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記者張寒

編輯|王延春

北緯31度線穿過長江流域，成就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和影響力最大的黃金經濟帶。

“長江經濟帶中上海、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寧波、武漢、長沙、成都、重慶等都市均位於北緯29-31度這個區間。長江沿線都市圈以及城市群正在加速崛起，呈現出由東向西橫向擴散的趨勢。”2021年11月2日，第19部《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下稱《報告》）在北京發佈，中國社科院中國城市競爭力課題組成員介紹稱。

《報告》研究顯示，各大城市競爭力今年重排座次。“南高北低、南昇北降”趨勢依舊延續。同時，“東降中升”開始出現，中部城市群上升幅度較大。今年的《報告》延續了從都市看中國的視角，提出“聚中有散”，並從區域、都市、都市圈、長江經濟帶四個維度看中國都市經濟演化的行程。

19年來，中國城市競爭力排名跌宕起伏，這背後並非冷冰冰的數位，而是關乎區域發展、企業景氣度，乃至民生冷暖的綜合反映。

“東降中升”開始出現

中國社科院中國城市競爭力課題組成員徐海東在發言中表示，2021年中國綜合經濟競爭力前十强都市分別為上海、深圳、香港、北京、廣州、蘇州、臺北、南京、武漢和無錫。上海超過香港和深圳，重回綜合經濟競爭力榜首，上升了兩名。深圳和香港下降了一名。從前20强來看，除東莞上升兩名、廈門上升三名、青島下降三名外，其他城市排名基本維持穩定，表明頭部都市的格局穩定。

徐海東表示，“南高北低、南昇北降”趨勢依舊延續。南方都市有161個都市進入排名，平均上升1.35名，北方130個都市進入排名，平均下降1.68名。

《報告》研究顯示，具體來看，南方都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中，有49個都市處於下降狀態，有29個都市保持不變，有83個都市處於上升狀態。北方都市有63個處於下降狀態，有12個維持不變，有55個處於上升狀態。

同時，“東降中升”開始出現。中部城市群上升幅度較大。東部都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略有下降，頭部都市的綜合競爭力排名維持穩定，但是尾部都市排名呈現下降狀態，總體東部都市排名平均下降1.42名，中部都市的綜合競爭力平均上升了2.25名。

《報告》研究發現，東部有39個都市的排名處於上升狀態，有35個都市的排名處於降低狀態，但是下降都市的幅度較大，從而導致總體排名降低。中部有25個都市處於下降狀態，有46個都市處於上升狀態。

根據當地要素競爭力的排名，前10名的都市分別為深圳、上海、香港、北京、廣州、臺北、南京、成都、武漢、杭州。其中，四個都市屬於直轄市或者特別行政區，七個屬於東南沿海區域，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各占三名。從當地要素競爭力的全國分佈來看，中心都市當地要素競爭力特別强，顯著領先於城市群和都市圈內的其他城市。

從區域來看，東部有63.44%的都市在當地要素競爭力100强以內，中部有25%的都市在100强以內，東北有20%左右的都市在100强以內，西部僅有16.67%的都市在100强。從層級來看，當地要素競爭力越强的層級內部分化越嚴重，也就是說，競爭力較高的省份內部差异較小，競爭力較低的省份內部差異較大。比較特殊的是廣東，屬於競爭力較高，但是內部分化比較嚴重的狀態。

在永續競爭力方面，2021年中國排名前十的都市是香港、深圳、臺北、上海、北京、廣州、武漢、蘇州、南京、廈門，11名-20名依次為無錫、杭州、東莞、成都、佛山、合肥、長沙、鄭州、天津、青島。前20强中，東南地區佔據10席，港澳臺占2席，環渤海占3席，西南地區占1席，中部占4席，總體覆蓋了中國大致13個省市自治區。香港、深圳、臺北、上海、廣州等都市永續競爭力基本維持穩定，從變化來看，杭州上升五名，成都上升六名，合肥上升六名，長沙上升九名，鄭州上升七名，這十年來人口淨流入的都市可持續競爭力上升比較迅速。

徐海東介紹，中國都市永續競爭力總體呈現“南昇北降”的狀態，中部和西南地區永續競爭力排名上升8.5名和10.5名。從中國永續競爭力分佈圖可以看出，中部的安徽周邊和西北的成渝都市圈，永續競爭力上升較大。大部分省份內部永續競爭力差异均在縮小，多中心的均衡發展總體强于單中心發展。

在科技創新競爭力方面，2021年中國科技創新競爭力排名前10的都市依次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武漢、廣州、南京、臺北、青島。部分科技創新競爭力的頭部都市排名較去年發生較大變化，2021年深圳、青島、廈門、珠海、東莞等都市的科技創新競爭力分別上升3名、10名、15名、19名、20名，上升幅度較大。香港下降1名，臺北下降5名。

徐海東表示，中國都市科技創新競爭力板塊梯級分佈較為明顯。首先，港澳臺地區處於第一梯隊，明顯高於其他地區。其次，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處於第二梯隊，其科技創新競爭力指數占比分別達到61.82%和58.62%。再次，中部地區處於第三梯隊，其科技創新競爭力指數百强都市占比達到23.75%。最後是東北地區、西北地方和西南地區，處於第四梯隊，它的科技創新百强都市數量占比分別為23.53%、12.82%、21.28%。

產業發展具有“南聚北散”迹象

中國社科院都市與競爭力課題組成員郭靖表示，今年的《報告》從區域、都市、都市圈、長江經濟帶四個維度看中國都市經濟演化的特徵。

從區域層面看，中國經濟的空間演化在區域維度觀察到非常鮮明的特徵：東西向“聚中有散”和南北向“只聚不散”。

東西向的“聚中有散”有三大表現：第一，東部人口占比擴大，高端要素繼續聚集。在高端要素方面，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高端產業在東部有62%以上的人才投入，而以資本密集型製造業為代表的高端製造業在東部製造業遷出的大背景下呈現聚集特徵。

第二，中部的崛起態勢鮮明，“科創安徽”引領發展。中部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18.67%提升到2020年的21.95%。常住人口增長率在回升。

第三，東中一體共同進步。高端要素繼續在東部聚集的同時，中低端要素和成熟型產業向中部遷移。根據分區域、分行業的製造業產值占比情况，可以看出東部地區整體製造業在遷出，中部地區在加速聚集勞動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製造業。

南北向“只聚不散”形成分化與差异，也在經濟、人口和產業上有所表達：一是經濟增速呈現出“南增北减”“南高北低”趨勢。從經濟競爭力來看，北方都市平均下降15.75名，南方都市平均上升13.63名。

二是人口上來看，“北雁南飛”。過去十年南方增長6500萬人口，北方新增1100萬人口，南方人口增量幾乎是北方的六倍。根據獵聘網數據，2017年，人才淨流入率最高的九大都市中只有北京是北方都市，在南方人才積聚的同時，北方則面臨人才的流出，根據科技部的數據，東北三省R&D人才每年淨流出達到幾千人。

三是產業上的“南聚北散”，根據南北方轉移數據和城鎮化數據，南北發達省市均出現了製造業轉移。北方有些地區城鎮化還未達到70%的成熟城鎮化時，製造業就已經提前消散了。特別是內蒙、甘肅、寧夏、遼寧、黑龍江、山西的企業註銷/存續比達到74.71%的水准，說明大量市場主體在消失，導致北方多地增長乏力。

《報告》分析，從都市維度來看，有三種經濟空間轉化現象，分別是“大聚小散”“高聚低散”以及“成長聚集，成熟擴散”。

第一，“大聚小散”是指全國城市群內的人口和經濟活動大尺度聚集，與一二線都市和中心城區向周邊小尺度擴散同時發生。

第二，“高聚低散”指的是高端要素集中聚集的同時，中低要素產業分散聚集。高端產業和頂尖人才向一二線都市聚集。根據八大高端產業頭部企業總部和研發中心的規律，這些研發中心和總部集中聚集在中國的四大一線都市和15個二線都市中。人才維度看，以博士為代表的高端人才依然主要聚留在一線城市之中。

同時，一般製造業向三四線都市擴散。從全國城市產業結構變化來看，2005年-2018年，共86個都市製造業占比提升，其中三四線都市佔據84個，所以三四線都市已經成為一般製造業轉移承接的主要空間載體。

强二線都市的迅速崛起是一線都市的“低散”和三四線都市“高聚”共同作用的結果，根據15個强二線都市相對一線都市的平均人才流動率來看，從2017年的1.11%上升至1.20%，揭示出强二線都市的人才磁場效應越來越明顯。

郭靖介紹，在“高聚低散”的規律之下，也有違反這個規律的表現，就是“高散低聚”，指高端要素的分散和低端要素的聚留，典型特徵是兩種：一是各地盲目爭奪高大上項目，匆忙上馬，最後不了了之，導致高端要素的分散。二是將企業視為稅源，干預企業的自由遷移和關停並轉，導致過剩產能的空間聚集特徵。這是低端要素的聚留現象。

第三，“成長聚集和成熟擴散”是指成熟都市的產業升級和成長都市的製造業加速聚集。結合國際經驗和相關理論，對於城市化超過70%的成熟型都市，其產業結構是趨於高端化和服務化，擴散效應會佔據主流；而對於成長型都市，仍然通過“外引內聚”實現製造業加速積聚，以聚集力為主導。

高端產業和人才向頭部都市圈集聚

從都市圈層面而言，中國社科院中國城市競爭力課題組成員郭金紅在彙報中指出，都市圈是高端要素集中聚集與中低端要素產業分散聚集，大規模要素向圈內集中與圈內中心都市向周邊小尺度擴散，以及成長型都市圈要素聚集與成熟型都市圈要素擴散的集中體現。《報告》通過各地人口流動數據，分離出29個都市圈，涵蓋160個都市。

現時，都市圈集聚中國大部分人口和經濟活動。中國都市圈經濟總量為74.66萬億元，占全國經濟總量的73.48%，人口總量為8.9億，占全國總人口的63.05%。其中，經濟和人口規模最大的三個都市圈分別位於上海、廣州和杭州。

其中，東部成熟都市圈擴散外溢，中部都市圈崛起聚集。以深圳為例，2005年-2017年遷出企業224家，多為食品等低端產業，遷入53家以貨幣金融服務為主的高端企業。從中部地區崛起的案例來看，中部地區人口近十年來新增了822萬人，正建設智慧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電子資訊等產業基地。

從能級來看，頭部都市圈高端要素加速聚集；成熟都市圈的低端產業外溢與高端產業承接並行。北京三產與二產比例從2005年-2018年增長85.79%；2020年最具人才吸引都市的前五名分別是：北京、杭州、上海、深圳和廣州，可以看出高端產業和人才正向這些頭部都市圈積聚。

郭金紅表示，長江經濟帶形成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值得關注。北緯31度線是中國重要的經濟地理分界線，這條線正好穿過長江流域，界定中國經濟權重分佈。

第一，長江經濟帶聚集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是中國影響最大的黃金經濟帶。長江經濟帶覆蓋了滬、蘇、浙、皖等11個省市；2020年，長江經濟帶總人口約為6.06億人，約占全國的42.92%，地區生產總值為47.16萬億元，占全國的46.42%。2021年中國經濟競爭力排名前十的都市中，有五個位於長江經濟帶，排名前20個都市中有10個位於長江經濟帶，同時長江經濟帶覈心都市還在進一步聚集，比如成都、杭州、重慶、長沙這些城市人口還在繼續聚集。

第二，覈心都市“擴散”帶動長江流域都市圈發展。以合肥、成都、武漢、南昌、重慶、貴州、昆明、長沙都市圈和長三角都市連綿區九個都市圈為例，十年間人口新增3400萬，占全國人口新增的47.18%。如果將這九個都市圈合併統計為長江流域都市圈，那麼其下轄都市人口體量達到3.67億，且過去十年人口增長率10.21%。整體來說，長江經濟帶的覈心都市擴散和帶動作用日益凸顯，帶動了周邊都市共同發展，逐步造就了長江流域都市圈的崛起。

第三，長江經濟帶都市圈承載高端產業群，但以低端產業外溢為主。以上海為例，其較為低端的產業逐漸以遷出或登記擴散的管道轉移至周邊或其他城市。從高端要素集聚角度來看，上海、江蘇以及浙江等優先發展電子資訊、醫藥、機械、航空航太、汽車、新能源、新材料。從定位來看，長江經濟帶下游沿江地區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中游沿江地區還需要加快轉型陞級，上游沿江地區要突出綠色發展，重點發展區域優勢特色產業。

第四，都市向農村的“擴散”造就長江流域融合發展。資料顯示，長三角經濟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准明顯領先，中三角經濟區和成渝經濟圈的收入比較接近。從城鄉收入比來看，長三角經濟區是最小為1.96，中三角經濟區次之，最後是成渝經濟圈，但它們都明顯小於全國平均水準，總體來說，長江流域的城鄉差距較小，城鄉融合較好，體現出既要質量又要公平的特點。

中國超大特大城市健康水准有待提升

中國社科院都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倪鵬飛對除了中國以外的全球60多個超大特大城市進行分析，將其分成四類：歐美發達都市、亞洲發達都市、亞非落後都市、拉美和俄羅斯都市，發現四種都市有不同的特點。簡言之，歐美已開發國家的人口規模、密度和開發强度都不高，但是經濟效率、功能水准較高。亞洲已開發國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開發强度比較高，經濟效率也比較高，而亞非落後地區、拉美和俄羅斯地區人口規模、人口密度相對比較高，但是經濟效率和功能水准偏低。

總體上，歐美已開發國家和亞洲已開發國家的超大特大城市發展更加健康。基於這些經驗，倪鵬飛團隊提出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準和理想標杆。

從健康基準與理想標杆出發，倪鵬飛提出，超大、特大城市面積最好不超過6000平方公里，半徑不超過45公里，理想的面積是3500平方公里。都市圈的中心區最大的容忍面積是700平方公里，理想的是300平方公里。都市圈最大人口量不超過2500萬，最好在1400萬或者1500萬左右。中心城區人口最好不超過800萬，理想的是450萬-500萬。超大、特大城市的開發强度總體上不超過0.3，中心區不超過0.7。中心區的理想人口密度最好在15000人/平方公里以下，整個都市圈的人口密度大概是4000人/平方公里。

那麼，現時中國超大特大城市發展中的問題體現在哪裡？《報告》認為，第一，中國的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偏大，大部分都超過一千萬，並且還在進一步新增。第二，中心區域人口密度偏高，很多都市中心區超過20000人/平方公里，甚至超過東京的人口密度。第三，超大特大城市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密度相對較低。第四，產業層次相對較低，輸出型產業發展不足。產業佈局待優化，分工協作與多層嵌套欠缺。第五，從功能上來看，很少有全球頂尖的功能，比如科技、金融從排名上來說不錯，但是真正從產業環節上來看，處在頂尖位置的比較少。城市功能層級較低，輸出性功能較弱。

倪鵬飛表示，總體上看，中國超大、特大城市存在諸多問題，比較典型的是房價收入比偏高，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較嚴重，城市生活質量相對較低。

對此，倪鵬飛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一是製定多層嵌套的大都市圈空間規劃。二是建設多組團、多中心、多層級的城鎮體系。三是積極引導市場來推動特大和超大都市高端聚集和低端擴散，把相對低端的非覈心功能擴散到周邊，同時聚集全國、全球更高的資源。四是在更大範圍內，進行公共產品優化佈局，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擴散來引導人口和產業的擴散。五是創新功能疏解的體制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