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公開

三千年前姬旦著《周禮》，這些從王畿頒發到數百諸侯國的簡牘和絲帛中，在《大司徒》一章有這樣一句話：

翻譯過來大致意思如此：每逢正月朔日，大司徒都要把最新出臺的政策法規廣泛宣傳出去，讓國民得以領會。後文還要求宗族和城鄉的各級管理者，要逐層上傳下達，落實到基層去。

作為卓越的政治家，周公姬旦早早便意識到政府與民間保持溝通的重要性，即使這種溝通更側重自上而下的單向指令和教化。

中國古時歷朝歷代的政府公開，一直保持這種上位心態的單向發佈習慣。尤其在稅收政策方面，朝廷向來積極對百姓普及。當然，這也是百姓相當關心的問題。

例如《新唐書》載：

凡裏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闊狹，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於縣門、村坊，與眾知之。

到清代，稅收制度和法紀經常被刻成石碑立於村鎮熱鬧地方。要注意的是，這些石碑不僅僅包含《簡明賦役全書》這樣的普法教育，還包括行業性的和新頒佈的政策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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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盤龍江敷潤橋北側西岸，立著一塊清代石碑。這是清光緒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雲南府昆明縣正堂關於整頓生猪屠宰行業稅厘行規並資助功德的告示。

2

清末碑刻，發現於寶雞市太白縣桃川鎮。碑題為“公議分任遺糧碑記”，公佈了分攤逃亡人員賦稅的政令。

古裝劇裏常見的“皇榜”，在歷史上並非都用來招募勇士。除了新皇登基、改年號這類朝政大事，倒是說宮中皇帝的家事多些。比如太后的病好了，某皇妃生子了，有所宮殿塌了一角等等。這些亂七八糟的，倒也和老百姓息息相關。因為皇家經常借此顯示皇恩浩蕩，比如宋徽宗剛坐上龍椅那年又得一子，一高興，“思布惠澤於天下”，豁免了去年以前老百姓拖欠官府的債務，同時免除當年的秋苗錢。

其實，像減輕百姓負擔這樣的事，古代皇帝包括士大夫們，從沒想過這是朝廷官府的義務，而視為一種恩典。

儒家官吏嚮往的理想政治模式是老百姓乖乖聽話，他們撫琴而治。

另外，在那個沒有動車沒有網絡的時代，汴梁城裡貼出一張示恩皇榜，遠在數千里之外的雲南老百姓要受惠，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還得祈禱抄送、傳達過程中別走樣，實施的各級官吏折扣別打得太狠。

也不是沒有向民間徵求意見的政令公開。

王安石與司馬光，朋友加政敵。

王安石變法時，便要求“榜之諸縣，凡民所未便，皆得自陳”。但王安石一派的新黨以雙標聞名於世，青苗法市易法怨聲載道萬民所指，他們充耳不聞，許多反映真實情况和意見的人還遭到了打擊。而司馬光反對新政，也倡言明下詔書，“頒下諸路州軍出榜示”，“不以有官無官，凡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說實話，這樣的通告聽聽就行了，舊黨中也不乏慣用民意立姿態鬧黨爭者。

綜上所述，古代中國的“政務公開”，根本無法和現代相比，在降低社會治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方面甚至起反作用。技術條件限制，只是相當次要的原因。關鍵在於不可能指望古代朝廷官府具備“服務”意識，江山社稷非公器，不過皇家私產耳，官僚也常以“父母”自居，子民們自然不可能擁有監督權。這種時代的政務，其實連“公開”兩字都難以真正做到。

古代皇帝也許也有真心期望官吏施政行為趨向規範與透明化的，但歷來貪官污吏勒索侵蝕，必須靠暗箱操作才能得逞，所以京內京外自上而下，層層都有隱匿資訊、阻礙公開的力量。南宋高宗皇帝抱怨說朝廷為減輕群眾負擔一再頒詔，科率都有數目限定，要求出榜公佈，使民周知，沒想到“官吏為奸，恐民間盡知數目，不得而欺隱，所以不肯出榜耳”。這以後又有校書郎王十朋上疏說現在的“監司守令多不得人心”，列舉三條，第一條就是“不宣詔條”。然後一針見血，揭示何以“不宣”的原因：因為這些政策和資訊都是“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吏者”，於是全力隱瞞，“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如此封鎖，遑論落實，結果導致“寬恤之詔屢下，然而實惠未孚民”。

更多時候，朝廷也不喜歡公開。漢魏時期，“漏泄”或“探知秘事”都是嚴重的職務犯罪，不少高官囙此罹禍。對此，有識之士多予責備，晚清禦史趙炳麟責備“近年國家行政多尚秘密”，乃使“舉國之人耳目愈閉，視聽愈惑，以致弊端百出”。

李鴻章若不登艦，都不知道他親手締造的北洋海軍，炮彈箱裏裝的是石頭。

弊端之一就是“司員奸黠者”遂得趁機權力尋租，加速吏治腐敗。

真正能實現政務公開，體現人民權利的“人民政府”，要等歷史邁步到西元1949年，才出現在華夏神州。

伴隨我國改革開放歷史行程，“政務公開”這項重要制度也不斷完善。

從上世紀80年代末期基層行政管理機關推行“兩公開一監督”開始，政務公開制度在全國基層政權組織中逐步推廣開來。

1997年，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城鄉基層政權和基層群眾性組織，都要健全民主選舉制度，實行政務和財務公開，讓羣衆參與討論和决定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對幹部實行民主監督。”

200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要積極推行政務公開，鼓勵人民群眾依法對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監督，並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

2000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在全國鄉鎮政權機關全面推行政務公開制度的通知》。

2004年3月，國務院印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把行政決策、行政管理和政府資訊公開作為推進依法行政的重要內容。

200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推行政務公開的意見》，對進一步推進政務公開提出了更明確的要求，做出了更具體的部署。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會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把政務公開作為促進和諧社會的重要制度保證。

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強調，“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2008年3月，“推進政務公開”被寫進《國務院工作規則》。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並繼續推進政務公開工作。黨的十八届三中全會提出，“完善黨務、政務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推進決策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

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佈了《關於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意見》指出，“公開透明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徵。全面推進政務公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對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增强政府公信力執行力，保障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具有重要意義。”這是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推行政務公開政策，啟動資訊公開法治建設以來，對政務公開性質、意義及其法理基礎的一次精確闡述，反映了國家黨政領導機關對政務公開和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建設認識的深化與理念的提升。

雲南省人民政府始終貫徹以人民為中心之宗旨，緊隨時代脚步，為提升《雲南省人民政府公報》數位化發展水准，進一步擴大《雲南省人民政府公報》受眾面，加大政務公開力度，於2021年11月1日，省政府辦公廳上線雲南省人民政府入口网站省政府公報欄目微信小程式（簡稱“公報微信小程式”）。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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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微信小程式具有獲取和閱讀最新《雲南省人民政府公報》、檢索歷年《雲南省人民政府公報》功能，與“雲南省人民政府門戶網”微信公眾號關聯，充分發揮互聯網覆蓋面廣、傳播迅速、便於査詢的優勢，方便公眾獲取、閱讀、使用和保存省政府公報。

這個小程式，是古人三千年未敢想像的。原因還是並非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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