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長期遠離軍隊一線指揮系統、賦閑在家的開國大將黃克誠，感覺生活作息非常不習慣，就主動給國家寫信，表示了想要繼續出來工作的强烈意願：職位安排不需要太高，只要能够為人民老百姓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就可以。

經上級領導部門開會決議，上報高層核准，最終同意了黃克誠的請求，安排他到山西省擔任首長農業的副省長，這就意味著加上省長和省委書記，在黃克誠前面還有兩位頂頭上司。

那麼，黃克誠在山西當副省長期間，兩位直屬領導分別是誰？他們何德何能，又有什麼資格與能力成為開國大將黃克誠的上司領導呢？

1949年初，華北平津戰役全面勝利後，黃克誠被委任為天津市的軍管會主任以及天津市委書記等職，在兩名市委副書記黃敬和黃火青的幫助配合下，迅速整拭和恢復天津在戰後的復工、複產和社會治安問題，留下了一段軍旅佳話，史稱“三黃治津”。

全國解放、新中國成立前夕，黃克誠因在治理天津問題上做出的突出政績，被毛主席親自點將擔任湖南省委書記以及省軍區司令員等職：軍政大權一把抓，儘快完成湖南湘西地區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戰後恢復生產等工作。

從1952年起調回北京總部，相繼歷任革命军參謀副總長、總後勤部長、國防副部長以及軍委秘書長等要職。

1955年，全軍首次立功大授銜儀式上，國家為了表彰黃克誠衕誌在紅軍土地革命鬥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為中國革命立下的汗馬功勞、做出的傑出貢獻，授予他開國第三大將軍銜。

1958年，號稱“革命军戰神”的開國第一大將粟裕衕誌，卸任革命军總參謀長職務退居二線，在軍科院擔任副院長後，黃克誠正式接任總參謀長職務，配合軍委總部機關主持管理全軍日常的作戰訓練工作。

但好景不長，僅僅一年之後，黃克誠就因為職務關係調動，退出了軍隊系統，長期賦閑在家，他不能繼續為黨和國家以及人民服務，一些重要的檔案也沒有許可權查看，讓戎馬大半生、習慣了奔波勞累的黃克誠非常不適應。

所以在離開軍隊後的第六年，1965年黃克誠就主動給高層首長寫信，申請繼續出來工作：位置不需要太高，工作崗位不需要太重要，只要能够為祖國和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有意義的事情即可。

很快，黃克誠的申請就得到了黨組總部機關的準予，調任他到山西省當首長農業的副省長，這一安排與開國上將鄧華類似，他也在1960年被調任四川，當了首長農業機械的副省長。

黃克誠是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大將，在離開軍隊之前已經當上了革命军總參謀長，幹部級別和功勞都非常特殊，去山西地方當一名副省長無疑是大材小用，與開國大將軍銜和總參謀長的職位也是天差地別。

儘管黃克誠在全國解放和新中國成立前夕，曾先後擔任過天津市委書記和湖南省委書記，但那畢竟是十年之前，而且還是正職待遇，但沒想到十年之後，級別反而降低了很多，還多出了兩位頂頭上司，任誰心裡都難免有些小情緒和不平衡，但黃克誠心底無私天地寬，卻根本不計較這些。

在他看來，無論在什麼崗位、無論幹什麼工作，只要能够為國家和人民服務，那就是一樣的，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

所以，黃克誠接到去山西當副省長的調令後，在激動之餘還親筆題寫了一首七言絕句“但願天公勿作惡，五湖四海慶豐收”，表達了自己對國家和人民現階段的憂慮以及對未來生活的美好祝願，然後就高高興興地收拾行裝，準備出發到山西省就職去了。

而按照國家的安排，黃克誠大將到山西擔任副省長後，在他前面還有省長和省委書記兩位頂頭上司，這二人分別是誰呢？他們又有什麼資格和能力能够擔任開國大將的直屬領導呢？

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恒衕誌，1915年生於山西陵川縣偏遠山村的貧苦農家，自幼被父母過繼給了一戶姓衛的有錢家庭，所以從小也得到了非常優良的教育，八歲就被送到了鄉村小學就讀。

而衛恒也非常爭氣，知道讀書機會來之不易，所以一直勤奮用功，成績在班上始終名列前茅，深受老師的看重。

但好景不長，衛恒的養父突然染上了賭博和鴉片烟的惡習後，屢教不改，家財日益散盡，衛恒也被迫輟學，後來在親生父親和同胞兄弟不遺餘力的幫助下，衛恒才勉强讀完了縣立第一高小師範學校。

畢業後，衛恒回到老家擔任小學教師，賺錢補貼家用。

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全國有志、有為、思想追求先進的進步青年，全部站出來投入到了救亡圖存的愛國革命運動中去，衛恒也不例外。

1938年初，眼見日軍的鐵蹄踏碎祖國河山，在山西省境內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後，衛恒就憤然辭別家裡，投筆從戎參加了八路軍遊擊隊，因在動員組織羣衆的文宣政治工作上成績突出、立場堅定，所以衛恒在1938年10月份就受到上級推薦，光榮地成為了我黨的一員，並於同年年底被選派到總部的黨校進行深造學習。

從1939年起，衛恒先後歷任晉東南組織部長、農救會幹事、太嶽軍區農救會主席等職，還在1943年舉行的晉冀魯豫邊區黨代會議上，被選為參加延安黨的七大會議代表。

雖然衛恒直到抗日戰爭才開始參加革命，時間很短，但他後期做出的成績卻非常優秀，絲毫不遜色於一些老革命和老紅軍。

解放戰爭開始後，1948年衛恒正式升任太嶽軍區的地委書記以及軍分區政治委員等職。

1949年5月份全國解放前夕，衛恒已經坐到了太嶽軍區宣傳部長和山西運城地委書記的位置上。

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因為衛恒長期在山西革命工作、熟悉地方風土人情，所以被調任山西省委當上了組織部長、紀檢委書記和省長等職，並先後兩次被推選為二届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一次黨代會代表。

因為衛恒在新中國成立後早已離開了軍隊，並調任地方參加政治工作，身上沒有軍職，所以並未被授予任何軍銜。

1965年，黃克誠大將到山西擔任副省長時，衛恒剛剛被提拔擔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省軍區政委和華北局書記等職，成為了黃克誠的頂頭上司。

但遺憾的是，衛恒剛上任山西省委書記一年後，就突然因職務調動關係退居二線工作，至1967年因病遺憾離世，年僅52歲。

直到1985年，衛恒病逝18年後，山西省委部門才正式為衛恒恢復名譽。

山西省長王謙衕誌，祖籍山西平定縣，1917年生於一戶普通的農民家庭。

1936年，王謙19歲參軍入黨後，先任遊擊隊支隊政委，後來在抗戰全面爆發後，又升任八路軍的營政教導員，隨軍打出了幾場大勝仗後，王謙就主動退出了軍隊，先後在平定、榆社兩縣當了縣委書記。

因發動群眾的政治文宣和組織工作突出，被委任為華北太行區的地委組織部長，被上級首長推薦進入北方局黨校學習。

解放戰爭時期，王謙歷任華北太行區地委副書記、軍區副政委、長治市委書記等職，在任期間兢兢業業，為我黨我軍解放華北提供了强有力的後勤統戰保障，功勞很大。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王謙正式出任山西長治市地委書記、華北區農村副部長以及黨組總部機關農村工作部副秘書長等職。

於1956年出任山西省委副書記、書記和華北局委員，針對山西省農業生產四大突出問題進行了深入調查，並提出了植樹造林、治水與修地並重的戰畧方針路線，重視大型水利設施的修建與發展，為幾十年後全省水澆地、水准梯田、森林覆蓋率呈現幾十倍遞增，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堅實基礎。

至1965年，黃克誠大將到山西當副省長時，王謙正式升任為山西省委第二書記和山西省長，成為了將軍的頂頭上司。

囙此，可以說王謙從參加革命開始，就一直都在自己的家鄉工作，但相較於衛恒，王謙的政治生涯和人生要幸運得多。

他雖然也在1966年因職務調動關係退居二線，但僅僅在四年之後，1970年就恢復了名譽，並相繼登上了山西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和革委會主任等職，還在1977年成為了山西省政協主席和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81年，王倩老驥伏櫪，生平第一次被調離山西，到四川當省委書記，並兼任重慶第一市委書記，還被選為國家總部候補委員、委員和顧問委員會委員，積極輔佐和配合鄧公完成了黨和國家幹部新老交替的關鍵過渡。

至2007年7月份，王謙因重病在首都北京遺憾離世，享年91歲高齡，而在他重病住院與病逝後，國家總部機關和軍委高層首長都以不同形式對王謙表示了深切的慰問關懷和不同程度的沉痛哀悼。

而黃克誠大將在山西工作了將近十餘年後，終於迎來了轉機，鄧公第三次出山後，於1977年將黃克誠召回北京參加工作，擔綱軍委顧問要職，並於次年被增補為國家總部委員，因素來鐵面無私、秉公執法，所以被國家委任為中紀委常務書記。

1980年，國家正式為黃克誠恢復名譽，1982年，已經年老體衰、雙目失明的黃克誠大將强拖病體，出任中紀委第二書記，為貫徹落實黨和國家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大政方針以及積極配合鄧公和葉劍英撥亂反正、端正黨風軍紀，為實現國家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突出重大貢獻。

至1986年，黃克誠因病在北京醫院遺憾逝世，享年84歲高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