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故鄉：影像中的當代內蒙古

本刊記者/楊智傑

攝影/烏雲、德戈金夫、李偉、那日松、蘇德夫、志偉

發於2021.11.29總第1022期《中國新聞周刊》

那日松在許多場合批判過偽民族影像。他看過不少照片，攝影發燒友去往少數民族地區，把車停在路邊采風式地拍幾張，或是對著少數民族的婦女、老人摁下快門，就稱之為民族攝影。但攝影師可能完全不知道被攝者叫什麼，不瞭解他們的生活狀況，更沒有表達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生活的變遷。

關於內蒙古的照片亦是如此。那日松出生於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兒時跟隨家人定居北京，1991年大學畢業後從事攝影工作。他回內蒙古許多次，卻遺憾地發現，很長一段時間，無論是內蒙古本土攝影師，還是去采風的外地攝影師，拍的多是長河落日、萬馬奔騰，或是蒙古族穿著民族服裝在草原上唱歌跳舞。

“他們拍的都不是真實的內蒙古，都是一種概念，我認為這是‘被污染的民族影像’，不是現在少數民族真正的生活狀態。”為此，2015年，他和朋友創辦“故鄉的路：中國少數民族攝影師獎”，鼓勵更多少數民族攝影師記錄家鄉。

今年，他結識了內蒙古音樂人陳鴻宇。陳鴻宇也正在發起“重回故鄉”計畫，於是兩人一拍即合，共同創辦“重拾故鄉·內蒙古”音樂影像生活節，以音樂、影像、沙龍、市集的形式，呈現對內蒙古的多樣理解。

尋找民族身份

那日松是策展人，8月，他們對外徵集內蒙古籍攝影師關於故鄉的照片，“我想找到新的攝影師，能真正表達現在內蒙古的生態、社會和人文，會有衝突，也有和諧的東西，是外界想像不到的內蒙古”。

最終，他的目的達到了。超過50比特攝影師投稿，他選出16人的作品，共同呈現了關於內蒙古的另一種敘事。在徵集的照片中，那日松看到了兩種不同風格的內蒙古。一種是以旁觀者的視角觀察這片土地；另一種則是本土攝影師，在平淡日常的生活中，提煉對當下內蒙古的全新理解。

景區裏用磚和水泥建成的蒙古包。攝影/烏雲

攝影師烏雲是前一種。她出生在新疆，父親是內蒙古的蒙古族，母親是新疆的蒙古族。蒙古族由眾多部落組成，分散在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大有不同。在內蒙古，蒙古族是最主要的民族，而在新疆，多個少數民族混居，文化更多元。

烏雲從小在漢族學校讀書，遊走於兩種文化之間，偶爾會處在尷尬的境地，比如傳統的親戚總是不經意地埋怨她不會講蒙語，這同樣曾被蒙古族的同學嘲笑。但烏雲真正萌發對民族身份的探索，是在2014年。她到北京讀書，重回家鄉，突然意識到過去十多年城市化、全球化影響下，原本就邊緣的少數民族生活，正在被徹底改變。“（現在）跟我兒時記憶中的生活完全是兩個世界，也有一些少數民族的東西，但消亡的速度太快了。”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名叫忽必烈的蒙古族小男孩。攝影/烏雲

她决定拿起相機記錄，“以前我覺得沒什麼可拍的，但出去後再回來，會對這個地方有新的認識，對很多場景敏感起來”。在內蒙古草原，烏雲注意到一匹馬像人一樣，住進了乾淨的房間，這被稱為“現代化馬棚”。2015年，內蒙古在全區實行“十個全覆蓋”工程，對農村牧區進行危房改造、街巷硬化、標準化衛生室建設、便民連鎖超市建設等基礎設施改造，改善牧民的生活環境。她瞭解到，新馬棚正是囙此而建。她看到那匹馬將頭探出了不銹鋼窗戶，遊牧文化與城市化在這一瞬間强烈對撞。

草原上的現代化馬棚。攝影/烏雲

蒙古包原是遊牧民族生活方式的代表，包內空間大，空氣流通，採光好，適合遊牧轉場。而現在，無論是新疆還是內蒙古，一些景區會用磚和水泥建成蒙古包，讓遊客在此吃飯。烏雲覺得荒誕，在她看來，蒙古包的精髓就在於透氣，“蒙古族住在蒙古包，是有天人合一、透氣的感覺，但是這些水泥蒙古包卻有一種悶死人的感覺”。

她也不再滿足福斯對內蒙古的傳統敘事，想要觸達更真實的生活。一個冬日，在呼倫貝爾的烏雲臨時起意，和朋友决定去滿洲里。她此前從未到過這個邊境小城，在別人的遊客照中，她看到的都是著名的滿洲里套娃廣場，五顏六色，充滿異域風情，但她更好奇這個身處三國交界處的真實氣質。那天他們從呼倫貝爾出發，經歷了一場糟糕的旅途。入夜，車陷進雪坑，他們徒步走了很遠的路到牧民家借雪橇，把車拉了出來。趕到滿洲里時，三人精疲力盡，隨便找了個飯店便睡了過去。

第二天清晨，烏雲推開窗戶，一切疲勞都被治癒：樓下一片空地積滿白雪，有城堡冰雕，還有一個圓形的小湖。蜿蜒小路的盡頭是幾排住宅樓，背後工廠的三個大煙囪高聳，排出的灰色煙霧，順著風向伸向遠方——這是她看到滿洲里的第一眼，一個被冷色調籠罩的北方工業小鎮，“安靜，又有一點悲傷，這個場景正符合我對這個城市的想像”。

2017年，滿洲里的清晨。攝影/烏雲

80後攝影師德戈金夫，則以另一種管道找尋自己的民族身份。和那日松一樣，德戈金夫也是成長在北京的蒙古族人，他不會說蒙語，身邊沒有蒙古族朋友。2016年，他回到母親的故鄉呼倫貝爾，給母親的親戚們拍攝了一組肖像照。他們多是土生土長的巴爾虎蒙古族人，德戈金夫用傳統的拍照管道，以單純的背景、單向光源，拍攝身穿華麗民族服裝的親人，看起來像老式照相館的風格，並將其命名為《草原照相館》。

《草原照相館》——布裡亞特家庭。2018年，鄂溫克族自治旗，一個娶了巴爾虎蒙古族靚女做兒媳的布裡亞特家庭。攝影/德戈金夫

那日松初見這些照片，非常震撼，“因為全是大畫幅黑白膠片拍攝，照片都是手工放大，精度非常高，就好像這些人就站在你面前，直面著你一樣。”德戈金夫解釋，他以民族為框架，拍攝蒙古人的群像，想通過他們的面孔，反映其所處的時代，人物之間的血脈關係、親屬程度，以及各自在族群中的身份地位等特徵。

變遷中的草原生活

居住在內蒙古的當地人，同樣切身體會了時代的劇烈變遷，他們比別人更瞭解自己的故鄉，呈現出內蒙古另一番模樣。

攝影師蘇德夫生於內蒙古呼倫貝爾市，現居新巴爾虎右旗。在他的照片中，老人的身上仍然保留著草原的許多傳統。他看到一位老人在一個敖包前雙手合十祭祀，牧馬人仍然會牽著馬，徒步走在低矮的村落。但在這些人的周圍，機車和汽車已逐漸成為牧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更多時候，蒙古馬演變成了一個符號，被印在汽車的苫布上。草原深處，人們住進了磚瓦房，蒙古包搭在院子裏，許久都無人居住。牧區與都市的距離越來越近，高壓電線從牧場上空穿過，牧民早已能享受電的便利。

一比特長者與他的蒙古馬正在敖包前祭祀。攝影/蘇德夫

“呼倫貝爾草原正在這輛現代化的列車上不停地賓士，去記錄當下，將真實的社會狀態展示在世人面前，讓更多的人瞭解當下，草原僅僅是一個載體。更多的是人們生存的狀態與發展的意義，我們將如何生存，將如何更好地面對這個時代的發展。”這是蘇德夫想要在鏡頭中記錄的草原生活。

一些草原的傳統正漸行漸遠，年輕人的注意力被大城市吸引，但也有一些人，試圖主動走近民族的傳統。志偉是一比特讀大二的新聞系學生，他是蒙古族，但從小在都市長大，讀的是漢族學校。國中開始，他慢慢發現自己的少數民族身份和其他人的不同，他翻出家裡的舊書，查看歷史，好奇自己和家人到底是怎樣的民族。

蒙古族對草原的嚮往是融在血液裏的。今年暑假，同學邀請志偉到呼倫貝爾牧區住一個星期，他從沒去過牧區，好奇牧民的真實生活。這個夏天水草旺盛，志偉趕上了草原的打草季，牧民收割牧草，曬乾打捆，為牛羊過冬儲備食物。如今，打草都不再是靠人工，有打草機、摟草機、打捆機流水作業。

“往北邊看是草原，往南邊看也是草原，散落著一些牛羊，感覺這裡是無邊的。”志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此前，他對草原有著浪漫的想像，但真正來到這片土地，卻發現草原自由安逸的另一面還有孤獨。但這個情緒不會在年輕人身上逗留太久，志偉的同學與他的女朋友靠著半人高的草卷，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起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活，他們穿一樣的深色牧民雨衣，迎著混雜青草氣味的風，笑著眯起了眼睛。這一瞬間，志偉摁下了快門。

穿著牧民雨衣的草原情侶。攝影/志偉

志偉還感受到牧民骨子裡的豁達。草原上的人很少著急，別人家的牛羊來自家草場吃草，朋友的媽媽端起茶杯慢悠悠地說，“喝完茶再說”。這是牧人獨特的處世之道。志偉想起兒時聽到的故事：永遠不要向牧人問路，他會給你隨便指一個方向，你順著這條路走，可能一天都走不到，“草原很大，沒必要那麼著急”。

看到所有投稿的照片時，那日松非常意外，他原本計畫只是計畫選8~10比特攝影師的作品，但最終選了16比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沒想到有這麼多和內蒙古相關或者內蒙古籍的年輕攝影師，拍攝的照片也出乎意料的精彩”。

草原上的當代青年人。攝影/那日松

近期出版的《故鄉的路》卷首語中，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鄭茜寫道，“與來自異鄉的‘他者’身份攝影師不同，‘少數民族攝影師’在完成母土影像記錄時，既包括認知體驗，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濃烈的情感表達。他們以長時間、整體性和主體性的影像記錄，驅逐了曾經的文化隔膜、俯視感以及可以渲染文化差异性和陌生感的影像霸權。這使影像敘事更具激情和動力，同時也使鏡頭指向的生活表達得更加真實和鮮活。”

這個評估同樣適用於“重拾故鄉·內蒙古”，正如那日松曾在接受採訪時提到的，“我們展現真實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生活，不是獵奇，而是讓大家看到我們本來應該是怎樣的生活，或者我們曾經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從而反思現在為什麼我們慢慢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愛，失去了對自然的親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