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侵華日軍為實現“以戰養戰”。除經濟，資源等掠奪淪陷區外。還推行罪惡“鴉片貿易”，以達到“以毒養戰”的目的。而作為“鴉片貿易”的一個環節，日軍各部隊通過與偽軍勾結；建立大量制毒工廠，部分地區規模形成了龐大的制毒基地。不僅解决了華北日偽鴉片“銷路”問題，還進一步擴大了經濟掠奪。而其軍官與偽軍，毒販相勾結，大打方便之門。通過勒索“保護費”等，個人謀取黑利。

本文則通過直接參與者王龍供述，一窺華北日偽勾結“毒品”貿易的黑惡。是非常難得的一手史料。為方便各位史料理解，文末有史料解析。

文章截取自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我所知道的偽華北政權》載《華北日軍包庇下的大規模海洛因制造》，中國文史出版社2018年1月版第318-325頁。

供述人王龍曾任偽大城縣治安軍副官，參謀，辦理外事交際，並為天津市禁烟局委員和海洛因廠第五廠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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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日軍盤踞在天津市海光寺大兵營的“北支派遣”第2904部隊，收編了河北省大城縣境內的一部分偽軍，號稱大城治安軍，委北洋時期毅軍米振標舊部軍官劉勳臣為司令。我曾在偽司令部先後充任副官，參謀，因懂日語，專理外交事宜。該部以籌措軍餉為由，在日軍包庇下，設定海洛因製造廠，我則被派辦理與日軍間的一部分聯系工作，並曾是一個廠的股東之一。嗣後，我又曾充偽天津市禁烟局委員，故對海洛因製造廠內幕知之較多。

一，設立海洛因製造廠的由來

在1937年至1939年間，日軍宮崎部隊（1940年由松井任部隊長並改稱2904部隊）勾結偽軍張寶正部，以籌措糧秣軍餉為由，在河北省靜海縣獨流鎮設立海洛因製造廠。日軍森岡部隊（水路警備隊），也勾結偽軍河防隊劉勳臣部，在大城縣台頭鎮設廠製造海洛因。1940年間，日軍指令大城縣境的各路遊雜部隊待命改編，以致海洛因的製造曾在短期內中斷。同年夏初，日軍2904部隊將改編後的偽軍統一稱為“大城治安軍”，並以劉勳臣改任“治安軍司令”。改編完畢後又繼續設廠制毒。

二，廠區即“禁區”

偽大城治安軍司令部駐在王口鎮。日軍為了掩飾偽軍大規模地秘密製造海洛因，命偽總隊長張蘭亭，第一大隊長張蔭亭弟兄二人帶兵進駐東灘，西灘，當灘（通稱三灘）和張家營4個村莊，隨即把這個地區劃為海洛因製造廠區（可見規模之大）。這4個村莊處於阡陌縱橫的稻田中央，地勢較高，居高遠眺，四周原野一覽無遺。村內灰色高大的磚瓦建築，沿街兩側排成行，圍繞村邊有一條東通大清河，西貫子牙河，寬達6米左右的水渠，既能灌溉稻田，又可駕船捕魚，堪稱魚米之鄉。這4個村莊只有一條咽喉要路，通往15華里之遙的王口鎮，經過整修的道路，大小汽車可以暢通無阻。在僅有的進出口處，偽軍設有崗樓，派兵警衛。這個廠區的選定，為海洛因製造提供了廠房，水源和安全上的種種便利條件。於是這個寂靜富饒的村莊，驟然間變成了奇裝異服的中外籍熙來攘往，大小汽車絡繹不絕的熱鬧場所，最後，竟被宣佈為外界人難以進入的“禁區”了。這個所謂“禁區”先後共開設了5個制毒廠。

三，陳昆元及其第一廠

陳昆元，浙江寧波人，早年曾留學日本，是一個多年的制毒販子。他由於長年累月地制毒販毒，牟取暴利而成巨富，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均置有產業。當時偽蒙疆自治政府為銷售鴉片，聘陳為偽實業部“囑託”。陳則如虎添翼，糾合其舊股東徐樹浦，黃金聲，周慶兆等人，集資偽幣500萬左右，並以開設在天津的“慶通銀號”為後盾，重操製造海洛因的勾當。於1940年5月，由其股東黃金聲與偽劉勳臣部幾度接洽後，遂在東灘裏村佔用了一所民房，即行開始籌備。在北房5間內，安裝了全套蒸汽排管，作為烘乾車間；東房3間，作為泡制車間；西房3間，作為成品車間；南房3間，作為倉庫。在同年6月籌備就緒，正式開工生產。按規模大小排列，這個廠就叫海洛因製造一廠。一廠開工生產伊始，即在天津市鎮南道陳昆元私宅設立辦事處，以計畫指導全廠業務。除徐昆元本人統籌辦理全廠事務外，以黃金聲專理對外交際事宜，周慶兆配一副手朱金鼎專司會計，以蔡榮貴為技師，兼理廠內一切業務。蔡榮貴帶領熟練工人20餘名進廠後，又就地雇傭了10人左右的臨時工，預備生產。陳昆元借著任偽蒙疆實業部“囑託”的便利條件，特為偽蒙疆政府出謀劃策，在產地將鴉片製成坯子（又稱一號），以便於供應制毒廠，從而在原料方面打開了方便門。故一廠自開工日起，即施行晝夜兩班的生產制度。在第一個月內，就用了原料600件左右（每件重量為1000克），成品達到880件上下（每件重量為700克），總計出了61.6萬千克左右的海洛因。嗣後，每月均有所遞增，月出成品達1000件左右。按當時坯子的進價，每件為1.3萬元到1.4萬元之間，而海洛因的行市，每件為2.5萬元。平均核算，月出成品1000件，每月賺取不下2500萬元之巨。况且一廠是由產地直接採購原料，成本既低，獲利更大。

海洛因系屬於化學範疇的一種產品。由原料到成品，必須經過溶化過濾，抽出空氣，烘乾等一系列比較複雜的操作過程。尤其需要多種藥物，附料相配合。因而一廠特與開設在天津的日商昌榮洋行（西藥商）簽有長年供應契约，各種藥物，附料由日本運抵天津以後，特在南開南華路設倉庫專代一廠儲存備用。由於原料，附料品質優良，故成品貨色非一般小廠所能比。

在運輸銷售上，陳昆元也有他的門路，派其多年夥伴，日籍浪人高僑賢二擔任運輸任務。高僑與敵偽軍警憲各方面的頭面人物都有勾結，同時與一些日籍軍用，民航飛機飛行員和火車司機也有拉攏。他還豢養著一群走卒。其寓所（現在的多倫道一八八號）儼然一個秘密機關。大批的海洛因一經出廠運抵天津，即行交付高橋收存，再根據成交數量，利用飛機或火車輾轉運往上海，南洋等地銷售。陳昆元原在上海混過一個時期，他的舊夥伴錢阿毛，莊漢章等人是大流氓張嘯林的老搭檔，在上海市的流氓界是吃得開，叫得響的人物。同時陳曾在香港，澳門也混過幾個年頭，在那裡的富商巨賈中也有他的同類。陳昆元運銷上海，香港，澳門和南洋的毒品，都是通過這些關係經銷的。還有股東徐樹浦，曾先後充任天津日本員警署和副探長和“特別行政區”（英租界被日軍接收後的改稱）警務處的監督。徐的胞弟徐樹强，當時又是天津市偽警察局的特務科長。股東黃金聲，與天津日軍1420部隊特務隊的清水隊長，憲兵三野等人時常混在一起，尤其與北平日本憲兵司令部的特務頭子三穀更是早有勾結。1941年夏，擔當運輸的高橋賢二到黃金聲處相告說，起飛於北平西郊機場的民航班機，發現憲兵檢查較嚴，暫緩運貨去滬。黃則大包大攬地說，此事由我去辦。果得借助三穀之力，以憲兵司令部專用汽車送入機場裝機運滬。

約在1943年夏季，日軍憲兵準尉柳澤突然接到命令，調赴南洋戰區新加坡工作，因他與陳昆元是最好的朋友，遂托陳照顧居住在天津的妻兒。陳認為有機可乘，一面答應了柳澤的託付，一面托柳澤順便帶10件海洛因去南洋。相約乘上火車後，派高橋的助手小林送去。不料被日軍駐車站憲兵查獲，遂將小林及帶送給柳澤的海洛因一併帶往日軍憲兵隊。可是當陳昆元去日軍憲兵隊一說是他的貨，毒品馬上便被取回，小林也被放出來了。

四，二廠

位於東灘裏村北端一所民房裏，於1940年7月開工生產。這個廠的股東是清一色的朝鮮籍浪人。以大股東宋玉良為首，還有崔榮吉，張千壽，孫林等人。有偽幣400萬的資金，宋一人佔有50%。宋玉良辦理進料，銷售和掌握會計，崔榮吉駐廠總管一切，孔林任技師，張千壽親自駕駛汽車擔任運輸。並設廠辦事處於天津宋之寓所。

二廠製造的海洛因，是一種特大號顆粒狀的估輕產品。一件貨的重量，雖然與估重產品同樣為700克，但是一經包裝起來，則比估重產品大4到5倍，因有“大包子”，“小包子”之稱。二廠雖然人手較少，但是產量大，成品月出800件上下，產品運抵天津後，多由其同國籍人經營的商號或個人收購，如金魁一經營的行址設在海大道的“利津洋行”，國本榮治（借用日人姓名），柳家後等這些設莊收購的販子，他們再零星地轉手賣給一些小販子，然後購到各個角落去銷售。

猶憶宋玉良曾邀我至其家中吃飯，由其俄籍老婆親自下廚，並偕兩個混血女兒作陪。他的室內擺設概為歐化，而且猶太籍的商人往來不斷。後來聽說多系隱名投資和經銷毒品方的人物，這說明二廠還有另外的來頭。

五，三廠

海洛因製造三廠設立在廠區西端的張家營村，於1940年9月初開工生產。三廠是一個中，朝籍人組成的制毒公司，以韓子秀為首，李西山，康少山，張克棟（後來退出另設第四廠），白井（朝鮮籍），薑某（朝鮮籍），陳曉峰等股東組成。後來把劉部偽大隊長郭金暄也拉進這個廠當股東。擁有資金200萬元偽幣。資金實力雖然較遜於一，二廠，但韓子秀能取得天津寶生，裕昌厚，肇興等銀號的支持，隨時可以透支鉅款。白井擔任銷售，因其本人兼營白井洋行，設莊收購，故能貸到款回，很少積壓。月出產品最高達到500件以上。

六.四廠

海洛因製造四廠由張克棟糾合朝鮮籍人申大東，崔文華等所組成。張，申原為三廠股東，因發生衝突而退出，集資200萬元偽幣，另起爐灶，並就申大東經營的大日洋行作為辦事處。廠址則設立於廠區中央的西灘裏村，於1940年12月開工生產。採用“基本”製造方法，即用鴉片直接製成海洛因的操作方法，原料進價低，損耗小，質量純，獲利更大。每月成員達月00件以上。由申大東聯系尹仁仲，木村，金井等同國籍人設莊收購代銷。張克棟背後有日軍憲兵德崗作為靠山。

七.五廠

海洛因製造五廠由周景山，張明三，朱鴻儒，黃雨亭，劉健才，劉惠民和我組建，資金初為150萬元偽幣，開工後增至200萬元。廠址位於張家營村北首，於1941年7月初開工生產，月出產品300至400件。規模與三，四廠相同。全廠業務由周景山主持，朱鴻儒掌管會計，我則擔任對外交際，張明三，劉惠民長期住在北平採辦原料，並設廠臨時辦事處於帝國飯店內。

採辦原料系在北平散購，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大同人張子英供應數量較多。二是購於山西人劉景山之手，劉當時與日籍人合資，在北平前門外廊坊頭條開設“東華貿易社”作為掩護，代偽軍兜售鴉片。劉曾納娶日天津陸軍特務機關警政班代諏訪部之外甥女水村惠子為妾，憑藉敵勢，揚言購買他們的貨可護送出境，不會出事。另外張明三在偽南口至北平段鐵道護路司令張寶正北平住所，製造“坯子”賣給廠內，並借周景山之把兄弟，日軍憲兵準尉上田的勢力，隨時由平運津，故五廠從來沒以停工待料之虞。

八.日偽軍警憲的勾結和分贓

日偽軍隊，警詧和憲兵一向是互相勾結，狼狽為奸的，在制毒方面也是如此。偽軍劉勳臣部在統籌辦理的名義下，向各個海洛因製造廠索取“保險”和交際費用，平均每廠每月6萬元左右。當然，他的頂頭上司日軍2904部隊也是有份兒的。劉勳臣每月都要邀請日副官富澤大尉，參謀長木原永夫中佐，在天津最著名的敷島，神戶館或天津會館等日本大酒家擺酒設筵相聚。一桌上等酒席不下四五百元之多。每次在分手時，劉總是把預備好的大卷鈔票（300元左右）塞進他們的腰包。在互相勾結利用的情况下，他們還替劉勳臣拉買賣。一次，劉勳臣派人通知我，說軍部（指2905部隊）介紹幾個日本人去看地設廠，要我好好招待。3天以後，果然來了3個日本人，我陪同他們圍繞廠區轉了一圈，其中一個叫野村的說：“的確是一個嗎啡村莊呢！”嗣後據說，這個廠由於出資最大的股東回國而致擱淺。一些小股東則隱名出資加入四廠。

1940年冬，劉勳臣去大城縣宮村一帶視察防地時，日軍王口鎮駐屯隊長保科武雄偕往。到達宮村後，遂至日軍隊部拜訪。分隊長宮下準尉一見面，即對劉說：“王口鎮有一個賺錢的買賣，你一個人發財不行啊。這個事王口鎮的駐屯隊長是知道的”。保科在側哈哈大笑，接著宮下，保科二人又互相耳語，隨後保科對我說：“他（指宮下）對劉司令很不滿意，認為缺少聯絡，是看不起他”。當我把這些話翻譯給劉聽後，他當然也就明白了宮下的意思。辭行時，我與保科故意先走，劉最後退出坐上汽車後，才說送了宮下1000元，以後每月如數照送。

1941年6月，日軍發起所謂夏季“討伐”。霸縣日軍駐屯隊長武石帶兵竄入東灘裏村，因其未能參與分贓，故將海洛因製造一廠封閉，並把全廠工人和產品50餘件一併解往靜海縣多多良部隊處理（因系多多良部隊的“防區”）。劉勳臣得知後，就派參謀長秦鐵英和我前往交涉，始將工人領回，產品發送，後劉勳臣送了3000餘元了事。

各廳的大小汽車往來於天津，製造廠之間，必須由2904部隊的“防區”駛過。囙此盤踞在靜海縣的中村大尉，內山中尉，王中鎮的保科準尉，獨流鎮的大野班代，以及1941年夏初換防後的多多良部隊，鈴木少尉等等，每月都要分把。單此一項開支，月計達1.5萬元左右。這種包庇分贓事例，在日軍憲兵中尤多，“吃”錢的胃口也大，還往往使用一些謀錢的手段。1940年冬，三廠股東康少山（劉部的偽軍官），同靜海縣日軍憲兵分遣長三野在路上相遇，借詞偽軍軍紀不好，將康扣押（其實明知是海洛因股東），為此我和秦鐵英向三野說項，一次就送了他3000元，始將康釋放出來，嗣後經秦鐵英手，每月送他2000元。

此外，如天津市偽警察局督察長周琨，分的贓款更多，每月2萬元；管轄西營門進口的偽警詧九分局局長屠作梅月分贓款1.5萬元。1940年春，張明三的汽車（時張還未加入五廠）至南開南華路博信堂倉庫裝載藥水，附料，被偽警二分局扣車檢查，因車之底層另裝有“坯子”80餘件，張一時慌了手脚，遂找我代為說項。我因與該分局外事局員張文舉系舊識，並言明以1萬元酬謝，遂得放回。嗣後遂引以為例，由劉部月付3000元。沿途靜海縣偽縣長王德春，獨流鎮偽警詧所長郭有珍，每月共為3萬元左右。又由土匪改編為偽地方保衛團的趙錫堂，李樹田二部，雖然不曾規定數位，每次均經偽副司令潘九齡手送交萬元，以酬“保護”之勞。

從上述事實不難看出，海洛因的製造在日軍勢力包庇下猖獗一時。本文所述只不過是大城縣境內一個真實的寫照而已。

九.史料解析和總結

七七事變後，華北日軍各部隊就普遍存在與當地偽軍勾結，建廠製造毒品海洛因。一方面建立鴉片貿易“銷路”，實現以“毒養戰”。另一方面通過壓榨偽軍，毒販，新增“財源”。達到經濟掠奪的目的。最後就是相關日軍官兵以“保護費”等名義，勒索偽軍，毒販。

本文提到2904部隊，早在1937年與偽軍張寶正部勾結，在河北省靜海縣獨流鎮。而供述者王龍，就在日本森岡部隊（水路警備隊）所扶持的偽軍河防隊劉勳臣部，在大城縣臺兒頭設定制毒工廠。由於1940年初，華北日軍對大城縣各種敵偽部隊改編，故一度中斷。同年夏初，日軍2904部隊將偽軍統一改編為“大城治安軍”，由劉勳臣任“治安軍司令”。很快在其駐駐地王口鎮，設定新的制毒工作。並形成由4個村莊5個分廠組成的龐大制毒基地。

五個廠中規模最大的為第一廠，廠長陳昆元為偽蒙疆自治政府偽實業部任命的“囑託”。可見得到了偽蒙政府扶持。而陳昆元為幫助偽政府打開鴉片“銷路”，提出“在產地將鴉片製成坯子（又稱一號），以便於供應制毒廠”，實際利用偽蒙疆地區的鴉片作為其制毒的原料。由於直接採購原料，成本低，且規模大，故月出成品達1000件左右，每月能賺2500萬元之巨。為解决化學品供應，其與天津日商昌榮洋行達成長期合作，附料全部由日本運抵；這些保證了其貨色“品質優良”“非一般小廠能比”。這顯示得到日顯示府的支持。

為保證運輸安全，陳昆元與多年合作夥伴日籍浪人高僑賢二合作。而銷售管道，陳昆元則憑藉其在上海，香港，澳門和南洋的人脈，“銷路”頗廣。再加上其股東徐樹浦，黃金聲與天津日本軍警憲勾結，以致其毒品在淪陷區暢通無阻。

值得注意的是二，三，四廠，雖然規模和日偽後臺不及一廠。但股東均有大量朝鮮人，特別是二廠全部為朝鮮浪人，而且全部通過朝鮮商號或個人收購，這表明其海若因大部分銷往朝鮮或在華朝鮮人。其最大股東宋玉良，與猶太籍商人往來密切，可能其股份有外籍資金和部分毒品銷往中東地區。

另外，張克棟糾合朝鮮籍人申大東，崔文華等組建的第四廠，採取鴉片直接製成海洛因的辦法，“原料進價低，損耗小，質量純，獲利更大”。也通過朝鮮通路銷售。

而供述人王龍所在第五廠，雖然規模三，四廠相同。但憑藉其原料供應商劉景山與日本人，偽政府“過硬背景”。另有供應商張明三與偽南口至北平段鐵道護路司令張寶正北平住所合作關係。還有大股東周景山仗狀把兄弟日軍憲兵準尉上田的扶持，可“隨時由平運津”。從沒有“停工待料”。

綜上可見，這五個廠與日偽，朝鮮人，甚至與國外販毒集團有關聯。而作為回報，五個廠每月均要繳納高昂的“分肥”“保護費”。如劉勳臣，平均每廠每月就要交納“保險”“交際”費用6萬元左右。劉勳臣也自然定期要向“頂頭上司”日軍第2904部隊軍官上繳，不排除日軍高層也參與分贓。而這些日軍軍官竟幫劉勳臣等“拉業務”。

由於暴利巨大，再加上“盛名遠播”。不時發生日軍部隊勒索。如1941年6月，靜海縣多多良部隊就派駐霸縣守備隊，將一廠全部工人和部隊產品扣押。劉勳臣被迫送3000餘元了事。可見日軍對偽軍，漢奸勒索之普遍，胃口之大。

各路偽軍警憲“胃口”也不小，如天津市偽警察局督察長周琨，每月分2萬元；管轄西營門進口的偽警詧九分局局長屠作梅月分贓款1.5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