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點擊封面一鍵下單《天涯》2021年第6期

南繁詞典文/楊沐

南

繁

我在海南島居住了二十多年，因為太宅，或者過分注重靈魂和遠方，一件在海南島上發生了六十年的事，居然從未聽說過。袁隆平院士的雜交水稻早在二十年前就聽說過，但是我從未將袁隆平、雜交水稻與海南聯系到一起，從不知道這些詞彙的混合、滲透之後是一個獨特的詞：南繁。這是一個在中國農學、農業裏一個特殊的、固定的詞彙，甚至在世界農學、農業中都是一個特殊的詞。因為這個詞彙來源於一種行為，這種行為，美國人嘗試過卻沒成功。中國的育種家們嘗試並且成功，由此在遺傳學、育種學和種業裏展開一種革命性的、大規模的行為：南繁。

種子，種子！人要是不活成神仙就得吃飯；即便你是遊牧民族，也得吃一點種子發的芽，種子抽的莖，種子開的花，最主要的是吃種子結的實。張大叔收了一季好糧食，他把最好的一塊地上的產出單獨收好，保存起來，來年再種，這就是種子。李大叔看重張大叔的好種子，要來交換，用三斤麥子換一斤種子，也可能是五斤麥子換一斤種子。張大叔的種子如果好到周圍三個村的鄉鄰都和他交換，他就想，如果能在收秋和下一季播種前再種一季，那麼種出來的籽實，除了自己留種，其餘的可以用一比五的比例換麥子；由此，他就想克服北方的寒冷，到溫暖的南方再種一季。一般農民不會為百把斤種子跑到南方，而育種家們，為了他們的育種目標這麼做了。有記載，最早提出“北種南育、一年兩代”（南繁較早的提法）的是河南農學院的遺傳學家、育種家吳紹騤教授，他在1956年到廣西，和當地專家們合作培育玉米自交系，並於1957年在發表的文章中提出此概念。

當然，育種家絕不是簡單地將良種繁衍，他們從前人那裡得到的知識是，同一作物不同品種間的雜交，其後代有的優於父母本，有的則不然，育種家的任務就是將其優异的部分提出來，最大化。其優勢最主要表現在增產、提高農作物品質，另外它自身還要抗病、抗蟲咬，抗倒伏，耐高溫或者耐低溫。最先在農作物中利用雜交優勢的是美國人。將父母本的優勢最大化，至少需要六代。如果在本地繁育一個雜交品種，一年一季要種六年；假如當地種一季、南方種一季，培育一個品種的時間可以縮短一半；如果利用海南可以種三季的特點，一個品種育出的時間就能减少三分之二：這就是南繁行為最初的動因。於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農業科研機構和農業科技工作者，每到秋末冬初，就坐上開往南方的火車、汽車、輪船，或在碼頭、塵土飛揚的大馬路上奔走，他們攜帶採集來的種源、育種目標以及實施方案，下南方。

中國第一位提出南繁理論（當時稱异地培育）並於1957年11月開始南繁實踐的是作物育種學家、中國玉米育種奠基人之一的吳紹騤教授。他和助手最早的南繁實踐是在廣西柳州。

聽上去，這是一個浪漫的事業，想想這場面：一比特曬得黢黑的、因為流汗太多而精瘦的還算是青年的育種家，帶著滿腦子的設想，帶著小布袋裝的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的種源，帶著兩三比特更年輕的助手，聖徒般跋山涉水，一路向南。根據太陽給予的溫度（生長季的積溫）來確定落脚的地方，他們有些找到廣東某個地方，有些找到廣西某個地方，有些找到雲南某個地方，化緣般地申請到一塊土地，在這塊地上種水稻、種玉米、種小麥、種棉花、種理想、種春風……1959年，他們中更瘋狂、更膽大的來到了海南島。中國農科院棉花研究所的汪若海1959年冬天來到海南島，利用海南島上的野生棉做一些雜交實驗。後來，成百上千、成千上萬的科研人、育種人、制種人來到海南島南部的三亞、陵水、樂東，以借或租土地的管道進行種子繁育。這個行為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現在從沒間斷過，這一延續六十多年的行為，已被統一稱作：南繁。

我們用一句話來概括：種子、陽光、雨水；種子間的婚配、花期的相遇、風的盤旋、蜜蜂和蝴蝶的忙碌；追著陽光播種和授粉的人；千軍萬馬到南方去，到海南島，培育優良種子。這個事兒，就叫作“南繁”。

六十多年來，海南南繁最終貢獻了什麼？最著名的就是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的培育。有資料表明，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中國農業培育的著名品種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與南繁相關。

上

島

我一直記得自己初到海南時遇到的一些讓人愣怔的生硬的詞，“上島”還不算最生硬的，最生硬的當屬“大陸仔”。不過，要不了幾年，大陸仔們就讓當地的建設和風氣煥然一新。先說說“上島”。當地人把我們這些人從大陸來海南的行為，概括為一個詞：上島。我們這些人，特別是經歷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薰陶和洗禮的傢伙，自以為滿懷理想和熱情，準備開發一塊處女地，準備在大開發的背景下實現人生理想的行為——被當地人，帶著既冷眼旁觀又居高臨下，既略帶敵意又懷着某種惴惴不安地用“上島”這個詞概括了。我們的八千里路雲和月，我們的不破樓蘭終不還的下海行為，就這麼簡要地被概括了。定居海南多年後，開始把自己當成島上人，慢慢地也有了海島人的視角，再回首自己當年的闖海，慢慢感覺出一種既是私人的又是群體性的認識：那些打算在海島幹出一點名堂的人的登島，的確有種從大海裏，從船隻上，爬上海島的感覺，那是從低處往高處的移動，是一個“上”的動作和過程。這種過程感在我採訪的早期南繁人身上尤為突出：對於早期南繁人而言，“上島”是一次小長征。

2019年12月，我採訪黑龍江賓縣七十五歲的老育種家劉顯兵時，他這樣講述當年自己上島的過程：

“我第一次來海南島是1970年9月，代表黑龍江賓縣種子管理站來搞‘兩雜’制種的。咋來的呢，那可有說頭兒。我們從賓縣到哈爾濱，坐汽車，得仨小時，可實際距離呢，只有六十公里。這得半天兒。

“到了哈爾濱坐火車，那得一截兒一截兒坐。我第一次坐硬臥。那時候育種的讓坐硬臥，當然，得拿上縣政府的介紹信，說是搞南繁的。開了介紹信，還得拿上工作證，去哈爾濱火車站提前排隊。那時候預售期可不是現在提前這麼長時間，就預售個兩三天。坐在報紙上排隊，排了仨小時，等人家小窗戶一開，我們五個人把那天的硬臥票買完了。我記得是18次特快，那是當時全中國最快的火車，從哈爾濱到北京，二十二個小時。

“到北京尋思去看看天安門吧，先得排隊買火車票。北京那地方兒，買硬座也只能買第二天的。買完票去看天安門，看一道子，第二天白晌兒沒事幹，又去看一道子。天安門，看了兩道子。

“火車票買的是北京到南寧的6次特快，又是二十多小時，到第二天下午，在廣西的黎塘下車。黎塘是個交叉口，往西邊是往南寧去，往東邊是往湛江，我們就在這兒下車。黎塘就是個小鎮，那時候就兩道街。我們五個都戴老綠軍帽，穿草綠軍裝，那是組織統一買的。在黎塘下車，那地方的人都盯著我們瞧稀罕，我們看他們也是瞧稀罕。

“在黎塘住了一宿，第二天買衡陽到湛江的快車，沒座位，站了一天。你說你坐地下吧，地下都沒地兒坐，就站一天。我們在家裡帶的乾糧到這時候都吃完了。帶了七天的，七天過完了，還沒到湛江。第二天下午到了湛江，還得找地方住。你說我咋強調住一宿住一宿的？現在住一宿沒啥，有錢。那會兒，南繁一共就給你這些個錢，你在路上花這麼多，將來幾個月咋辦？我們在湛江想買汽車輪船聯運票，買不著，有汽車，沒有輪船，在湛江等了兩天。

“後來還是旱路和水路分開走。那時候也不知道，跟人打聽都不太確定。湛江到海安沒多遠，可得大半天。到了海安還等渡船，又在海安住了一宿。第二天，坐上船了，三個多小時，就到海口的秀英港。可那時候秀英港到市區只有婦女賣菜用的那種三輪車，咱都沒見過，兜兒沖前，跟怪手的鬥兒那樣的，五個大老爺們叫了三輛。你咋好意思坐？可不坐，離市里那遠著呐。

“到市區找旅社。那時候的旅舘可不是現在這樣，你得到接待站去登記，那時候的海南島是前線，想住旅社就得登記，人家分配你住哪兒就住哪兒。全市就三四家旅社，我們來的那天，住滿了。你猜咋地？都是南繁的！你想想，那時候全國有二十九個省市派人來南繁，都是這個季節，那時候有個說法兒叫‘千軍萬馬下海南’，旅社天天滿。我們費了好大勁，托了人，找著一個地方住——海員俱樂部。那地方，一般人住不上，專門招待外國海員的。我在那裏第一次見到冰柜。

“都到海口這地界兒了，離三亞還有多遠呐，就是沒車，一住住三天。等買到海口到三亞的長途汽車票，除了兩三個當地乘客，一車都是南繁的人。在車上都嘮上了，你是哪來的，我是哪來的。車從早上六點出發，到下午五六點才到三亞，中間在加積鎮打了個尖兒。打尖兒時我還出了個笑話，車拉大家到一個地方吃飯，人家說“zhujiao”，我尋思這出來半月了，吃個咱老家的煮餃子也不錯，端上來一看，半碗猪蹄子。人家管猪蹄子叫猪脚。哈哈哈。

“到了三亞離咱黑龍江的基地，也就二三十裡路，就這麼點兒路還是走不了，沒有車，還得在三亞住一宿。那時候三亞多大點兒，就百貨公司那塊兒，一個十字街，把著十字街口有個兩層樓，叫三亞旅社。我們到達時只剩大屋了，男的女的都擱一個屋裡住，六個床，住倆當地的婦女。我們的人還勻出去一個。就這麼住一宿，第二天坐長途汽車，從三亞市區到崖城，再從崖城到保平公社。咱黑龍江的南繁用地，就在保平公社。報了到，站裡再派人給我們送到咱賓縣分的地兒，那時候叫保平公社十五大隊。又走了倆小時，這才算是到了。把我們五個人分到大隊的倉庫，這是村裡唯一的磚瓦房，其餘全是茅草房。可倉庫裏啥也沒有，連個凳子都沒有。我們是九月中旬從家裡出門的，到保平公社十五大隊，第二天就是國慶節了。我算了算，一共在路上花了十五天。”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雜交玉米、雜交水稻為主的南繁南育工作如火如荼。每年秋冬季，有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科研人員從北方各省陸續來到海南島。據統計，全國只有西藏自治區沒有到海南南繁的記錄。此圖攝於1974年冬，圖片上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後來兩位成為院士（左三李競雄院士，右三戴景瑞院士），一比特成為大育種家（陳偉程教授，左一），全國已有農作物品種70%以上與海南南繁有關。

這大概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南繁人“上島”的經歷。有的老南繁人在一起，會比賽誰在路上耗的時間最多，據說有一比特，在路上花了二十一天。想想看，一個在路上顛沛流離了十五天或二十一天的人，對迎面而來的海南島，他一定是“上島”；不管是獲救還是征服，他對迎面而來的綠色島嶼，心中想的一定是“上島去”。南繁人與其他“上島人”的區別在於，他們的到來註定會改變什麼。

連綿六十多年，持續地發力，“上島”的南繁人改變著農作物的性狀，改變著土地上的人、農業耕種管道，改變著地貌，改變著生態，改變海南島上城鄉人口的結構和生活方式。最終，他們改變的是國人飯碗裏的糧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種子的更新換代帶來的糧食增產，最終一舉解决了一百多年來中國沒有徹底解決的饑餓問題。

野

敗

“野敗”這個詞是黑色的、帶有殺傷力，仿佛戰爭過後戰場最後剩下來的那些東西：黑風、硝烟、旗幟和旗杆、遺留的軍號和軍號旁開著的小花；或者類似重金屬搖滾樂、嘶啞的喉嚨、膝蓋上一塊永久性的傷疤——這些是一個整天跟詞打交道的人，對一個完全陌生的詞的一種毫無根據的想像。我的想像或許跟冬天的天氣有關，如果是在明媚的春天，我對“野敗”的想像可能是黑鬱金香之類的，既神秘又動人。事實上，“野敗”是一株野生水稻。不，還不是某一品種的野生水稻，而是指特殊的一株——1970年11月23日，被袁隆平的助手馮克珊和李必湖發現的一株野水稻。

作為外行人，想講清楚有關遺傳、育種、雜種優勢、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植物的雄性不育現象等等，與“野敗”有關的理論是困難的，我們只能儘量講清楚這些偏僻的詞彙跟“野敗”的因果關係——外行人理解的因果關係。下麵的表述都以袁隆平先生1964年開始研究雜交水稻為時間點。

袁隆平在湖南安江農校的試驗田裡發現了一株鶴立雞群的水稻，由此想到，自花授粉的水稻也有天然雜交現象，他用實踐推翻了經典遺傳學關於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交優勢的論斷，於1964年開始了雜交水稻研究。袁隆平科研小組於1968年秋第一次到海南島研究水稻的雄性不育性，並於1970年11月發現了“野敗”。

第一，（距1964年）一百二十多年前，奧地利人孟德爾提出了近代遺傳學理論，它與我們的“野敗”遙遠的關係是，這個理論讓當時還是湖南安江農校教師的袁隆平，從當時大行其道的蘇聯人米丘林遺傳學理論中仰起臉，望瞭望遙遠的星空，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理論照耀著他。

第二，（距1964年）一百五十多年前，達爾文發現了植物的雄性不育現象。1908年後，科學家又在豌豆、馬鈴薯、蔥頭等中發現了農作物雄性不育現象——這與我們“野敗”的關係是：“野敗”就是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的水稻。

第三，孟德爾揭示的遺傳學兩個基本規律，分離規律和自由組合規律在生產實踐中的一個重要應用就是植物的雜交育種。在雜交水稻出現之前，前人已經成功地在玉米、高粱、小麥、油菜等農作物上，利用雜交優勢改良品種。有人也想對水稻做雜交實驗，美國人亨利·漢克·比德爾在1963年首次育出雜交水稻。這個事件跟“野敗”什麼關係呢？也就是，“野敗”還要七年後被發現，而世界上第一份雜交水稻的實驗已經成功。但是，水稻屬自花授粉，它的雄蕊和雌蕊生在同一朵穎花裡，由於穎花很小，而且每朵花只結一粒種子，這位美國人是用人工去雄，也就是用鑷子去掉每一粒穎花內自身的雄花，再用鑷子捏住外來的雄性花蕊，一個一個穎花進行授粉。這幾乎是在顯微鏡下種田，這個美國人只能說是在實驗田裡實驗成功了雜交水稻。

第四，水稻的每一粒穀子都來自同一個穎花裡雌蕊對雄花的懷抱和接納；要在生產中實踐肯定要拋開人工去雄，於是，植物雄性不育現象便被提出來：假如一種水稻，其雌性子房發育正常，而雄性花藥不育，那麼外來的雄花就可以長驅直入，達到雜交的目的。不不不，“野敗”到這時候還沒登場呢。

第五，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國人布朗從理論上提出，可以利用水稻的雄性不育，用三系配套法，來實現水稻的雜交育種。水稻的三系配套法是個科學又魔幻的雜交過程，顏龍安院士跟我講了兩遍我也沒弄懂，倒是讀他的著作把這個問題弄懂了。“三系”分別叫作：不育系、恢復系、保持系。這裡的基礎必須有個不育系——繞了一大圈終於說到要重點解釋的詞彙：野敗。

第六，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育種家已經用三系法成功培育出雜交玉米和雜交高粱，簡稱“兩雜”。這說明，三系法在當時的中國農學界並不是陌生的詞彙。

湖南安江農校教師袁隆平在嘗試了月光花嫁接紅薯、蕃茄嫁接洋芋等之後，於1964年開始研究雜交水稻。他從1968年開始，就帶著兩位助手到海南三亞尋找野生稻——三系配套必須有雄性不育的水稻做基礎，而野生稻是育種家們的希望所在。於是，一年又一年，袁隆平和助手們默默地在太陽下低頭，在大地上尋找那一株被上天遺棄而可能給人類造福的、野生的雄性不育（雄性敗育）水稻。1970年11月23日11時，這株永載史册的野生稻，被聽過袁隆平講座的、三亞南紅農場農技員馮克珊和袁先生的助手李必湖在三亞南紅農場的一個鐵路涵洞附近的水塘邊發現。它被從北京趕來的袁隆平鑒定為雄性不育野生水稻，並將其命名為“野敗”。

“野敗”是中國雜交水稻研究最初的那株不育系資料。最初的水稻三系配套都是以“野敗”為基礎，是以“野敗”為源頭培育的不育系、恢復系和保持系，而三系配套成功才叫雜交水稻培育成功。當然，沒有前人開拓、創立的理論，沒有對這些理論深透的認識，沒有人們在太陽下、在大地上的勞作，這株後來被命名為“野敗”的野生稻，也就只能在海南島南部的某個角落裏生長著，興興敗敗也無人知曉；而它被發現，也就等於是被歷史發現。

材

料

在育種家那裡，作為育種對象的種子、禾苗、果實被稱為資料。這些資料是活的，它們通過各自的生長和改變，與人以及人的勞動有所呼應——還有什麼能比不斷變化的回應更讓人歡喜的呢？

在南繁，最著名的資料當屬“野敗”，它是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基礎資料。袁隆平院士說：“沒有三亞的這株野生稻，就可能沒有雜交稻。”

另一份著名的資料是顏龍安院士的“48粒種子”，他育出了“珍汕97”不育系。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初期，即1970年代，有過一段全國大協作、資源資料共亯、成果共亯的“天堂試驗田”階段。在袁隆平和助手們找到“野敗”的第二年，他的半畝多試驗田裡，彙集了十三個省十八個科研單位的五十多位科技工作者。1971年2月，“野敗”的第二代開始抽穗，顏龍安當時代表的是萍鄉市農科所向袁隆平助手討要一株二代“野敗”，討到這株稻子之後，顏龍安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雜交實驗。

顏龍安及團隊選了七個品種跟這位“野敗”媽媽（因其雄性不育）做不同的測交組合：一株野生稻，被劃成七個小區域，揚花吐絮時，一番人工的春風化雨，到了當年的四月底，收穫了七個品種的四十八粒野敗子代種子。他們將這些種子帶回萍鄉，利用五月的太陽對長江下游萍鄉的青睞，繼續雜交實驗。這四十八粒水稻資料對雜交水稻的貢獻是什麼呢？老生常談的一個說法是：雜交水稻需要不育系、保持系、恢復系，同時三系要配套，而不育系是基礎。不育資料只有不育性高並且穩定，才有可能應用於生產。“野敗”是不育系的源頭，但並不是生產中可應用的不育系資料，因其不育性不穩定，其雜交後代參差不齊。顏龍安在1972年至1973年間，用不斷回交等方法，以這四十八粒種子為資料，發現了培育不育系的規律，從而成功培育出野敗型雜交水稻的不育系和相應的保持系。顏龍安是成功育出野敗型水稻不育系的第一人。

對於育種家來說，除了種子，“資料”也指種子破土後各階段的苗。十二月，我在隆平高科海外種業的三亞實驗田裡詢問年輕的郭梁博士，眼前一大片水稻正在抽穗，以他的眼光看，哪一株苗會被選種。他愉快地仰起臉，謙遜地不願說出自己的想法。後來，他給我“搪塞”的一句是：謝老師說，這就像選對象一樣，要你一眼看中。我問他，怎麼叫一眼看中？郭梁說，選你喜歡的就行了。這麼說倒是真的像選對象似的。但這可靠嗎？

有一天，我在三亞南繁院的職工食堂見到謝放鳴博士，他是袁隆平先生的第一位碩士研究生，也是郭梁的博導。我問他，一塊試驗田裡那麼多稻子，對這些稻子你是怎麼認識的。謝博士說，一塊試驗田，即使我很長時間不去，但一到田裡，哪一塊種的是哪個品種，一看就知道；對什麼品種跟什麼品種雜交，看一眼也能看個八九不離十。揚花時，每天早中晚三次下田，二十天下來，就認識每一株實驗資料，並且知道它的習性、效能、特點。——啊，是這樣的！如果育種家認識、瞭解自己實驗田裡每一株資料，他最後選的一定是他非常熟悉並且早已心儀的那一株。

中國農科院棉花研究所的汪若海（左一）於1959年秋到海南島東方縣抱板鄉進行海島棉實驗。這是有據可查的，第一批到海南島冬季南繁南育的科技人員。

我也跟棉花育種家趙國忠下過他的棉花試驗田。這位年近七旬的育種家快到棉田時就跑起來，他雙臂打開，微微彎下腰去，像是迎接一群正在向他撲來的孩子，把這些正在次第開放、花朵嬌豔的棉株擁抱在懷。那天，海南島南部的太陽猶如宏偉男高音般唱著最明亮、抒情的歌曲，空氣中飄蕩棉花開花時清芬含蓄的氣味，大片棉田紋絲不動，而細看來，每一株棉苗都在太陽的照射下微微顫動。我突然也能辨別出，棉株之間確有不同。趙國忠要帶我們去看兩株漂亮的棉株。他在田埂上幾乎是小跑，他急衝衝的樣子好像不是帶我們去看棉株而像去拜訪剛剛答應嫁給他的靚女。那真是兩株漂亮的棉株，從女性的角度看，那兩株棉株像是挺拔、清秀、陽光燦爛的十五六歲的英俊少年。少年的好都在它們身上，少年的戾氣和魯莽也都藏在青白的花瓣中，隨著開花而搖曳生姿……

真是個好資料！有些地方的人也這麼稱好少年。

真是好資料！我這個外行也能看出，它們實在是太漂亮了。

趕

粉

我是從袁隆平院士的自傳裏看到“趕粉”這個詞。它的生動性在我腦海形成畫面，它適用於電影的愛情橋段。

走到趙國忠的棉田，我請他給我講解棉花是怎麼雜交授粉的。他足足花了兩分鐘才找到一朵還埋藏在妖嬈的花萼裏，只有一公分左右的、花瓣包得緊緊的花蕾A，另找一朵當天早上開出來的，還是乳白色花冠的花蕾B；他掰開A花的花冠，小心翼翼地將雄蕊（包括花藥和雄蕊管）一同去掉，使其柱頭（雌器）完全暴露出來（事實上，這個步驟應該在雜交工作的前一天下午進行），又將B花的雄花粉塗抹在去了雄的A花柱頭上；B花的使命便完成。在這朵已授過粉的A靚女旁邊，還需掛個小牌子，上面有編號，這既是花朵的“身份證”，也是育種家的秘密，因為只有他們才知道其中具體的含義。這便是棉花雜交授粉的全過程。

授過粉後的B花被趙國忠隨手放進工作服前面的布口袋裏，我問他何以如此，他說是防止這朵花的花粉傳給其他花，引起混雜，必須將其帶到棉田外面，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資料的純度。因為一個育種資料不管最後能不能成為品種，先決條件是必須保證它是純合的。B花，用於雜交授粉的花朵，因被選中而提前失去嬌顏。而那些未被選種的，它們可以自然授粉或者不授，它們還能在棉苗枝頭再停留兩到三天，它們的花冠會在第二天由乳白色變成紅色，在第三天變成深紫色，完成使命後，最終枯萎凋謝。

棉花的雜交過程似乎有點殘酷，而玉米的自交看上去頗有愛情成分。

又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來到遼源種業的玉米試驗田，上午十一點，空氣裏還有最後一絲濕氣，而光線呈濃郁的油彩色。遼源種業的青年育種家李成軍戴著太陽帽，套著育種工作服，正給玉米自交授粉。李成軍的動作是這樣的：用A紙袋接住磕出的玉米雄花粉（沖著天空的花穗為雄花），倒在同一株剛從某片玉米葉胳肢窩裏探出的雌花穗，然後，用B紙袋將雌花穗套住；之後，依然用A紙袋將其雄花套住。至此，這株玉米的雄花與雌花授了粉，它們保持這種純粹，以便它們結的籽實更好地保留其基因，好的被選出來，表現差的，就會被淘汰——不斷自交可提純。在李成軍的提示下，我發現他正在授粉的這一排玉米特別整齊，而且氣質相仿；另一排玉米也氣質相仿，但能看出，它們是不同的品種——在田裡盤桓了二十多天，我似乎也能看出不同品種的作物在外形上的不同了。

“趕粉”，它概述一個行為，並且畫面感很强。2019年十二月的一天，“趕粉”這個詞從袁隆平先生口中說出，他的湘式普通話說起來特別生動，將這個很可能來自楚方言的詞，固定成為雜交水稻界的一個通用詞，也是南繁專用詞：如果不是水稻雜交，何以要給水稻“趕粉”？而且，無論來自哪個省的水稻育種家，無論其使用哪種風味的普通話，對這一行為，都使用“趕粉”這個詞。

在隆平高科海外種業發展部的試驗田裡，郭梁博士給我現場解釋“趕粉”的必要性。他說：雜交水稻，2行父本，12行母本，有些還16行，父本的花粉要照顧12行或有16行母本，這個花粉必須“趕過去”，才能保證充分授粉，授粉才能結實。他說：不授粉怎麼結實？

那麼怎麼“趕粉”呢？下麵的場景一半來自郭梁博士很簡明的描述，一半來自我很小心的想像：最初發明“趕粉”的是，以袁隆平為總科技負責的全國雜交水稻研究大協作時期，也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已經弄明白了，水稻的雜交優勢是在父本和母本交融後產生的第一代，所以在大田裏，禾苗也需要2比12或2比16插花種。“不授粉怎麼結實？”授粉不充分一樣達不到高產的目的，於是，袁隆平和協作組的育種家們發明了用竹竿“趕花”的農藝：想想育種家在稻田裏排成一排，像趕鴨子一樣“趕花”，而花粉像一團霧，騰起又落下——很美妙是不是？但是，如果田畝太大，竹竿拍打起來實在需要體力。於是，這些育種家又發明了用繩子拉的方法：一人拉著繩子一頭，兩人在田埂上跑，而繩子拖著稻穗頭，花粉在繩子經過的地方騰起一個花霧輪，齊齊地向前滾動——很適合電影鏡頭，是不是？雜交水稻科技被美國人引進後，他們的土地面積與農工的比例不適合人工“趕粉”——於是“趕粉”這一行為，在中國科技人員的指導參與下，被美國種業公司改造為一種“飛”的行為：用直升機低空飛行造成的對空氣的壓迫，掀動稻穗，在大片水稻此起彼伏的舞蹈中，那些稻穗爸爸和媽媽就做了大自然中最美麗的事。飛行器的運用也啟發了中國種業的工作人員，袁隆平院士告訴我，現在“趕粉”這件事，國內一些種業公司都使用無人機了。

海南的十二月，在三亞試驗田裡，郭梁博士只穿一雙襪子就跳進田泥沒過小腿的稻田，他在播種。水田被劃成一個個一米見方的方塊，狀如棋盤，每個方塊播種不同的資料。這樣，到資料揚花時，恐怕還是需要竹竿“趕粉”的。兩個月後，我會再來這塊實驗田，親眼看看“趕粉”。

（本文已發給涉及的組織和個人，對專業和事實等內容進行核對，照片由作者提供）

楊沐，作家，現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雙人舞》《飄逸的海島》等。

原載於《天涯》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