也並非一無是處，它能提醒人們日常謹慎小心。恐懼，並不意味著排斥，我們可以學會與恐懼共存。

瑞士漫畫家弗雷德裏克·佩特斯的女友卡蒂和她的孩子是HIV攜帶者。坦白這個消息時，女友十分不安，她非常誠實地替弗雷德里克考慮，不想讓隱瞞的秘密給兩人的關係造成陰影，於是和盤托出。這個消息對於弗雷德里克來說也如同晴天霹靂，但他沒有選擇離開。

《藍色小藥丸》，[瑞士]弗雷德裏克·佩特斯著，陳帥、易立譯，後浪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11月。

在描述這段經歷的《藍色小藥丸》漫畫集中，弗雷德里克思考著女友和孩子的未來。日常的恐懼依然存在，生活中很多小細節都可能成為傷害他們的契機，但他發現自己越來越欣賞卡蒂，像她那樣每天面對鏡子審視自己的疾病在他看來難以忍受，“在以往的愛中，我從未有過這種真摯的仰慕之情，我說的不是吸引或者崇拜，而是喚起尊重的欣賞。”而他認為自己對於卡蒂的憐憫，像鞋子裏硌脚的石子。俄國作家契科夫在短篇小說《公差》中借小人物之口，寫出了一種類似的困境：“我們承受生活中最深重的苦難和哀痛，而把輕快和歡樂留給你們，讓你們在坐下來吃晚飯的時候，可以冷靜而頭頭是道地議論為什麼我們受苦和死亡，為什麼我們不像你們那麼健康和滿足。”

弗雷德里克的例子，給予了我們一種新的啟發。面對愛滋病這個怪物，我們依然可以用愛和尊重，實現與恐懼共存。因恐懼而遠離是天性，而在恐懼中擁抱彼此，才是我們追求的閃光人性。

由同名漫畫集改編的電影《藍色小藥丸》（2014）。原漫畫由作者親身經歷改編，講述弗雷德與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相愛、相處的故事。

撰文｜安安；

編輯｜走走、西西；

校對｜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