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幅員遼闊，口音雜异，村村有方言，市市不相同，遠的不說，清朝的皇帝，都是滿洲的後裔，就是東北三省那一旮遝的，如果皇帝都操著一口東北腔，那大殿之上估計天天上演二人轉，想想都酸爽。

其實，我們真的想多了，這個問題，古人早就已經完美解决了。

清朝的時候，皇子皇孫們從5歲就開始接受殘酷的宮廷教育，要接受滿、漢、蒙、藏四種禦教，要掌握4種語言，而我們現在小學三年級才接觸英語，是不是有一種輸在起跑線上的感覺。

但是，全國方言千百種，光學會滿、漢、蒙、藏也不管用呀，怎麼辦呢？

很簡單，製定“官話”，相當於現在的普通話，這個事兒，從西周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從西周一直到宋朝的兩千多年間，都是以洛陽地區的語言為官方語言，（河南人眼淚汪汪的，“臥驕傲呀”）

而到了元代，經濟中心向北京一帶發展，官話的標準就由中原音逐漸改為北京音了，到了明代，標準音就有了很重的南京音北京音特點，明清時期，朝廷官話就和現在的普通話很像了。

1867年英國駐北京公使威妥瑪在《語言自邇集》中提到：“官話作為口語媒介不只是屬於官吏和知識階層，而且屬於近五分之四的帝國群眾”。

明初朝鮮人的漢語教材《老乞大》、《樸事通》以北京話為標準音編寫。

元末明初朝鮮漢語課本《老乞大》

皇帝怎麼才能聽懂大臣說的話呢？

首先，皇帝的交際圈其實是比較窄的，能經常和皇上說上話的人，就那麼幾個，要麼是和皇帝一個地方的人，方言相同，要麼是長久陪伴皇帝的人，這些人能完美的掌握官話，問題解决了。

其次，如果是新任職的官員或者是要覲見皇帝的外地官員，需要到六部之一的禮部參加演禮，主要內容就是基本的禮儀和官話培訓。

遇到大神級的皇帝，語言問題就不是個事兒。康熙就是一個牛人，《清實錄·康熙朝實錄》中有這樣的記載：十三省語音、朕悉通曉、觀人察言即可識辨。

再說了，要想在官場混下去，混的好，除了四書五經之外，必須學好官話，不然會被人小看的。

第三，最難懂的應該是南方的語音，雍正對閩廣官員帶著鄉音的官話上朝非常反感，還囙此懷疑他們的做官能力。

“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事，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判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工曉乎？”

所以，雍正要求福建、兩廣建立正音書院，聘請官話教官，童生、秀才、舉人要在八年內學好官話，否則就不准參加考試，官話直接和烏紗帽掛鉤了，一聲令下，全國掀起了學習官話的熱潮。

清高宗乾隆帝

有人就因為方言出事兒了

清朝初期，官場上頻繁出現“冒籍”現象，用現在的說法就是“高考移民”，和我們現在的出發點是一致的，清朝時，江浙地區教育程度高，直隸地區相對差一些，朝廷就在中舉人數上對直隸地區進行照顧，當時的戶籍制度相對鬆散，有的人家就鑽“易地考試”的空子。

為了遏制這種現象，乾隆專門設立了一個“審音禦史”，一是聽參加考試的舉子的口音，杜絕“易地考試”，二是聽新晋官員的口音，杜絕回家鄉當官。

乾隆二十四年，浙江紹興府通判張廷泰走關係，得到了面見乾隆的機會，乾隆首先問張廷泰的籍貫，張廷泰說是順天府（今北京）人，乾隆臉色就變了，張廷泰的紹興口音被乾隆聽出來了，就把審音禦史叫過來“奏對履歷，為時無幾，尚能辨其語音”，意思是，幾句話我就能聽出來他是南方人，你這個審音禦史是幹什麼吃的，紹興人怎麼能當紹興通判。然後一道聖旨，將張廷泰調到福建任職，罰了審音禦史三個月的俸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