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若蕭

近日上映的《007：無暇赴死》是第六代007主演丹尼爾·克雷格系列的最後一部作品。電影中，007昂首挺胸迎接了飛彈的炮火。這既代表著戲內角色生命的終結，也昭示著戲外007這一IP即將要迎來新的變化。

丹尼爾·克雷格的離開沒能激起太多討論。觀眾們早在去年確定黑人女性接班007時就已經把該吵的架吵完了，如今只不過是坦然接受事實而已。從市場角度出發，影片在全球的表現都稱不上多好。在國內，其上映前三天單日票房均未過億，票務平臺總預測票房不到5億；而在海外，據IMDb統計，該片首週末進賬5523萬美元，不僅不及業內預期，在丹尼爾·克雷格系列中也只是倒數第二的水准。

從1962年第一部007上映，這一IP迄今已經存續了將近60年。60年時間不算短，國際關係、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社會文化思潮都經歷了好幾個輪回。而在不斷變化的浪濤中，007這艘小船依然在艱難地把握航向，以免自己漂向未知的地方。

亂七八糟的劇情

劇情方面其實沒有太多好聊的地方。幾十年來，007系列的敘事模式都是大同小异：主角或碰到陰謀，或被人暗算，接到上級指令或求助後開始上路，途中與各式各樣的邦女郎糾纏一番，然後有驚無險地戰勝反派，最終錯失或抱得美人歸。

幾十年前這麼操作，邏輯上是成立的。因為彼時還處於冷戰時期，全球大小衝突不斷，提供了絕好的社會背景，即使反派並非某個具體的國家，但不用挑明觀眾也能理解其指代的意涵——以第一部《007：諾博士》為例，反派設定是中德混血，信仰混合了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儼然是美國兩個最大恐懼對象的擬人化身。

後來的系列反派也大差不差，大毒梟、能源危機、核技術走私、有意挑撥兩個核武大國開戰的瘋子……總之每一部都能叩擊到觀眾內心的某個恐懼點上。

但隨著冷戰結束，尤其是進入21世紀後，電影逐漸脫離了原著加持，全世界絕大部分地區也變得和平穩定。007想要繼續下去，就不得不解决一個覈心問題：反派是哪裡來的？他們的動機和目的分別是什麼？

“9·11事件”發生後，“恐怖分子”就成了個萬能框，什麼都能往裏裝。但來自中東窮國的恐怖分子們畢竟沒那麼神通廣大，製造區域性混亂可以，太高精尖的事做不來，於是主創們只好把這個概念又給變了變。

以系列片中的著名反派組織“幽靈黨”為例，根據網絡定義，其共有21比特覈心骨幹，成員包括蓋世太保、克格勃間諜、秘密員警、義大利黑手黨、特工等……目標是致力於從世界霸權主義之間的衝突中牟取暴利，往往採用反情報、洗腦、謀殺、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敲詐勒索等手段。但是，幽靈黨也會採用滲透的管道進而逐漸主導全球，因而和全球很多恐怖組織（如量子組織）以及一些國家的政府高官有合作。

簡而言之，就是以“恐怖分子”的粗糙概念為外殼，再拿一大堆歷史中臭名昭著的形象填充之，完了再設計出一堆聳人聽聞的動機來。但僅僅這樣顯然還是不够，因為世界畢竟還是沒那麼混亂，觀眾潛意識中不接受。

於是近年來的幾部作品，都在反派的動機中混進了不少私仇成分，好讓劇情顯得更加可信。《大破天幕殺機》中的哈維爾·巴登飾演的席爾瓦是M16的弃子，决心對體制進行報復；《幽靈黨》中的布洛菲爾德和邦德是兄弟關係；《無暇赴死》中的薩芬則和邦德帶點兒情敵關係……但這些心理疾病式的理由卻反而使得人物觀感更為混亂。

反派立不住，也影響到了007本人的塑造上——他的信仰究竟是什麼？為何而戰？眾所周知，邦德沒有個性，沒有愛好，沒有家人和朋友，沒有過去和未來，這種為了國家利益甘願擯棄一切個人追求的性格人設，在冷戰時期還可以用“意識形態戰士”來說通，但如今又是靠什麼來支撐起邦德孤狼一般的狀態和氣質呢？

說來說去，怎麼也說不通。於是近幾年的影片又混合進了不少嚴肅探討，比如從心理學角度發掘邦德的隱秘內心，拷問大英帝國前途何在等。但編劇作出的所有這一切努力，觀感上儼然是一個學生在一道不會做的數學題下麵堆砌大片公式，卻依然掩蓋不了“這題我不會”的事實。

《攻殼機動隊》導演押井守曾針對系列第23部影片《007：大破天幕殺機》寫過一篇頗為尖刻的評論：劇情可說是亂七八糟。之所以這種糟糕透頂的劇本能够拍成電影，是因為觀眾對007這系列作品已經有基礎認知。如果沒有任何基礎就這樣搞，只會被當成白癡。

烦乱中改變著

電影的覈心在於故事，當故事本身弱得不能再弱，就只能把別的次要因素盡可能做得漂亮些了。

比如說，風景、豪車、科技，當然還有肌肉和美女。用第五代007主演皮爾斯·布魯斯南自己的話來總結，系列片吸引人的點無非就是“美豔的邦德女郎，是新奇的道具，是性，是英雄、浪漫和幻想”。

這類設定當然沒什麼問題。用過去的男性視角來考量，007簡直是完美的古典英雄形象，堪稱男性楷模：外表帥氣，女人緣極佳，隸屬於某個官方神秘組織，在冒險中既可以隨時呼叫後援，也能相當程度地自由發揮。更好玩的是，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其隨時可以像哆啦A夢一般掏出各式各樣的新式武器，同各色“邦女郎”一般，構成了大情節走向之下刺激觀眾的一個個小興奮點。

問題是，時代變了。如果說當年的觀眾面臨的問題是資訊通路不足，無論主創給出什麼都能全盤接受，到了如今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人們普遍資訊過剩，不好糊弄了，遇到一個看似新奇的設定，本能要先掂量掂量：這事合理嗎？

其實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能想到，間諜這一職業追求的是“潤物細無聲”，和目標環境融為一體，怎麼不顯眼怎麼來。而外表英俊、滿身肌肉、身著名牌西裝、駕駛超級跑車、和邦女郎手挽手、走到哪都是人群焦點的詹姆斯·邦德，同間諜這一形象完全是南轅北轍。

更別提影片中的浮誇道具。“科技過剩”一直是該系列的通病：抽屜明明可以用手拉開，非要設計一個按鈕緩緩滑出來；下樓明明可以靠跳傘，靠繩索速降，非得要搞出一個磁懸浮背包……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初期，這些設定是層出不窮的新創意，對觀眾的想像力邊界構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到現在卻只讓人覺得傻。

其實不能說主創沒有向真實感靠攏的意願。自從丹尼爾·克雷格版本的007開始，就盡可能去除掉了角色早年間柔和的英國紳士感，無論角色外形、言語動作都更靠近美式的粗魯風格。動作打鬥的設計上也開始變得寫實，硬橋硬馬、風格淩厲，而非早年間的天花亂墜。然而作為一個延續五六十年的IP，影片終究不可能完全捨棄掉自己的根。無論劇情怎麼發展，007遲早都要穿上筆挺的西裝教訓反派。貿然對這一點進行挑戰，很可能不僅抓不住新一代觀眾，就連老一代也不認了。這正是主創的根本烦乱和掣肘之處所在。

於是劇組只好在畫面上越發下工夫。近年來每一部影片都平均要到訪五六個國家和地區，在當地最壯美最華麗的地點取景，以至於影片的每一幀都擁有了幻燈片般的質感。服裝、車輛、道具更是以昂貴為宜。只不過，表面工夫終究拯救不了系列日漸失味的內核，充其量只能拖延其漸趨消亡的時間。

特工電影的未來？

無論如何，007作為特工類型片的標杆，都是電影史上繞不開的豐碑。作為史上最賺錢、性價比最高、延續時間最長的IP之一，試圖複刻其成功的公司不在少數。

直接進行競爭的系列，當然首推《碟中諜》和《諜影重重》，為了同007形成差异，《碟中諜》主打“不可能的任務”以及高難度動作，2018年的《碟中諜6：全面瓦解》中，湯姆·克魯斯以一記高空跳傘長鏡頭進入了影史經典；至於《諜影重重》則推出了馬特·達蒙，塑造了更加樸實接地氣的特工形象，動作形態上也做了新的研發改進，開創了所謂“戰地攝影式特工打鬥”。特徵是沿用戰地記者攝影風格，不再追求動作的連貫性，鏡頭一甩而過，觀感反而更加寫實。

除了《碟中諜》《諜影重重》這樣和007構成直接競爭的產品外，從更大的範圍來考量，《敢死隊》《第一滴血》《虎膽龍威》等事實上也都屬於同類型影片，雖然側重點有所偏差，但故事架構其實都一樣：孤膽英雄深入敵後，解決困難的旅程。

上述部分影片雖然掛著“特工”的概念作為賣點，但本質其實都是以底層殺手、退役士兵等基層戰鬥人員作為主人公的動作片而已。歸根結底，在時代大背景已然喪失的前提下，特工電影這一細分類型已經很難符合時代的需求，這並非007單獨面臨的問題。2011年的《鍋匠，裁縫，士兵，間諜》算是近年來該類型的最成功之作，然而題材背景上還是回歸了冷戰。

後來出現的電影要麼回歸傳統，要麼幾乎成了解構之作。2014年先後出現的《疾速追殺》和《王牌特工》完全通往兩個方向。前者依然在沿用《遊俠》《馬克思佩恩》一般的復仇套路，卻把爽片的內核發展到了極致；後者則乾脆就是漫畫改編來的，當老特工換上一身西裝，揮舞著一根手杖輕鬆放倒十來個敵人時，其每個動作都在提醒觀眾：嘿，這就是個玩笑而已，別當真。

如果說相比前作，這部《007：無暇赴死》有什麼重大的、根本性質的變化，那就是丹尼爾·克雷格這次真“死”了。或許是導演不想給觀眾留下半分復活重來的希望，於是在劇情中安排他在相繼中槍、中基因武器之後，又給安排了一輪飛彈齊射，似乎唯恐其死得不够徹底——不過用飛彈齊射來結尾也不算什麼新創意了，《勇闖奪命島》用過，《戰狼2》也用過。為此國內一些網友還把本届007戲稱為：“英國戰狼”。

而更令人驚訝的是，隨著丹尼爾·克雷格卸下重擔，“007”這一代號的衣缽傳給了繼任者：黑人女演員拉什娜·林奇。

去年，拉什納·林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已經確認，她在《007：無暇赴死》中飾演的Nomi接任了007代號，成為了史上首位黑人女性007。這一安排在當時引發了輿論的軒然大波。對此，拉什娜·林奇表示：“我是一名黑人女性，如果是另一比特黑人女性被選上這個角色，也將引發同樣的討論，她也會受到同樣的攻擊、同樣的指責。我必須要提醒自己，這樣的討論會發生，我是一件非常非常具有革命性的事情的一部分。”

這一變化看似莫名其妙，但仔細一想卻也合理：既然怎麼玩都是慢性死亡，乾脆直接掀桌子，亂搞一通，誰知道會不會大力出奇迹，絕處逢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