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據李澤厚學生消息，美國當地時間2021年11月2日早7時，著名哲學家、美學家李澤厚在美國科羅拉多逝世，享年91周歲。李澤厚生於1930年，上世紀80年代出版《美的曆程》《中國美學史》《中國思想史論》等書，成為許多人的美學啟蒙讀物。

“因為孤獨，所以他能看清中國社會的一些現實問題。他給了記者一張粉色的紙箋，說上面的話可以代表他的觀點：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似春水，幹卿何事——龔自珍。”2009年37期，本刊曾刊發《學者李澤厚》一文。今日我們重發此文，以錶紀念。文章有所删减。

文｜陳曉

李澤厚在北京的家位於北京城的中心，緊鄰王府井的胡同中一棟高樓，約50平方米的小套房。從東邊視窗望出去，是美術館端端正正的小廣場；探出身子往南，是景山公園林木掩映的樓閣。轉到西邊的陽臺，能看見天安門和前門巍峨的簷角。窗臺下，一溜兒擺放著紅色的桃子、黃色的橘子，給白色的陽臺鑲了一道彩邊。

這些老北京的景致，是他用位於北京西郊皂君廟、面積相當於現在兩倍的房子換來的。“住在這裡才是真正住在北京了。”他露出滿足的笑。

在北京時，他仍然固執地堅持一些看起來是怪癖的習慣：堅持穿睡衣待客，即使是面對鏡頭也不換裝。據說他訪問日本時，住和式的傳統房子，必穿拖鞋走在不許穿拖鞋的榻榻米上，要不然說不舒服。他的朋友何兆武說他是“湖南騾子，倔”，因為這份倔强，所以在百廢待興的80年代，最終是他站在那裡，為年輕人打開一扇走出荒蕪的大門。“他的確有自己新的見解。”何兆武對本刊記者說。

李澤厚

從學生到學者，李澤厚說自己的經歷相當簡單，但波折不少。有的是少年成名帶來的人際壓力，有的是學術之爭導致的疏遠，還有遭受饑餓、勞累等多種磨難的時代，以及A型血自閉悲觀的特質，造成他比較抑鬱和孤獨的性格。

2009年9月9日，在翠花胡同給他拍完照，天色近晚。揮手道別後，他一個人沿著胡同，穿過馬路和街心花園，走入地下通道。老年人的背影總容易顯得單調孤獨。2002年的時候，他的朋友說他走路顧盼自雄，他說，沒有，我是踽踽獨行。

因為孤獨，所以他能看清中國社會的一些現實問題。他給了記者一張粉色的紙箋，說上面的話可以代表他的觀點：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似春水，幹卿何事——龔自珍。

青年李澤厚：窮困、激情

1945秋，李澤厚初中畢業，考上了當時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因為沒錢入學，只好進了吃飯也有公費補助的省立第一師範。貧困是李澤厚不完美的青春年代的一個烙印，一直持續了他整個學生時代。“家道中落，沒有飯吃那種種痛苦，你是不能體會的。”他對本刊記者說。

所幸他天性聰明，一路入讀的都是名校。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有名但很保守，國民黨黨棍做校長。當時進步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學校裏卻沒什麼進步氣氛，連《大公報》都不讓看。“但是書店還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斯諾的《西行漫記》，馬克思本人的著作。我只好每星期天過河，去城裡的書店站一整天。”李澤厚對本刊記者回憶。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比被動灌輸的東西印象要深得多。我不喜歡人云亦云的東西，不喜歡空洞煩瑣的東西，恐怕都應追溯到自己那個窮困、認真、廣泛閱讀的青年時期。”李澤厚確實信奉了馬克思主義，這在學風保守的學校是一個異類。“全班就我一個人傾向進步，後來被學校拉進黑名單，還突擊檢查我，不過我事先把書藏好了。我還一直想加入共產黨，當時湖南大學就有地下黨，後來因為母親死了要奔喪，等回來以後再找這個人，就找不到了。可能他們也不會接收我，我當時太高調了，周圍人都以為我是共產黨，連我弟弟都這麼以為。”

“我當時也是不要命的。去送毛澤東的一個文稿，街道上真是軍警林立，我把文稿藏在鞋墊下麵。所以我對一些學生說，不怕死有什麼了不起。我就不怕死過，但那不解决問題。”這是李澤厚一生中和政治以及“主義”最親近的時刻。“當時我們畢業時有個小册子，每個人寫幾句話。有個同學居然記得我寫的那句話：‘不是血淋淋的鬥爭，就是死亡。敬錄KM語贈別本班同學。’KM就是Karl Marx（馬克思）。”

2008，李澤厚來到貴州大學書院，與師生們交流。（視覺中國供圖）

1950年，李澤厚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新中國剛成立，就開始抗美援朝，李澤厚還是滿懷激情在系裏作講演，但他對入黨的態度卻有改變。“我的確接受馬克思主義比較早，就看不起很多人。解放後我看到一些人入團、入黨太容易了，就是積極一點啊，表現好啊，他們不是真的信仰。入黨是要真的信仰，你要獻出你自己。”

窮困一直折磨著他。“記得我那時只能買零星的活頁紙，硬本沒用過。甚至有時連牙膏也不買，用鹽刷牙。把那幾元錢積存下來，寄給正在上中學、父母雙亡的堂妹。我得了肺結核，一些活動不能參加，就把更多時間放在讀書和寫文章上。”

李澤厚於是獨住在樓頂的一間閣樓裏讀書。閣樓光線極暗，白天也要開燈。1958年出版的《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一書，基本上是那時寫成的初稿。他利用藏書極為豐富的北大圖書館翻閱、抄錄了許多原始資料。“有的年輕人看我現在寫文章很快，以為這是天分，其實我是下過笨工夫的。”李澤厚說。

才氣上自傲，物質上自卑。李澤厚後來跟朋友對談時說起：“很遺憾，北大我倒看上過至少有兩個女孩子，挺喜歡，姓甚名誰、哪個系的都打聽清楚了。可是跟她們一句話也沒講，她們也不知道我何許人。”

他初中時酷愛魯迅和冰心。兩位名家一剛一柔，剛好對應了他生活中的不幸和幸福。“魯迅叫我冷靜地、批判地、憤怒地對待世界，冰心以純真的愛和童心的美給我以慰藉與溫暖。”李澤厚說。囙此在以後的人生中，他為維護自己所尋求的真理，不惜兩面作戰；在回憶母親、童年、故園以及曾愛慕的女生時，文筆卻又輕柔優美。

不為任務寫作

大學畢業後，李澤厚分配進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李澤厚在社科院是個異數。“他不按領導的訓示來寫，那時總挑他毛病，開了好幾次批判會。”何兆武對本刊記者說。

在政治性上不“過關”，但李澤厚卻在學術上頗有建樹。1955年，他發表了《關於中國古代抒情詩中的人民性問題》。這篇文章和此後關於美學的論戰讓他成名。這時，他不到30歲。“1987年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說，我們很早就讀過李澤厚的名文，獲益匪淺。我當時臉紅了。”同樣的現象還發生在日本。“80年代初去日本，一些日本同行都很驚訝地對我說，以為我應該是白髮蒼蒼的老者。”李澤厚對本刊記者說。

“50年代後期我有很多錢。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學研究》上發表一篇美學文章，在《曆史研究》上發表一篇關於孫中山的文章，稿費加起來1000元。當時我的月工資收入才56還是70元，反正很少。我1956年就拿過每千字20元的稿酬，這是當時的最高稿酬。一般是10元左右。”

這是李澤厚富足生活的開始。他買了一個唱片機，電動的，不用手搖，這在當時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講究穿著。“在新加坡，人家叫我買件名牌襯衣，我說，名牌穿在身上是負擔。我買了一塊不太壞也不是名牌的錶，就可以了。”

2005年時的李澤厚

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李澤厚很少為金錢的事務發愁。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開除公職，但是有未用完的稿費支撐著他。“約有2000元吧，相當於現在的兩三萬元。”李澤厚說，1960年下鄉那次，餓得全身浮腫，但冬天回到北京，只有高價飯館才有肉賣，所幸還有點稿費，那就不在乎。他到高級飯館去吃了好多次，大吃了幾次肥肉。

李澤厚的版稅很早就超過百萬，這在學者中是少見的。採訪中，他會幾次提到：“我個人經濟搞得很好。我從美國回來是坐商務艙，我自己掏錢的。”

作品在學界和市場上都通過了檢驗，這使李澤厚有底氣立下一個規矩。“50年代就定了，不為政治任務，也不為經濟考慮寫文章。這一條至今一直堅持。50年代我不是已經有點名氣了嗎？那時候約我寫文章、出書的很多，我99%都拒絕了。”李澤厚說。脾氣倔强，不懂迎合卻偏偏少年成名，付出的代價就是人緣不好。這個特點到老年也沒改變。北京城中心的房子，清雅乾淨，卻少有朋友拜訪。

李澤厚確實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錢鐘書給他寫信，他說想不好如何回復，拖一陣就忘記了。替宗白華寫《美學散步》的序言，“我始終沒和宗先生交談，我沒去看望他，事前事後也沒去徵求他的意見”。

“地下”思考，邊緣寫作

李澤厚從“文革”時就開始考慮經濟問題。“馬克思基本原理就是‘吃飯哲學’。”吃飯是什麼？吃飯就是發展經濟嘛。我非常欣賞莫言，他在文章裏寫，餓的時候，他吃過煤渣，到那個時候所有榮譽、地位，什麼其他東西都是次要的。那是！我沒有餓到那種程度，但是我知道這一點，我理解這一點。我經歷長期饑餓的就是下放農村，吃的真差，什麼東西都沒有，一天只有4個生白薯，還要勞動。那時牛都死光了，我還保留人拉犁的照片，一二十個人包括農民在內，共同控犁耕田。”

大部分知識份子不得不隨政治運動沉浮，表面上，李澤厚也不例外。“他也不一定離經叛道，不過總是有自己的想法。”何兆武對本刊記者說，“‘文革’時候，我們每天早上讀林副統帥的再版前言，每天都在背這個。李澤厚也背。”他參加勞動時甚至非常積極。“老想和別人比誰背得更重。我最重可以背105斤。”李澤厚對本刊記者說。

他的反抗管道是溫和的。“我對康德很早就有興趣，是下放時仔細讀的。上面蓋著‘毛選’，下麵就是康德的這本書。因為那本書就是要慢慢讀的，要非常細心，真是一個字一個字讀，不止讀一遍。我還帶了一個本子，做了很多筆記。原來筆記本上幾萬字，後來發展到十幾二十萬字。我說我在地震棚裡還在改寫，感覺非常愉快。反正那時知識份子沒什麼事。我的一個同學在做木器。我絕不會考慮做這些事情。”

上世紀80年代，思想市場重新活泛，喜歡“突破常規”的李澤厚立刻從厭惡陳腐說教的青年人那裡得到了呼喚和回應。他的一比特前同事向本刊記者形容80年代李澤厚的風光：“只要他在哲學所上班那天，辦公室就塞滿了全國各地來拜訪他的人群。和他一個辦公室的同事都擠不進去。中午去食堂吃飯，他後面跟著一二十人的隊伍，浩浩蕩蕩。”一個明顯的事實是：80年代，他的書已經賣到幾十萬册，所有的書都有盜版。在當時一片舶來品的翻譯潮中，他是本土學術藝員。

2010年10月，李澤厚參觀上海世博會。（視覺中國供圖）

1992年，李澤厚决定出國。“當時批判我的文章超過了批判其他人的總和，我自己蒐集了60多篇，據說一共有200多篇。”李澤厚對本刊記者說，“而且是兩面作戰，一面是正統的‘左派’，一面是激進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個體、貶低總體’，是存在主義；後者批判我是‘崇尚總體、貶低個體’，是固守傳統。”

他去了美國一個小鎮教書後，國內還給了他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職位。李澤厚很少回國參加政協會議，但他仍然非常關注國內。1996年，他在給朋友的信末問：京中、院中有何新聞、動態可告否？1993年，他回國20天，看到在去美國的一年時間裏，中國在發生變化：理髮7元，走時才8角。洗澡3元，走時才6毛。上飯館可以吃到雞鴨魚肉，小攤販上的食品飯菜也並非完全不可以入口……這些世俗的細節，微弱但溫暖。

一個關心現實的學者的研究和思考，只有放在自己最熟悉之地，衣食住行最瑣碎的漲落裏，才最有生命力。“以後我還要回來的。”李澤厚說。此後，每年春夏之交到秋風漸凉，他都回北京住一陣，短則一個月，長則半年，直到2017年最後一次回國。

（本文有部分刪節，原稿詳見三聯數位刊2009年37期，原標題為《學者李澤厚》。吳麗瑋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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