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體報導中，她的化名是呼勇。

而在現實裏，這位47歲的深圳單親媽媽，也不得不勇敢起來——名下存款不到1000元，背負140餘萬債務，撫養14歲的女兒。

11月8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債務人呼勇破產，這是全國首宗個人破產清算案件，呼勇也成為全國首個“破產人”。

根據《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考察期內，呼勇需接受破產管理人和破產事務管理署的監督，每月申報個人收入、支出和財產狀況等資訊，除扣除每月必要支出外，剩餘收入全部用於償還債務。在通過3年至5年的免責考察期後，可免去剩餘債務。

當天，呼勇戴著黑色帽子，用口罩把臉捂得嚴嚴實實，簽收法院的裁定書。她背對著媒體的鏡頭，“我以前是離法律很遠的，有點怕它一樣。但突然覺得它的威嚴後面，透露出溫情。這對我和孩子來說，是一種解脫。”

下達裁定書三天前，呼勇在朋友圈發文：“曙光在望，希望就此別過至暗時刻！不惑而知天命，痛過而生，才懂天道好輪回！不急，還有餘生細品。”

“我只希望安安靜靜生活，我們娘倆够吃飯就行了”，她對新京報記者說。

屢次創業失敗的“破產者”

11月14日，呼勇告訴新京報記者，她是教師出身，曾創辦一家主營輔導業務的公司。2016年因所在商場倒閉，公司不得不關閉。

據媒體報導，3000平方米的場地，花了200萬裝修，每月有20萬左右的固定支出，缺乏經營經驗的呼勇一直在虧損。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顯示，公司關閉使呼勇背上了480多萬元債務，其中包括兩家商業銀行借款275萬餘元、信用卡借款30餘萬元、朋友借款90餘萬，經營貸50萬元以及利息、違約金等。前述借款均用於公司經營，因公司規模小，無法用公司的名義申請貸款。呼勇在2018年賣掉了唯一住房，260萬元賣房款全部用於償還債務，之後她堅持還貸，但至今仍欠100多萬元。

但呼勇似乎並不甘心。

新京報記者在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中發現，2019年11月，呼勇又與一家文化傳媒公司簽訂租賃合同，場地用於培訓班授課，每月交納場地使用費及物業管理費5389.87元。

截至2020年1月31日，呼勇都如期交納費用，但新冠疫情又讓事情發生變化。當年2月開始，受疫情影響及管控需要，她開辦的培訓班一直未能正常授課，囙此也未能支付租金。當年6月18日，雙方因拖欠租金問題協商不成，於當日解除租賃合同。

其後，呼勇被告上法庭。她在庭審中說：“我失去了辦公場地，學生流失，失業在家，也失去了生活來源。”

9月28日，因原被告均稱沒有場地房間鑰匙，在雙方見證下，法院工作人員委託案外人撬開門鎖。

曾指望開辦培訓班東山再起，但當時留給呼勇的，只剩一臺空調、數張桌椅、兩個木櫃、一部飲水機和三塊黑板。

有媒體稱，這次創業失敗後，呼勇又靠做家教維持生活開支並勉力還款。

但呼勇告訴新京報記者，今年的“雙减”政策下，這也不能做了。

2021年3月1日，《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開始施行。6月9日，呼勇向深圳中院提交個人破產清算申請，為證明其破產、財產狀況等事實，她提交了破產申請書、破產原因和經過說明、財產報告、債權債務清册等。

深圳中院認為，呼勇因生產經營損失導致負債，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且在破產程式中遵守個人破產條例規定的相關義務，符合宣告破產的條件，於11月8日宣告呼勇破產。

“誠實而不幸”的單親媽媽

11月14日，呼勇被宣告破產的第7天。

這天中午，她給女兒買了一小兜水果。上高中的女兒獨自在家，她敲了敲門，“寶寶，是媽媽，別怕”。進屋後，她又很快反鎖上門。

這或許是這些年來，她們母女相依為命的縮影。

呼勇留著一頭短髮，說話不緊不慢，說話時都客氣地稱人為“您”。2016年公司面臨關閉時，利益方以為她要逃走。雇人上她家，當著9歲女兒的面打了她一頓。

“這麼多年了，孩子一個人跟著我，就是這樣承受過來的”，呼勇說。偶爾有個快遞，也都是放在樓下大堂，“沒有任何一個男性，進入過我們家”。

此前，深圳中院破產法庭庭長曹啟選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以促進誠信債務人經濟再生為立法目的，保護的是誠實但在生產經營、生活工作中遭遇不幸的債務人。“讓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能够得到‘重生’”，他說。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一處關於呼勇“誠實”的細節。

7家債權人申報了總額為92萬餘元的債權，但呼勇表示，除上述債務外，仍欠某融資擔保公司50萬元。截至管理人向法院申請確認債權錶之日，該公司仍未向管理人申報債權。

按照《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破產管理人應履行通知已知債權人申報債權並審查債權情况；調查、接管債務人可供分配的財產；擬定破產財產分配方案並實施分配；管理、監督債務人在考察期的行為等職責。

胡隽，深圳某律師事務所律師，是呼勇的管理人之一。

他向媒體回憶，9月12日第一次到呼勇家走訪，呼勇給他泡了一杯茶，“家徒四壁，但十分整潔，還種了些花草盆栽。”在窘迫的生活中，呼勇仍保留了尊嚴和對生活的熱愛。

又一個例證是，11月15日新京報記者見到呼勇時，她正在敷面膜。

《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規定，為保障債務人及其所扶養人的基本生活及權利，可豁免債務人及其所扶養人生活、學習、醫療的必需品和合理費用；因債務人職業發展需要必須保留的物品和合理費用等七類財產，除勳章或者其他表彰榮譽的物品；專屬於債務人的人身損害賠償金、社會保險金以及最低生活保障金這兩項外，豁免財產累計總價值上限為20萬元。

呼勇的豁免財產清單，為“家徒四壁”作了注腳。

17件學習、生活用品財產，多為床、衣櫃、飯桌、書桌等傢俱，八九年前購買的冰柜、洗衣機、空調、打印機，還有一部今年6月購置的1499元國產手機，是全部家電。上述財產殘值總和僅為3950元。

引發討論的個人破產制度

呼勇成為全國首個“破產人”後，也引發了公眾對個人破產制度是否不利於債權人權益保護、是否會成為逃避債務手段的討論。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賀丹此前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申請個人破產對債權人沒有不利影響，反而有利於保護債務人權益。她說，不能還錢的事實並不是因為他申請個人破產才發生，而是在他沒有申請個人破產的時候就已經不能還錢了。在沒有個人破產制度的情况下，債務人照樣可能出現不能清償債務或者隱匿資產、逃避債務的情况。

賀丹認為，個人破產制度給查清債務人資產提供了更多制度工具。債務人為了獲得債務免責或者為了更多地保留財產，也願意將自己的財產資訊向債權人做出充分披露，或者願意和債權人達成協議，更多地清償債務。破產管理人也能够有效地保護債權人利益。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徐陽光向媒體表達了類似觀點。他表示，如果一個人陷入了困境，沒有法律救濟的途徑，這個人可能一輩子走不出來，一輩子沒有辦法賺錢還債務。

對於個人破產制度是否會變為逃避債務的手段，新京報記者注意到，《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對債務人法律責任作出明確規定。

如出現拒不配合調查，拒不回答詢問，或者拒不提交相關資料；提供虛假、變造資料，作虛假陳述或者誤導性陳述；故意隱匿、轉移、毀損、不當處分財產或者財產權益，或者其他不當减少財產價值；虛構債務，或者承認不真實債務等妨害破產程式的行為，由法院依法予以訓誡、拘傳、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此外，《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還規定，除依法不公開的資訊外，破產事務管理部門應當及時登記並公開破產申請、行為限制决定、財產申報、債權申報、分配方案、免責考察等相關資訊，供有關組織和個人依法査詢。

新京報記者査詢發現，11月17日，深圳市個人破產資訊公開平臺已對呼勇基本資訊、考察期、考察期義務及監督途徑進行公示。

根據深圳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定書，呼勇無固定工作，每月勞務收入約5000元。每月收入在扣除應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後，保留必要生活支出，包括贍養母親承擔487.5元；撫養女兒承擔1100元；按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每月生活費支出2200元，共計3787.5元。剩餘收入，將全部用於償還債務。

11月14日，呼勇告訴新京報記者，現時她從事協力廠商勞務輸出工作。她說：“賺不到什麼錢，但是沒辦法，年齡放在這了，到哪個組織去打工都沒人要的。”

這是她謹慎的說法，未來似乎開始朝更好的方向發展。

管理人胡隽對深圳本地媒體說，呼勇正在接洽一份新的工作，如果能成功入職，償還能力將有較大提升。多出豁免部分金額的收入，將用來償還全體債權人的債務。

（文中呼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杜寒三

編輯袁國禮

校對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