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前段時間發表文章《蘇聯侵占中國唐努烏梁海史》（歡迎蒐索）。發現不少史友，對外蒙古獨立的歷史存在錯誤的理解。這引發了我對外蒙古獨立史料研究，特編撰系列文章。本文為第一篇，講述外蒙古首次獨立的歷史。

要瞭解外蒙古首次獨立史，首先要講清楚什麼是內外蒙古，外蒙古首次獨立的罪魁第8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以下簡稱哲布尊丹巴）其人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形成史。

另特別說明：唐努烏梁海雖在1911年，外蒙古首次獨立後；曾併入外蒙古。但1924年第二次獨立時，蘇聯為全面控制外蒙古。故單方面宣佈唐努烏梁海獨立。1943年正式加入蘇聯。故1945年，1950年兩次中蘇和約談判。唐努烏梁海與外蒙古分開談判，且中蘇均同意暫擱爭議。所以1945年蔣介石承認外蒙古獨立，與唐努烏梁海被俄羅斯吞併無關。且兩岸至今未承認俄羅斯所謂“圖瓦共和國”（即唐努烏梁海），堅持對唐努烏梁海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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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外蒙古的出現及清朝統治制度

蒙古最早見《舊唐書》的“蒙兀”。正式出現於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可汗時期，並延用至今。而蒙古作為地理名詞，大抵自大興安嶺以西，長城以北，天山，塔爾巴哈臺山以東，即蒙古盟旗分佈的區域。在清初未入關前，漠南蒙古降清，清廷將漠南蒙古稱為內蒙古。康熙年間平定噶爾丹叛亂，喀爾喀蒙古降清，“大漠以北曰外蒙古……”。這就形成了今天的內，外蒙古。

清末時，外蒙古分為喀爾喀，唐努烏梁海及科布多三區。為加强對外蒙古的統治，從天聰9年至乾隆元年（1635-1736年），清廷在中央設理藩院，在內外蒙古各地設盟旗制。將內蒙古24部分別編為49個紮薩克旗，外蒙古編成86個旗。並派將軍，大臣管轄。1733年，設定邊左副將軍，先駐塔米爾河後移烏裡雅蘇台，統轄喀爾喀四部，科布多及唐努烏梁海官兵，並會同庫倫辦事大臣管理蒙古事務。1761年，設科布多參贊大臣，受定邊左副將軍節制。1762年，設庫倫辦事大臣，負責辦理中俄邊界，中俄互市事宜及監督外蒙古王公喇嘛。由於清廷始終未在蒙古設立行省，造成喀爾喀，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內蒙古分而治之。且又強制推行“滿蒙通婚”“盟旗制”等，對蒙古社會造成很大的危機。由此滋生了所謂“泛蒙古民族統一運動”。

而外蒙古位於亞洲中部，境內大部分為山地和高原，平均海拔1500米，是中國北方的門戶。與俄國接壤，且距清廷中樞北京只有三四百公里，中間也沒有天然職責分險阻，易守難攻。極具戰畧意義，清末重臣左宗棠曾指出：“西北形勢完整，臂指相連，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1727年清廷與俄國政府簽訂《布連斯奇界約》劃定：中俄疆界以貝加爾湖南之恰克圖為起步，向東沿果基河，橫斷俄，蒙間沙漠地區至額爾古納河，向西經薩彥嶺至沙賓達巴哈。根據界約雙方立有界碑，此疆界至清末未有變更。可見外蒙古自古就是中國固有領土，戰畧地位非常重要。

由於大量蒙古人遷往布裡亞特（即現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布裡亞特），並有深受藏傳佛教影響。故存在“布裡亞特蒙古”說。在“泛蒙古民族統一運動”中，曾明確涵蓋布裡亞特。這也引起了俄國政府和之後蘇聯政府警覺。下文將詳解“泛蒙古民族統一運動”。

但是鴉片戰爭中，俄國強迫清廷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伊寧條約》《陸路通商章程》《伊犁改訂條約》等。侵佔中國東北，西北超150萬平方公里土地，使外蒙古陷入俄國夾攻下。同時俄國取得和中國合辦由恰克圖經蒙古至北京的郵政，在蒙古地區通商，在外蒙古免稅貿易和外蒙古庫倫，科布多，烏裡雅蘇台設立領事館特權，打開了從科布多經歸化城到北京，通州，天津；從伊犁，塔爾巴哈台經蒙古深入中國內地的幾條通商路線。之後，大批俄國商隊進入蒙古地區，使得俄蒙貿易迅速發展。據不完全統計，1861年“俄蒙貿易”總額不到22萬盧布，1900年則猛增到1700萬盧布。伴隨商隊而來，還有俄國所謂“探險隊”“考察隊”“旅行團”“考古隊”，實際是俄國刺探中國蒙古地區地形，繪製地圖，蒐集情報，從事政治，軍事陰謀活動的特務人員。

另據“1891年至1908年間，由俄羅斯輸出到蒙古的貨物總值只新增22%，而同期由蒙古輸入俄羅斯的貨物總值卻新增了66%，1908年俄蒙貿易進出口逆差則達五千萬盧布”，巨大的貿易逆差，使俄國必須控制蒙古，以減輕財政壓力。另外，蒙古豐富的礦產，畜牧資源也為俄國垂涎。1900年，俄國富商葛洛德就曾在土謝圖開採金礦，賺取巨額財富。《列寧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9頁。

1900年，俄國更乘出兵中國東北之機。首次駐兵庫倫。還在庫倫開辦蒙語翻譯學校，培植親俄勢力。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擇—關於蒙古問題》，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號文書。

二.哲布尊丹巴起源

哲布尊丹巴是喇嘛教黃教派在外蒙古最高領袖。而喇嘛教黃教派起源於西藏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由著名的宗教活動家宗喀巴發起的“宗教改革”，創立了新的喇嘛教派—格魯派，即黃教派。也是喇嘛教最晚形成的流派。但發展很快，到了16世紀中葉，在藏族社會形成占絕對優勢的黃教寺院集團。黃教派為與西藏其他教派爭鬥，故尋求强大盟友。黃教教主索南嘉措開始與蒙古右翼土默特萬戶首領俺答汗聯系。《俺答汗傳》第17頁，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蒙古史研究所藏抄本。

1571年，西藏高僧阿辛喇嘛到達內蒙古布教，受到俺答汗接見，不久皈依佛教，敬奉三寶。1577年，又經徹辰洪臺吉勸解下，皈依喇嘛教。1578年，西藏黃教派領袖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在青海湖仰華寺會面。在集會上索南嘉措“向漢，藏，蒙古，衛果爾及僧俗人等，十萬餘眾”講經傳法，並有108名土默特青年受戒入教。此後，黃教在內蒙古地區開始興盛，俺答汗還在歸化城廣建寺院，喇嘛教僧人也源源不斷來此布教。到17世紀中葉已遍佈蒙古大部分地區，並開始形成實力強大的活佛轉世體系。薩囊徹辰《蒙古源流》卷6，7，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88年，三世達賴索南嘉措圓寂，四世達賴雲丹嘉措在土默特部轉世。1602年，四世達賴雲丹嘉措由蒙古軍隊護送入藏。四世達賴雲丹嘉措和五世達賴羅桑嘉措在藏前半生約四，五十年間，由於西藏內部僧俗領主集團間及各自引進的蒙古軍隊相互鬥爭，西藏陷入長期混亂的局面。就在四世達賴入藏後第二年（即1603年），後藏辛厦巴家族（即藏巴汗地方政權）切斷黃教與靠山帕主家族的聯系，並不斷壓迫支持黃教的蒙古軍隊。1616年四世達賴突然死於哲蚌寺，辛厦巴.彭錯南傑禁止達賴轉世，並於1618年建立藏巴漢地方政權，其執政錯彭錯南傑之子丹迥旺布雖同意五世達賴轉世，但意識到蒙古軍隊的威脅，就聯合黃教以外的各派於1630年左右發動反黃派運動，給予黃教重創。善慧法日《宗教流派鏡史》第109頁，西北民族學院研究室1980年版。

就在黃教深陷西藏各派力量鬥爭最激烈的時間，喀爾喀蒙古部汗王派人赴藏，要求西藏派高僧到外蒙古傳播喇嘛教，即黃教派。但是，藏巴汗地方政權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派遣了覺囊寺的寺主多羅那它到外蒙古傳教，實為覺朗（囊）派。“覺囊”為地名，在西藏拉孜東北，因“袞邦悲精進於覺摩囊建寺，篤補巴住持之，遂大宏本宗，自此而後其法嗣相承，遂名覺朗（囊）派。”悲精進是八思巴的弟子，所以覺囊寺也是薩迦派的屬寺，寺住持也都是由薩迦學成後轉入覺囊派的。覺囊派採取活佛轉世相傳襲，到多羅那它（據藏史記載其原名為袞噶寧波，1575年出生於衛藏交界處的喀熱瓊尊。）已是第15世（另兩說：1.前13世為追加的；2，共13世）。

由於喀爾喀蒙古人對當時的西藏教派之爭不甚瞭解，“尚不知西藏之有薩迦派之紅教與額爾德巴派之黃教也”，結果被藏巴汗地方政權“蒙混過關”。1614年多羅那它被迎往庫倫被，外蒙古諸汗王尊稱“哲布尊丹巴”，蒙語又稱“溫都爾格根”。1634年，多羅那它在庫倫去世。次年，土謝圖汗王妃生一子，被確認為多羅那它的轉世。洛桑赤烈《西藏民族學院學報》載《論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1981年第4期。巴圖爾烏巴什丘緬《四衛拉特史》第9，10頁頁載魯蔔桑巴勒丹《托忒文獻集》，烏蘭巴托1976年版。

綜上，我們所說的哲布尊丹巴一世，實際是被認為多羅那它轉世的土謝圖汗袞布多爾吉之子，自此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轉世體系開始出現。現時學界普遍認為，覺囊派之所以選擇當時外蒙古勢力最强的土謝圖汗部，就是為了與當地的王公貴族集團結合起來，以形成政教合一的統治。這也得到了土謝圖汗王的支持，可謂是政治交易。但要注意，哲布尊丹巴一世為覺囊派。那為什麼後來成為黃派？

17世紀30年代，喀爾喀蒙古部卻圖臺吉和內蒙古林丹汗到達青海後，加入藏巴汗政權丹迥旺布的反黃教聯盟，“立誓要摧毀沙拉，哲蚌，甘丹三大寺，消滅格魯派”。為打破危局，黃教領袖五世達賴和四世班禪遣使天山北路，請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顧實汗南下，鎮壓反黃教勢力。最終於1642年，全殲藏巴汗政權軍隊，擒殺丹迥旺布。藏巴汗敗亡，黃教自此取得了西藏宗教大權。1651年，清廷邀請五世達賴進京，並送金册，金印，封五世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普遍瓦赤喇怚喇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在西藏地區聲勢日隆。《善說宗教流派鏡史》第109頁，法尊《中國佛教》第二集載《西藏後弘期佛教》，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頁。

這影響到了外蒙古哲布尊丹巴的地位，此時其背後的覺囊派已經失勢，再加上清廷支持黃教及其他各種複雜因素。哲布尊丹巴一世遂拋弃覺囊派，改信黃教。1649年，五世達賴正式授予哲哲布尊丹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號，班禪在紮什倫布寺為其授格楚戒。《善說宗教流派鏡史》第109頁。

清廷統治蒙古後，為防止蒙古王公貴族“反叛”。一方面對蒙古王公貴族封爵，賞賜，賑恤，聯姻，特權繼承等優待政策。另外，還“以黃教柔順蒙古”，對喇嘛教製定了專門的保護和獎勵政策。這使得喇嘛教在蒙古有很高的權勢和影響力。甚至為了鼓勵蒙古人出家當喇嘛，免除喇嘛的兵役，賦稅和差役，造成蒙古地區幾乎每家牧民，均有1個以上的男性是喇嘛。最高峰時竟達蒙古族人口三分之二。這也成為俄國拉攏喇嘛教領袖和王公貴族，以控制外蒙古的主要原因。張穆《蒙古遊牧記卷子7（額爾額總敘）》

三.第8世哲布尊丹巴裂變與清廷衝突

引發外蒙古首次獨立的第8世哲布尊丹巴，名叫阿旺卻吉尼瑪丹增旺楚克，1870年轉世於西藏沃卡壩卓，其父曾任達賴喇嘛宮中經濟事務官員，家境頗為富有。這也使他從小喜奢侈。

1874年，哲布尊丹巴5歲，被喀爾喀蒙古王公迎到庫倫，哲布尊丹巴父母一起隨護，清廷賞給其父五等公頂戴。但1882年，哲布尊丹巴的父親去世後，開始變得任性，恣意妄為，揮霍無度。[日]岡田英弘《哲布尊丹巴傳記資料五年.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9年版第9，51。祁傑《曆世哲布尊丹巴與清廷的對喀爾喀蒙古人政策》，內蒙古社會科學1997年版第3頁。

1894年，瑞典人拉爾森（可能是佛蘭斯·奧格斯特·拉爾森—筆者注）首次到庫倫見到第8世哲布尊丹巴後，不久便成為親密的朋友。通過拉爾森哲布尊丹巴接觸到了外部世界，並喜好西方物品。據拉爾森的《Duke of mongolia》記載：“活佛的生活極其奢華，他的身邊充滿他任何渴望得到的東西，用最貴和最有營養的食品，喝昂貴的法國香檳酒，穿戴最昂貴的首飾。但他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對我和活佛相識的這些年，任何窮人只要遇到困難，活佛都會利用他的權力盡力讓這些人過得好點”。可見第8世哲布尊丹巴生活奢靡，愛享受，但在喀爾喀擁有很高的地位和影響力。另外喜歡幫助窮人。

清廷派駐外蒙古的官員與哲布尊丹巴及蒙古王公貴族及喇嘛關係多有不和，且限制越來越多。特別是在清廷駐庫倫辦事大臣和哲布尊丹巴見面時的體制禮法之爭，引起雙方激烈衝突。這對哲布尊丹巴和外蒙古王公貴族們，造成極負面的影響。

1878年，經過庫倫辦事大臣志剛和蒙藉官員那貝子談判，辦事大臣晉見哲布尊丹巴跪拜禮節，改為僅交換絲巾。這令哲布尊丹巴大為不滿，堪布喇嘛和商卓特巴登試圖說服清廷撤換志剛，未予許可。幾經交涉，清廷勉强答應哲布尊丹巴不必起座迎受，志剛也不行三叩之禮，自此清廷官員也未再向哲布尊丹巴行跪拜之禮。清廷各打五十大板，令哲布尊丹巴和外蒙古王公及上層喇嘛非常不滿。

1887年，哲布尊丹巴母親病逝，他更加肆無忌憚。1889年，第8世哲哲布尊丹巴公然藐視清廷不得擅離庫倫的限制，私赴慶寧寺。但當時清廷內外交困，故未查問。這更助長了哲布尊丹巴囂張氣焰。[俄]阿.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896年7月，剛上任二個月的新庫倫辦事大臣桂斌提出參照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的往返體制改革駐庫倫大臣與哲布尊丹巴之間的關係，再次引發雙方交惡。外蒙古上層喇嘛要求清廷撤換桂斌，竟得到清廷應允。但清廷公開表示對哲布尊丹巴的強烈不滿，訓示新辦事大臣連順“以後遇事不可再聽哲布尊丹巴一面之詞”。這加劇了雙方衝突。而清廷之後推出的“新政”，將成為外蒙古“獨立的導火”索。李毓澍《蒙事論叢》中國臺北永裕印刷廠1990年版。

四.俄國對外蒙古的滲透

1905年，俄國經日俄戰爭中慘敗和俄國革命打擊，國力衰竭，內外危機四伏。遂對外交戰畧作出重大調整：“在世界範圍內，重點緩和同英國，日本的衝突”。但加大對遠東地區的侵略。1907年，在俄國倡議下，日俄我們沒有明天公開和秘密兩份條約（即日俄條約）。其中密約除劃分各自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外，還規定：“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享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享有特殊利益。”這標誌著，外蒙古及中國西北成為俄國對外擴張主要目標，並影響之後蘇聯政府在遠東戰畧。

外蒙古包括喀爾喀，科布多和唐努烏梁海。喀爾喀又由土謝圖，車臣，三音諾彥，劄薩克圖四個部落組成。其權勢由僧俗封建領主即上層喇嘛和王公掌握。俄國就首先收賣這些地方權貴。特別是重金收買拉攏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梵谷人來貨，首獻活佛，以順其欲”。“活佛門首，每日必有多數俄人，往來其間。並有俄文信劄往返”。“活佛寺內藏有洋槍數十杆，奇异之獸數十種以及歐洲玩物甚多，皆系俄人所報效者”。哲布尊丹巴在給清廷的呈文中說：“近數年不知俄羅斯何心，甚重黃教（即喇嘛教），其布哩雅特（即俄羅斯布裡亞特共和國—筆者注）喇嘛等來庫倫寺內者日多”。隨後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開始傾向俄國。陳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1篇第18頁。

同時，俄國向外蒙王公饋贈大量金錢禮品，並無償援建俄式住宅等管道。同時不斷挑撥外蒙古地方勢力與清廷關係。經多年經營，在外蒙古上層王公貴族中形成了一個親俄政權。與此同時，俄國多次在中俄，外蒙古境內炫耀武力，擺出武裝佔領蒙古的態度，如1908年秋，中國恰克圖章京那丹珠稟報：“有俄兵三千駐紮恰克圖以北俄界。並探有續行添兵等情”。1909年春，那丹珠再禀“有俄兵百名自備馬匹前赴庫倫，系奉現駐庫倫之領事施仁瑪勒福調取”。時任庫倫大臣延祉認為俄國“似別有屬意”。這大大增强了在外蒙古影響力，也引發了清廷對蒙患的擔憂。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延祉等奏陳庫倫情形折》（宣統元年閏二月二十七日）。

五.清廷“新政”和三多“治蒙”失敗

俄國積極拉攏外蒙古喇嘛上層和王公貴族，策動“分裂”時。清廷推出的“新政”，卻將外蒙古統治集團推向獨立。

由於清末以來，中國國勢衰頹；無力抵抗俄國，日本對內，外蒙古的侵略。而蒙古地區向來地廣人稀，邊防倍感空虛，危殆日亟。再加上財政困窘。故駐邊大臣，將軍，都統，督撫，有識之大小官員等，不斷提出籌蒙改制的奏疏，甚至提出透過放墾，即可移民實邊，又可籌措經費的籌邊論述。即“設省改制”，又稱“蒙邊新政”（簡稱“新政”，下文同）。其實質是以領其地，理其政，征其稅，駐其兵。經蒙古籌邊論述24奏折中，持贊成者達19折。要求清廷對外蒙古，內蒙古，東北蒙邊之設省改制。一言以蔽之，唯有放墾牧地，移民實邊，設省改制，才能“實效管轄”蒙邊。來源張啟雄《蒙藏季刊》第20卷第1期載《清廷對政府官員蒙古籌邊論述的抉擇—以光緒帝朱批奏折為中心》，2011年3月第34-55頁。

宣統元年6月（1909年7月）署歸化城副都統三多鑒於“時勢日急，外患更深，整頓蒙旗，萬難再緩”，遂提出改革方案：“土謝圖，車臣為一部，而設治所於庫倫；三音諾彥，劄薩克圖為一部，科布多……附焉，設治所於烏裡雅蘇台；並擬各設蒙部大臣一員，仿東三省總督兼將軍之例。……”。以“安中夏而禦强鄰”。清廷旋改派三多署庫倫辦事大臣，宣統二年2月1日（1910年3月11日）三多接篆，但否决了其變蒙為行省的意見。不久，中央各機關督促舉辦“蒙邊新政”之文電充斥清廷內閣軍諮府。其主要政策有招募漢民，放墾蒙地，移民實邊，增設州縣，設官分職，練兵以固邊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俄國侵華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册第727-728頁。

三多在到位不久即給清廷上奏道：“竊查喀爾喀四部落分隸烏裡雅蘇台將軍，庫倫辦事大臣，所有台站，卡倫，屯田，牧放等差役本極煩重，稍遇偏灾，即有不支之勢”。“近來該四部落遭灾歉，人口凋零，牲畜無幾”。可見，當時外蒙古人民生活已極端困苦。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三多奏為喀爾喀四部代當差使折》（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但三多卻不顧當地實際情況，推行新政太急。遍設兵備處，巡防營，木捐總分局，衛生總分局，車駝捐局，憲政籌備處，交涉局，墾務局，商務調查局，實業調查局等。除原有之滿蒙大臣衙門，章京衙門，印房，宣化防營，統捐，巡警，郵政，電報各局外，庫倫僅新添機關竟達20餘處。可見其雷厲風行。當時所有各機關之開辦經費，及經常應需之柴炭器具鋪墊馬匹雜用等費，悉數責令蒙古當地一律供給，蒙古地方官便向蒙古群眾索取，造成群眾不堪其擾，紛紛逃避，以致庫倫周邊各旗，竟為之一空。可見蒙古群眾之不滿。梁鶴年《庫倫獨立始末記》中國臺北文海出版社第179頁。

再加上“三多在任，危福自擅，創爭木炭稅，馱捐稅，商不堪界，斂征稅收，以充衙門之用，蒙民不聊生”。《近代史資料第54期》載胡太才《偵蒙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而打著欄新政旂號前來外蒙古調查的朝廷官吏作威作福。“到臺（即驛站）後，非索雞鴨，即索火腿，羊肉弃之不食。無以應之，則鞭打從事。蒙人視如狼虎”。可見清朝官員之腐敗無能。另外新政策所需大筆經費，主要責令上層王公喇嘛（遵部（即理藩部）章報效），每個領主少則分攤一，二千兩份，多則二萬餘兩。不少王公囙此債臺高築。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志銳奏為蠲除蒙累以恤蒙情而蒙志折》（宣統三年十月初十日）。

另外喀爾喀四盟王公對清廷在蒙古實施的殖民，設官，練兵事，特別恐慌，認為：“中國人施行新政之目的在於徹底奴役蒙古。”尤其是“殖民實邊”，一面鼓勵漢民移民蒙邊，一面利用蒙古人負債抵押土地之機，先將蒙古人抵債之土地分給內地移民，隨後在移民之在另組管理機關，設定郡縣管理。這令外蒙古上自王公下迄牧民，人人自危。尤其是庫倫活佛，外蒙古王公擔心的新政後，喀爾喀的地位將成為中國行省，影響其統治利益。

至此，“新政”變成苛政，加深了清廷與蒙古地方間的利害衝突，迅速轉變成中蒙間的族群對立，造成獨立思潮日强。清廷所謂的“蒙邊新政”成為“蒙人離心，改變認同”的導火索。並形成了所謂的“外蒙古獨立運動”。

要特別注意的是，“外蒙古獨立運動”中的“泛蒙古民族統一運動”。其主張以庫倫為中心，攻佔烏科後，再逐步向外擴張，其侵略目標涵蓋布裡亞特，呼倫貝爾，唐努烏梁海，內蒙古（當時東蒙，南蒙，西蒙），外蒙古等全蒙各地。可見其本質為“蒙古民族主義”運動。張啟雄《全蒙統一運動—喀爾喀獨立的另類觀點》，中國臺北2001年序論。

六.俄國决定策動外蒙古獨立運動

清廷新政，引發了俄國的的不滿。俄國政府認為，“中國在蒙古擬實行的新政，中國農民在鄰接我國邊界的地帶進行墾殖，……尤其在緊靠我國領土的地區，中國軍隊的大量出現，不能不使我們憂慮”。《帝國主義時代國際關系》第2輯第18卷上册第339-341頁。

俄國駐庫倫代理領事拉指多夫斯基，借此於1911年7月1日是向駐北京俄使廓索維慈建議：俄國出面干預，“給予蒙人庇護”，否則俄國將會“喪失我國現時在該地所享有之崇高威信和好感”，更嚴重的是“另一大國（指中國）將會出現於蒙古，並取代我國在蒙古之地位”。於是，俄國政府乃開始支持外蒙古脫離中國運動，企圖摧毀中央與蒙古的主屬關係。在庫倫舉行的王公會議决定向俄國請求庇護，並敷衍應對清廷新政。7月28日，活佛哲布尊丹巴將此事通知俄國駐庫倫代理領事拉弗多夫斯基，並於翌日派遣王公喇嘛代表杭達多爾濟親王及哲布尊丹巴助手金庫員司車林齊密特等偕五名隨員，秘密前往俄都聖彼德堡，請求俄國援助和庇護。

8月15日外蒙古代表團抵達彼得堡，受到俄國官方款待。8月17日，俄國代理內閣總理大臣郭可華慈（時任財政部長—筆者注）在緊急會議上，主張利用此次外蒙古代表團訪俄之機，與其談判，並“設法使此事符合我國願望。在此種狀況下，此事或許在即將舉行的俄中談判中，能使我們得到好處。”換句話說，俄國的策略是企圖利用蒙案危機，先與外蒙古代表談判，造成既成事實後，再與中國談判，逼迫中國承認。同時採取：“帝國政府在蒙古問題上不主動發表意見，不承認以武力支持喀爾喀蒙古人脫離中國之義務，而是居間調停，通過外交途徑支持蒙古人捍衛獨立之願望，勿與宗主國君主清朝大皇帝脫離關係”。由此可知，俄國當時支持外蒙古獨立運動的程度是有限的，且不能脫離與中國宗主關係，俄國僅以外交調停的管道支持外蒙古獨立，展開對華交涉；雖不與中國武力衝突，但承諾軍援外蒙古。

根據上述方針，俄國一面照會中國，表示俄與喀爾喀為鄰，在該地有巨大貿易利益，視中國在外蒙古“破壞邊界安寧”的新政所引起的騷亂為“是敵視俄國之行動”。一面對抵達聖彼德堡的外蒙古代表團承諾俄國將支持喀爾喀之獨特制度同中國人進行鬥爭，並假借保護領署衛隊之名，立即派遣2個連的哥薩克部隊帶機槍進駐庫倫。8月28日，駐華公使廓索維慈照會外務部，表示：“俄國對於中國在蒙所采手段，不能淡然置之；蓋此項手段，有危蒙古地方現狀，搖動鄰居友好關係，故也”。外務部照複表示：“中國在蒙所采手段，實未妨害俄國利害；並嘗飭令庫倫方面中國辦事大臣，勿用壓迫方法”。對於俄國的照會，清朝外務部左侍郎胡惟德再於9月7日口頭答覆：“中國對蒙古新政之目的，在於改善這一十分落後地區之內部狀況。墾殖是在空閒土地上，於蒙無害；駐軍乃為有效施政，防止騷亂，安定蒙古，於俄有利。並進一步指出蒙古問題乃純屬中國之內政，與中俄友誼有何關係”。俄國再次向中國表示：喀爾喀的紛擾，可通波及俄國的布裡亞特蒙古臣民的獨立意響，“這使我們有理由希望中國政府注意我國之意見書。倘中國政府不願聽我國勸告，則它要對自己之行動後果負責”。

七.武昌起義卻點燃外蒙古獨立，清廷全面妥協

此時，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日益壯大，滿清統治頻臨崩潰。俄國政府態度遂逐漸强硬，乃命令廓索維慈，“將中國人口頭上所承認我國解决蒙古前途問題之原則，以某種檔案固定下來。日後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檔儘量使蒙古現行制度不受侵害”。“將來再以此書面保證，作為日後幹涉外蒙古事務的張本”。為此，廓索維慈乃向中國外交部遞送備忘錄，稱：“中國政府在北京及通過中國代辦在聖彼德堡對蒙古問題所作口頭保證，帝國政府已飭令俄國駐庫倫領署向哲布尊丹巴及王公宣佈，中國政府業已通過明智决定，緩辦蒙古新政，並補充說，中國對被派聖彼得堡之代表團成員及其親屬不會進行任何迫害或懲治。倘現在中國政府對此項聲明不提出任何異議，則此項聲明將被視為解决問題之準則”。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擇——關於蒙古問題》，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6，7，10號文書。

俄國為鼓動蒙古人脫離中國而獨立，乃派馬步隊800餘名援助蒙古，於1911年10月初先進馳抵庫倫。同時，由駐庫倫俄國領事館協調，曾將“步槍一萬五千支，騎兵軍刀一萬五千把，彈藥七百五十萬發，交給外蒙”。傾向獨立的蒙古王公們在俄國的支持下，開始躍躍欲試。而此時內外交困的清廷，在俄國的威嚇下，毫無作為。很快，辛亥革命的勝利號角，卻點燃“外蒙古獨立”的導火索。梁鶴年《庫倫獨立始末記》，中國臺北文海出版社第181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中國各省紛紛宣佈獨立。這也影響了外蒙古局勢，再加上俄國駐華公使廓索維慈趁機向他們保證：“我國政府同意向蒙人提供武器”，再透過使署私人勸告，“切莫放過中國發生革命這一非常有利之時機，以保證喀爾喀之獨立發展”，使蒙古王公“獨立願望更加堅定起來”。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擇——關於蒙古問題》，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號文書。

1911年11月30日，外蒙王公及上層喇嘛在俄國隊支持下，向庫倫大臣三多宣佈蒙古獨立，並下達驅逐令：“刻本蒙古已定宗旨，將蒙古全土，自行保護，定為大蒙古獨立帝國，公推我佛為哲布尊皇帝，不日諏吉登極。……請貴大臣，明日即使帶同文武官員兵丁等出境”。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更在當晚七時降諭，首先痛責其主國清朝，稱：“近年以來，滿洲官員，對於我蒙古欺淩虐待，言之痛心。”然後，即宣佈外蒙古獨立，稱：“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佈獨立，以期萬全。現已由四盟公推本哲布尊丹巴為大蒙古獨立國大皇帝”。於是檄告內外蒙古各盟旗，稱：“滿漢之現象如此，亦滿洲之不德所致也。我蒙古亦宜聯合各盟，自立為國，以便保護我黃教”。陳崇祖《外蒙近世史》第1篇，中國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1頁。

與此同時，外蒙古派使節赴俄，請求俄國派兵保護。12月1日，俄軍1000餘名。在俄軍主導下，5000餘裝備俄式武器的俄蒙聯軍，包圍庫倫大臣衙門，並往中國防營勒繳槍械子彈。當時，庫倫大臣三多所率軍隊僅130名。同日，哲布尊丹巴發表告民眾書，即所謂《獨立宣言》，公然宣佈“蒙古為獨立國，成立新政府並賦於自行處理本國事務而不受他人約束的權力”。3日，獨立政權建立。代表清朝在外蒙古主權的庫倫大臣三多於1911年12月4日在哥薩克兵保護下離開庫倫，經恰克圖返國。不久留駐外蒙古的少數清軍也隨之撤回國。

清廷為解决外蒙古獨立事件，先將三多革職後。令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桂芬為查辦大臣，前往庫倫宣慰，但為俄軍所阻，未能到位。

1911年12月28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登極稱帝，著龍袍黃冠，自稱喀爾喀皇帝。又定帝號為額真汗，年號為共戴，國號為大蒙古國。定庫倫為都，以二達喇嘛東齊林密特為內閣總理，三音諾顏為副總理，下設內務，外務，財政，兵，刑五部。除內務大臣由總理暫兼外，以杭達多爾濟親王為外交大臣，圖盟長察克都爾杞布為財政大臣。達賴郡王棍布蘇倫為兵部大臣，那木薩賴為刑部大臣。俄國政府則在軍援為“建國”賀禮。1912年1月，烏裡雅蘇台劄薩克圖汗宣佈獨立，並押解清駐烏裡雅蘇台將軍奎芳出境。同年8月，科布多參贊大臣溥潤及其官員亦被驅逐。

不過，俄國總理大臣郭可華慈對“庫倫政府”評估甚低。他稱：外蒙古“乃系一種既無政府，又無財政，更無司法之地。其中並極簡單之國家組織，亦複無之。實際上，只有一塊土地，只有一個遊牧民族；所有政府一切組織，現在尚在待創之列”。梁鶴年《庫倫獨立始末記》，中國臺北文海出版社第185-187頁。

八.外蒙古淪為俄國殖民地

所謂“大蒙古”國雖宣告獨立，但在國際上未得到任何國家的正式承認，其中就包括俄國。1912年1月11日俄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宣稱：“俄國政府並無干涉清國國內事變之意，亦無侵略蒙古之野心”，同時要脅：“倘若蒙古與清國斷絕關係，俄國政府即不得不同蒙古政府開展事務關係”，這為俄國與外蒙古簽訂條約做了鋪墊。在1912年11月3日，俄國與外蒙古締結《俄蒙協約》中明文表示僅承認外蒙古在中國宗主權之下具有“自治”之地位，並未承認其作為獨立國的國際地位。其後，俄國急於與中國訂立《中俄蒙協約》者，蓋以外蒙非國際法之主體，所訂條約沒有（宗）主國之承認，不得有效之故。

1911年冬，俄國駐華公使廓索維慈於回國時，受俄國外交部之命赴蒙議約。1912年9月，他由聖彼德堡出發，密赴庫倫。10月6日，在俄領事館與蒙古王公，總理大臣三音諾顏，外務大臣杭達多爾濟親王，內務大臣大（達）喇嘛等舉行會議。席上，雙方曾就蒙古人領域問題和統獨問題，發生爭議。首先，廓索維慈表示，俄蒙若能“結一條約”，當更易使俄國“贊助蒙古自治”。對此，達大（達）喇嘛強調蒙古追求獨立而不是自治，目的在於合內外蒙古“並為一家”。於是，廓索維慈乃就領域與獨立問題展開答辯，稱：“餘奉命談判者，只是關於外蒙或喀爾喀問題。至於內蒙問題，則尚不能提及”。可見，外蒙古獨立後不足1年。其分裂勢力就企圖侵略中國內蒙古，但當時俄國政府明確表態只支持其“自治”而不是獨立，更不支持其“合內外蒙古”的目的。[蘇聯]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中國臺北學生書局1973年版第33頁，第61-62頁。

在第二次會議席上，廓索維慈即依據此項訓領，斷然表示：“俄國不能接受”外蒙古所提方案。於是，廓索維慈與三音諾顏分別代表俄蒙，雙方展開論爭。關於外蒙古獨立上，俄主張“在中國宗主權下，外蒙自治”，外蒙古再次強調所追求的並不是自治，而是真正的獨立。囙此，主張“即時而完全的脫離中國獨立”。在蒙古“統一”上，俄方則主張“限於喀爾喀四盟”，蒙方認為不僅聯合喀爾喀而已，而且應該“聯合全蒙”。在廓索維慈的解讀下，認為聯合全蒙，可能涵蓋俄境布裡亞特蒙古，這反而影響俄國的利益。囙此，警告外蒙古代表：“如欲聯合全蒙，則不但將與中國開戰，並將與俄國開戰”。在談判僵局時，俄國外交部給廓索維慈發來電報稱“烏丁斯克軍團現已準備遣一炮隊，前往庫倫以及烏裡雅蘇台地方”。責令廓索維慈“利用此種機會，以使蒙人接受我們條件”。

面對俄國的武力威脅，外蒙古為儘快建國。採取以“國家利權”換取“俄蒙條約”的做法，同時索取“建國資金”，就在簽字前夕，外蒙古王公請求俄國“貸與蒙古政府200萬盧布，以關稅礦稅為抵押”。廓索維慈痛應允，“頗使彼得欣然色喜”。1912年11月3日，俄國與外蒙古簽訂《俄蒙協約》及《商務專條》。俄國政府要求條約必須由僧俗共同承擔，囙此《俄蒙協約》並未依照國際慣例，由宣佈獨立的“蒙古政府”來簽字，而由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和各王公共同簽字。

所謂《俄蒙協約》，第一條規定蒙古政府的自治，並接受俄國的扶助即保護；反之，本為主國和中國，在蒙不但無權駐兵，也不能移民。第二條則規定俄國在蒙所創造的權利，根據附約的規定來看，在實質上外蒙古已淪為俄國的殖民地。第三條主要著眼於保護俄國在蒙即得利益，同時既可預防中國勢力在蒙“復活”，也可防止其他列强勢力滲透外蒙古。另外，其於上述第一條的規定，外蒙古與俄國得續訂練兵條約，以規定俄國“扶助”外蒙古練兵；基於第一條規定，俄蒙政府得續訂商務專條（又稱《通商章程》），以確立俄國在蒙的經濟權益。此外，俄國來掠奪外蒙古礦產資源還訂有開礦條約。張啟雄《全蒙統一運動—喀爾喀獨立的另類觀點》，中國臺北2001年版第13-17頁。

綜上，外蒙古所謂獨立和俄國稱的“自治”，實際只是淪為俄國的殖民地。更獨佔對蒙經濟利益，並被納入俄國遠東地區經濟圈，在《商務專約》第一條就規定，俄人出入外蒙古無須取得任何蒙方證照，即可自由出入，輕則可從事各項殖民營利行為，重則可從事各項損人利已的國家行為，而該國政府對些亦無必然的管轄權。再第二條規定，俄人可行免稅輸出入貨物，貿易經商，販賣各國貨物的行動，說白點，就是俄國人在外蒙古可享有關稅，貿易稅豁免權，這等於整個外蒙古的經濟，產業完全被俄國控制。還有第三，第四條規定，俄國銀行可在外蒙古辦理抵押貸款，這使得俄國銀行可以通過貸款方面獨佔外蒙古的土地，礦山，森林等資源。而這些均是主權象徵的重要部分。另第五條規定，俄蒙在產業競爭上，外蒙古政府不得設定專賣權，還要撥土地供俄人建廠，開店，屋舍，開墾，耕種等等。再加上俄人在蒙有內河航行權，因需要得建築橋樑渡口，利用外蒙古台站，並得增設領事，甚至可以設立“貿易圈”，一切事務專歸俄國領事或俄屬各公司負責人管轄，俄國人遇有紛爭，俄國領事得派員參與會審，會審可由俄方執行，這就形成了俄國人在外蒙古的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

綜上，《俄蒙協約》是徹頭徹尾的殖民條約，外蒙古不但喪失經濟權益，連主權也全面喪失，完全淪成俄國的殖民地。同時以外蒙古分裂作為籌碼，脅迫中國中央政府，在已獨佔外蒙古權益的同時，擴大在華利益。但正因為俄國對外蒙古貪婪無度的榨取，為日後蒙古人反俄轉向支持北京政府，撤銷自治，回歸祖國埋下了浮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