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的“强”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總量强、第二，質量强、第三，個體强

來源|星海情報局

作者|老局長

今天，我們來聊聊江蘇省。

作為“江浙滬”包郵區的頭牌交椅，江蘇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的地位極其重要。

根據2020年的統計資料，江蘇省的GDP位居全國34個省級行政區域的第二名，僅次於廣東省。然而，江蘇省的人口只有8400多萬，第一名的廣東則高達1.26億。以較少的人口，取得較高的經濟水准——囙此，不得不說，江蘇在經濟發展上一定有她的獨特之處。

而在網絡上，人們對江蘇的印象則是“散裝”和“內鬥”：蘇南和蘇北互相看不慣，幾乎是中文互聯網上最出名的省內“宿敵”。我甚至親眼體會過這種感受——局長的一比特南京朋友，在提到鹽城和宿遷的時候，臉上便突然出現了一種微妙的表情。而另一比特揚州的朋友對徐州的看法也頗為意味深長。

實際上，不僅僅是蘇南蘇北，江蘇各地市和省會南京的關聯，也遠遠沒有其他省份那樣嚴密——南京在江蘇的地位，遠遠不如武漢在湖北，鄭州在河南，西安在陝西的那種強勢。

甚至在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當別人都在以省份的名義派出醫療隊的時候，江蘇省則是以都市為名義派出各自的醫療隊。除此之外，東北人都會自稱東北人，河南人也都自稱河南人，新疆人也都自稱新疆人——唯有江蘇，在描述自己的時候，甚至會精確到縣。。。

▲當你提到江蘇。。。

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江蘇又有了一個新的“昵稱”——“蘇聯”。

▲“蘇聯”

不過，“散裝”江蘇也就是嘴上說說，真要是以為江蘇“一盤散沙”可就大錯特錯了。全國第二的GDP，可不是浪得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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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代表江蘇？

根據2020年的統計資料，第二名的江蘇省GDP總額約為102719億元人民幣，第一名的廣東省則約為110761億人民幣。第三名的山東、第四名的浙江、第五名的河南都沒有突破10萬億的大關。

如果把江蘇的經濟資料和其他國家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江蘇的GDP略微低於韓國而高於澳大利亞，遠超土耳其、荷蘭和瑞士。

不過，總量的分析其實意義不大。如果我們想要探尋江蘇經濟背後的玄機，還是要看到更加微觀的層面。

首先，我們根據各地市的GDP多少來劃分出如下幾類：

兩萬億級（大於兩萬億）

萬億級（大於一萬億而小於兩萬億）

五千億級（大於五千億而小於一萬億）

兩千億級（大於兩千億而小於五千億）

千億級（大於一千億而小於兩千億）

百億級（低於一千億）

將廣東和江蘇兩個省總計34個都市按照以上五類來進行分類，我們會發現：

江蘇省的13座都市：

其中，兩萬億級都市有1個（蘇州），萬億級都市有3個（南通、南京、無錫），五千億級都市5個，兩千億級4個，沒有千億級和百億級的都市。

廣東省的21座都市：

兩萬億級都市有2個（廣州、深圳），萬億級都市有1個（佛山），五千億級都市2個，其餘16城都是兩千億和千億級別。

顯然，“江蘇十三太保”的主力由“五千億級”和“兩千億級”都市構成，而廣東的主力則是由多達16座“兩千億級”和“千億級”都市構成。

“江蘇十三太保”裏，除去蘇州、南京、無錫、南通四個萬億級的“老大哥”，剩下“九太保”的GDP平均值為5247億元。

我認為，這才是江蘇經濟實力最為直觀的體現。這些江蘇的地級市，倘若平移到其他的省份，基本上都可以當作僅次於省會乃至超越省會的存在。

泰州的經濟和宜昌相當，

鹽城的經濟和廈門相當，

常州、徐州、揚州的經濟規模，遠超石家莊和太原。

儘管兩萬億的蘇州和萬億的南京、無錫、南通很厲害，但實際上，那些“五千億”級和“兩千億”級的小夥伴，才更能代表江蘇。

那麼問題就來了：憑什麼江蘇的都市，個個都這麼能打呢？

在我看來，就兩件事：

第一，先天有一個好出口。

第二，後天做好了製造業。

“好出口”，自然指的是上海——上海之於江蘇，就好比深圳之於廣東。依託上海的港口地位，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外向型的經濟給江蘇帶來了無數的機會。

但更重要的其實是第二點，江蘇做好了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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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製造業有多强？

毋庸置疑，江蘇的製造業很强，但具體來說，江蘇的“强”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總量强

第二，質量强

第三，個體强

總量强

强到什麼程度？——我們常說“世界製造看中國”，但如果要仔細看“中國製造”就需要“走進江蘇”——從2013年到現在，江蘇省連續8年保持製造業規模全國第一，遠超後面的廣東、山東、浙江等省份。平均來看，單獨一個江蘇的製造業就占了占全中國13%的製造業產值。

2020年，江蘇省第二產業產值為44226億元——這還僅僅只是“第二產業”，就已經略高於福建、湖北全省的GDP，比大西北的西藏、新疆、甘肅、青海、寧夏五個省的GDP加起來都要多。

如今，江蘇全省一共有大大小小超過54萬家工業企業，形成了中國規模最大的工業集羣，是中國34個省級行政區裏無可爭辯的“製造業霸王”。

質量强

除了規模龐大，江蘇製造業發展的質量也很高，製造業的整體收入和利潤也都位居全國第一。

整體收入高，說明江蘇製造業非常繁榮，企業能够接到大量的訂單。而利潤高則說明，江蘇製造業企業的科技水准不俗，附加的價值很高。（科技簡單的原材料加工行業利潤率最低，科技複雜的高科技產業利潤率普遍偏高。）

如果把每個行業都比做一個體育項目，把每個省都比做是一個運動員。那麼江蘇這個“運動員”將能够精通其中20個項目——精通到參加全國運動會，她能100%保證拿到每個項目的前四名。

江蘇的人口只占全國的6%，耕地只有全國的3.4%，但對國家財政的貢獻率卻常年維持在10%左右——絕對稱得上是共和國的“錢袋子”。

個體强

由於資本、人員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世界各地都會形成以某地為中心的集羣。在美國，人們都集中在東海岸的紐約或者西海岸的加州；在日本，人們都集中在東京和大阪；在中國，北上廣深是當之無愧的“經濟中心”。

不過，“經濟中心”雖然代表著繁榮，但同時也有强大的“虹吸效應”——中心都市吸走了周邊的人才、資本和機會。並且，越是靠近中心的都市，流失的就越多，最後的結局就是：中心都市越來越强，周圍的都市卻越來越弱。

前幾年網上戲稱的“環北京貧困圈”就是這種現象的極端體現。中國絕大多數省份，也都或多或少存在著省會城市和地級市發展不均衡的問題。

囙此，“虹吸效應”的根源實際上在於“發展不均衡”——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都市自然而然地會出現大小和强弱的差异，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城市註定要“吸幹”小城市，而是只有當中心城市和周邊都市實力差距過大的時候，才會出現恐怖的“虹吸效應”。

不過，江蘇不怕。

江蘇每個都市都有自己擅長的產業，最直觀的表現就是，江蘇幾乎每個都市，都能拿出一兩個全國知名的品牌：徐州有徐工集團，無錫江陰有海瀾之家，蘇州常熟有波司登，常州有南車集團戚墅堰工廠，鹽城有東風悅達起亞。

以常州為例，2020年，常州覈心的武進、新北兩區各自的GDP分別高達1742億元和1631億元，而剩下的金壇、天寧、鐘樓、溧陽等區縣的經濟發展水准也較為均衡，普遍都在700億人民幣以上——江蘇一個區縣的產值，甚至要高於很多省份的一個都市的產值。

類似的，在2019年的時候，揚州的GDP為了5850億元，其中覈心的江都、邗江、廣陵三個區分別貢獻了1091/1073/809億元，周邊的高郵、儀征、寶應及開發區則分別貢獻了818/791/732/53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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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江蘇格局的新理解

當我們瞭解了江蘇的實際情況之後，我們也就大概能理解所謂的“散裝江蘇”了。

套用知乎的一句名言：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

江蘇真的“散裝”嗎？我看未必。

在很多其他的省份，省會城市和其他城市的關係更像是“家族制”——省會是帶頭大哥，其他的都是小老弟。並且，越是經濟總量偏低的省份，越會出現這種現象。而江蘇，更像是一種“合夥制”——雖然也會有“帶頭大哥”，但各地的水准都不差，江蘇更像是一個“團隊”而不是一個“家族”。

與其說“散裝”的江蘇，倒不如說是“去中心化”的江蘇：江蘇不僅沒有在全省範圍內形成一個“老大哥”式的單一中心都市，甚至每個都市也沒有一個覈心的城區或者郊縣。同時，每個都市也都形成了自己專長的產業。

“中國工業百強縣”的名單裏，江蘇占了四分之一，25個縣城成功入圍——而江蘇一共也只有52個縣。其中，江陰、昆山、張家港、常熟四縣位居前列。在江蘇，有的“縣城”擁有十餘家上市公司，有的“縣城”發展得堪比二線都市，還有的“縣城”則隱藏著數十家中國五百强企業。

▲沒錯，這裡是昆山

一個縣城

現時，江蘇各個都市基本上都已經經營好了自己的“基本盤”，有了屬於自己的支柱產業：徐州能製造一流的礦山機械和工程設備，連雲港有中國最大的抗腫瘤藥物研究和生產基地，鹽城强於化工和汽車，揚州擅長石化工業，泰州則是“中國第一造船大市”——2018年，泰州的船廠接了全球七分之一的造船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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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江蘇是怎麼變强的。

1958年“人民公社”時期開始，江蘇，尤其是蘇南地區就開始興辦“社隊企業”。這些社隊企業普遍規模較小，主要任務是為農民供農具和農機。這個階段儘管看上去還很弱小、很粗糙，但它為江蘇打下了工業化的基礎。

1978年，中國人民迎來了“改革開放”，社隊企業得到了政策上的大力扶持，蘇南地區的經濟立刻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農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準也越來越好。在這個時期，華西村成了中國鄉鎮企業發展的典範。“蘇南模式”也創造了神話，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也對蘇南模式讚譽有加，稱它是“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穫”。

但好景不長，在1980年代末期，由於過度信貸，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一些波動。加上當時的人們思想仍舊保守，對於鄉鎮企業還有很大的偏見，囙此，本來發展紅火的鄉鎮企業幾乎就在一夜之間就降溫了。

▲反映蘇南鄉鎮企業的油畫

《春雷1990——蘇南鄉鎮企業大招工》

封治國

此時，江蘇迎來了第一次“轉型”：“蘇南模式”的老路不好走了，需要找到一條新路。不過，未來是難以預料的，關於發展模式的抉擇，從來都來得無比艱難——選對了，就是繁榮富強；選錯了，億萬資金就打了水漂，甚至還會連帶數百萬居民的生活。

江蘇的“人和”就在此處體現了出來——1992年，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訪問蘇州，但因為時間緊迫，只安排了半天的時間。當時的蘇州市長章新勝利用陪同李光耀從飯店到火車站的短短20多分鐘的路程，用流利的英語和李光耀交談，讓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僅如此，章新勝還建議李光耀集中力量，在蘇州投資發展一個新加坡式的工業城。

除了章新勝，當時的江蘇省主要領導陳煥友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94年3月16日，江蘇省級機關領導幹部大會在南京召開。在會議上，江蘇省將“蘇州工業園區”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將“蘇州工業園區”的建設視為江蘇改革開放的頭等大事、重中之重，為此可以動員全省可以動員的力量。

▲李光耀曾經9次來到江蘇

外商投資建設產業園的事情，在現在看上去司空見慣。但在那個思想還沒有完全開放的時代，有不少人甚至將這種事情理解為“殖民”。但江蘇頂住了這些來自外部的壓力，最終成功吸引到了新加坡的投資，蘇州工業園區順利建成。

從此之後，走上出口經濟的蘇州經濟簡直如虎添翼，1995年，蘇州的GDP只有900多億的GDP，2020年已經突破了2萬億——翻了20倍。不僅僅是蘇州的經濟在高速發展，較為發達的“蘇錫常”地區還帶動了整個江蘇的發展。以蘇州為先導，江蘇其他城市也積極地根據自己的優勢來吸引外資：徐州就吸引了卡特彼勒、小松、利勃海爾等國際知名工程機械廠商的進駐。

▲徐工集團的各種先進裝備

2020年，儘管有疫情的影響，但江蘇利用外資的規模仍然是全國首位。

在一片繁榮之中，江蘇的第二次“轉型”悄然而至——2012年前後，蘇州規模以上外資和港澳臺資本企業的工業總產值高達18870億元，占了全市的66%，利潤937億，占了全市的72%。蘇州突然意識到了一個恐怖的問題：蘇州，似乎太依賴外資了，如果有天外資撤出，蘇州是不是就被掏空了？

於是，江蘇開始了第二次“轉型”。之前占比重要的勞動密集和高污染的低端產業開始逐漸被拋弃，蘇州開始發展高技術含量的先進製造企業。

最近幾年，江蘇省響應國家對於先進製造業的發展要求，開始大規模地行產業集群的建設。國內不少知名的大學和科研機構紛紛都在江蘇建設自己的特色研究所，例如華中科技大學就在無錫專門設立了和機器人及智慧裝備有關的研究所，中國船舶重工集團也在江蘇設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

現時，整個江蘇一共規劃了24個先進製造業集羣。

▲2018年就已經有13個了

從2010到現在的10年中，儘管江蘇從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人口總量在新增，但比重卻在迅速下降，取而代之的則是資金和科技密集型的就業人口。截止2020年，江蘇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產值和人口的比重已經遠低於廣東和浙江了。

江蘇，完成了第二次轉型。

江蘇的發展的成功，是“天時、地利、人和”齊備的結果，但終究還是依靠“人”的因素。在我看來，江蘇在改革開放之後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打破“路徑依賴”的歷史。

“路徑依賴”這個術語，本來指的是人類社會中的科技演進或者制度變遷均有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即一旦進入某個路徑，不論是好是壞，都有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

但幸運的是，江蘇每一次都能成功地擺脫對原有路徑的依賴，並選擇全新的模式。從計劃經濟時期的社隊企業到“蘇南模式”，從“蘇南模式”再到後來的“引進外資”，再到現在的高科技產業。江蘇並沒有坐守原來的路線，而是另闢蹊徑，走好自己的路。

我想，敢於嘗試，勇於突破創新的勇氣，才是江蘇製造崛起的“財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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