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下旬，在蔣介石和衛立煌的一再催促下，時年45歲的鄭洞國懷着無比複雜的心情，在瀋陽踏上了飛往長春的飛機。長春距離瀋陽並不遠，但是對於鄭洞國來說，長春是那麼的遙遠，因為當時的長春是一座遭受重圍的孤城，並且城破在所難免。

鄭洞國是湖南石門人，出生於1903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在軍事生涯早期，鄭洞國參加過兩次東征、北伐戰爭以及中原軍閥大戰，24歲便當上了團長。“九一八事變”之後，鄭洞國參加了長城古北口抗戰，是最早投身抗戰的國民黨將領之一。

在全面抗戰時期，鄭洞國屢創敵頑、戰功顯著，他率領部隊先後參加了保定會戰、台兒莊大捷、武漢會戰、昆侖關大捷、鄂西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等大型戰事，緊接著又在緬甸戰場上揚威國外。在全面抗戰勝利前夕，鄭洞國官至駐印軍副總指揮，掛國民黨陸軍中將軍銜。

全面抗戰勝利之後，鄭洞國的聲望和榮譽達到了頂峰，他從緬甸戰場回國之時，在途經的昆明、重慶等地受到了高規格的款待和讚譽，並被授予了同僚們夢寐以求的青天白日勳章。此時的鄭洞國，或許根本不會想到，在接下來的三年中，不僅他的軍事生涯猶如過山車一樣迅速滑落，而且他此前為之努力奮鬥的信念目標也快速崩塌。

1946年2月，在國民黨東北警衛司令長官杜聿明的出面邀請下，鄭洞國來到東北暫時代理杜聿明的職務，而身患重病的杜聿明則離開東北去接受治療了。鄭洞國是一個念舊的人，也是一個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軍人。面對杜聿明的邀請，鄭洞國盛情難卻。因為鄭洞國和杜聿明同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將領，兩人的關係非常親密，另外杜聿明的職務比鄭洞國高，算得上是鄭洞國的老長官。

這裡插一個題外話。晚年的鄭洞國和杜聿明仍舊保持著親密的友情，兩家人經常聚在一起打牌。在打牌之時，心思活泛的杜聿明時常“巧取豪奪”式地耍賴，鄭洞國對此則不聞不問，聽之任之。有時候，就連杜聿明的女兒杜致禮都看不下去，她對著父親杜聿明說：“爸，你不要總耍賴嘛！”

而每當家人提起杜聿明打牌耍賴的事情之時，鄭洞國總是恬然一笑，說道：“光亭（杜聿明，字光亭）是我的老長官、老朋友，我怎麼好意思去糾正！”從鄭洞國和杜聿明晚年這件小事，我們就可以看出，鄭洞國的性格以及其行事風格，他對杜聿明始終是尊敬的。

話說回來，鄭洞國來到東北之後，歷任國民黨東北警衛副司令長官、代理司令長官。後來，隨著陳誠、衛立煌先後主政東北，他們都將鄭洞國視為得力幹將。1948年初，鄭洞國還當上了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官，勤勤懇懇地在瀋陽協助配合衛立煌指揮部隊作戰。

當時，國民黨方面在東北面對的局勢已然惡化，只能被迫困守瀋陽、錦州、長春等大城市，特別是長春，那時候已處於我軍的包圍之中。在這樣的情况下，鄭洞國曾向衛立煌乃至蔣介石提出“放弃長春，收縮兵力”的建議。然而，讓鄭洞國沒有想到的是，衛立煌和蔣介石不僅沒有採取他的建議，而且還將他派到長春坐鎮指揮。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我們在文章開頭說的那一幕——在衛立煌和蔣介石再三催促下，鄭洞國無奈坐飛機來到長春，正式出任國民黨東北剿總第一兵團司令官，並兼吉林省主席，全權負責長春這個孤城的防務。根據鄭洞國的回憶，在長春的這段時間，是他一生中最為艱難和痛苦的一段時光！

1948年9月，影響並决定戰爭雙方前途和命運的大決戰——遼沈戰役，正式拉開了大幕。在遼沈戰役中，我軍採取“關門打狗”的戰畧方針，成功奪取了由範漢傑鎮守的錦州，從而成功實現了對東北國民黨軍隊共50餘萬人的戰畧大包圍。此後不久，岌岌可危的長春也迎來了一個重大變化——鄭洞國手下的第60軍軍長曾澤生，果斷率領部隊發動了起義。

緊接著，鄭洞國在長春苦心經營的防務，很快化為了泡影。在走投無路的情况下，鄭洞國手下的新編第7軍軍長李鴻，也率領部隊放下武器投誠。此時的鄭洞國已經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權，他的身邊只剩下了國民黨第一兵團的直屬部隊。然而，此時的鄭洞國，作為一名享受到無限榮譽的軍人，他仍想做最後的掙扎，負隅頑抗到底。

1948年10月20日夜晚，也就是在新編第7軍軍長李鴻率領部隊放下武器投誠之後不久，心情沮喪的鄭洞國還給蔣介石發了一封訣別信，以示其“殺身成仁”之决心。不過，鄭洞國如此想，他手下的直屬部隊並不這麼想。到了10月21日淩晨，鄭洞國所處的長春中央銀行大樓外，突然響起了激烈的槍聲。

鄭洞國很快明白了過來，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最後時刻了，他急忙摸索早已準備好的手槍，準備自行了斷。可是，鄭洞國摸索了半天，也沒有找到手槍，後來他才知道手槍被人偷走了。就在此時，鄭洞國手下的直屬部隊陸續沖了進來，並將鄭洞國團團圍住。緊接著，在直屬部隊的“特意保護”下，鄭洞國無奈走出了長春中央銀行大樓，宣佈放下武器投誠。

10月21日白天，鄭洞國被送往哈爾濱，與此同時我軍還發表了題為《鄭洞國率部投降，長春完全解放》的文章，以及鄭洞國在哈爾濱火車站的照片。然而，10月23日，國民黨方面刊登文章，表示鄭洞國“以最後一彈，壯烈成仁”。這樣就導致日後出現了，鄭洞國之子千里奔赴長春，欲為父親操辦喪事的可笑一幕。

不管怎麼說，1948年10月21日，隨著我軍兵不血刃解放長春，鄭洞國長達25年的軍事生涯宣告結束了。此後，鄭洞國在周總理等人的積極勸說下，一改自己心中那種愚昧至極的舊思想，從而勇敢地走到台前，積極投身於新中國建設事業以及祖國統一大業之中。

新中國成立之後，鄭洞國先後擔任水利部參事、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黃埔同學會副會長等系列職務。這裡多說一下，按照行政級別來講，全國政協常務委員這一職務，級別是正部級。也就是說，鄭洞國在投誠之後官至正部級。

這時候的鄭洞國不顧年老多病，為民革的建設和發展投入了大量心力，做出了很大貢獻。另外，鄭洞國還利用自己曾經的身份，全身心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鄭洞國曾多次接待從臺灣和海外來的故舊袍澤，耐心地向他們介紹情况、解釋政策，並呼籲他們響應祖國的召喚，為祖國統一、中華振興的歷史偉業而共同努力。

晚年的鄭洞國，心中始終有一個結，那就是對長春這座城市以及當年那些人民群眾的深深愧疚！自從1950年離開東北地區之後，鄭洞國就不願再回東北，並且一提到長春就落淚。鄭洞國的孫子曾在東北當知青，後來在東北師範大學讀書，他知道爺爺鄭洞國曾在東北呆過將近三年的時間，於是他曾多次熱情邀請爺爺鄭洞國到東北看看，看一看東北建設的巨大成就。

當時，吉林省有關部門也曾邀請鄭洞國，希望鄭洞國能够去長春參觀遊覽。不過，無論是孫子的邀請還是政府部門的邀請，鄭洞國都一概婉言拒絕了。鄭洞國之所以不願再回東北，不願再回長春，並不是因為那裡是鄭洞國在人生低谷所處的地方，而是鄭洞國根本不願回想起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巨大創傷，他對那裡的人民充滿了愧疚。

根據鄭洞國的回憶錄記載，在其困守長春的時候，長春城中糧食斷絕、物價飛漲，各種慘事層出不窮。鄭洞國的原話是：“因身體極度虛弱而病死、餓死的人愈來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著走著，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屍首也無人安葬。後來街市上甚至出現了賣人肉的慘劇，我雖下令追查，但也不了了之。”

鄭洞國曾在日記中非常痛苦地寫道：“長春本是一座美麗的都市，此時城內外卻是滿目瘡痍、屍橫遍地，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間地獄，人民遭受了一場亘古少有的浩劫……當時我眼中的太陽，已失去了光芒，我真正體會到所謂日月無光的滋味。”

正是因為如此，每當家人們問起鄭洞國在長春的經歷之時，鄭洞國總是神情悲傷地搖搖頭、擺擺手，然後一股熱淚從眼眶中湧出。也正是因為自己心中的萬分痛苦和無限歉疚，鄭洞國後半生再也沒有重回東北，而且一提到長春就落淚。鄭洞國始終覺得，他此生此世都愧對長春，愧對長春的父老百姓。

1991年1月27日，鄭洞國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8歲。在臨終之前，鄭洞國還不忘告訴家人：“我是個軍人，對生死都看得很淡，你們不要為我難過，好好生活，我這一生對國事家事均無所憾，只可惜沒看到祖國統一，如果國家統一了，國民革命就算徹底成功了。”鄭洞國去世之後，海峽兩岸都為鄭洞國舉辦了追悼儀式，是僅有的兩個同時被海峽兩岸追悼的原國民黨將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