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古代最經典的“都市宣傳語”雖然名傳天下，但實際上蘇州真正的崛起，最早也要追溯到唐代安史之亂以後，而蘇州成為古代的一線都市，則要到明朝時期才真正奠定了其地位。

蘇州都市歷史發軔於春秋時代，吳王闔閭命伍子胥營建闔閭大城，相傳這便是蘇州建城的濫觴。此後千年時光蘇州雖然歷經沿革“改名換姓”，但由於當時中國經濟文化重心都在黃河流域，哪怕在經歷了南北朝的開發，江南一帶也不過是勉强跟北方繁華之地可以等而論之。

然而隨著唐朝盛世在安史之亂的鐵騎轟鳴中黯然崩散，蘇州也迎來了屬於自己的黃金發展時期。

中唐時代，唐廷雖然成功將安史之亂撲滅，但也讓吐蕃趁虛而入，被其一舉拿下了河西走廊，並日益蠶食唐朝在西域的各屬國，又進逼安西、北庭，並還不時的侵擾四川、陝西一線，這讓首都坐落在長安的唐廷遭遇到了內外交逼的窘迫之境——在安史之亂平定的廣德元年當年，吐蕃大軍就乘勝就直下長安，迫使唐代宗出避陝州。

在外有強敵，內亂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已之下只得採取了對內綏靖之策，允許部分叛軍“反正”，囙此成功分化叛軍，撲滅了安史之亂。

但由此也留下了中晚唐時代的著名“河朔三鎮”——成德、魏博、範陽三大藩鎮皆坐落在昔日唐廷的河北膏沃之地，而為了防範這些反復不定的河朔藩鎮，唐廷又不得不在黃河南北設下足够多的軍鎮以為防範。

由此，整個北中國就形成了河朔藩鎮和中原防遏方鎮的對峙，同時為了減輕朝廷負擔，唐廷又不得不將包括財稅、官吏、貢舉等權力下放地方，以換取免於對這些中原方鎮在平日養兵時的開銷，轉而只負責開戰時，如“出界糧”等戰時軍費的籌措。

這也就意味著，重兵雲集的中國北方再難以作為傳統王朝的“財稅根本”之地，而蘇州所在的江南地區則轉而進入了中央政府的眼簾。

蘇州地處長江下游，太湖以北，又為京杭大運行的樞紐港口，土地肥美更是農業興盛之處——此時的蘇州在經歷了“永嘉南渡”後，其農業已經得到了大力開發，而等到了安史之亂，大量北方人口再度南遷之後，則蘇州還獲得了在科技上的“大爆發”，其時不僅有助於農業的“江東犁”等農業用具在蘇州廣為應用，同時擁有了開鑿“常熟塘”、“華亭塘”等河流的工程技術和人力。

兩塘加上古孟瀆，便將長江以南，太湖以北的廣大地區連接成一個整體，不僅讓農業得到了足够的水利灌溉，同時水運的便捷也極大的促使了商業的繁茂，由此東南的茶葉、絲綢、手工業產品便逐漸在整個中國盛行起來，及至於明清時代，“東南出品”便幾乎等若是“天下精品”的代名詞。

而蘇州作為江南的幾何中心，又有運河跟長江相連接，依靠地緣、興盛的農業和漸漸崛起的手工紡織業，蘇州在中唐之後，便漸漸成了中原王朝不可忽視的重鎮名城。

“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江南諸州，蘇為最大”——韓愈、白居易等人都曾褒揚當時蘇州對於唐朝甚至此後封建王朝的重要性。

但蘇州雖然在中晚唐時期和五代初成氣象，但畢竟方興未艾，如今名震天下的“蘇繡”也只是處在萌芽狀態。蘇州之重，於當時天下而言，不過是依賴“蘇湖熟，天下足”的農業產能。

事實上，縱觀唐朝真正稱得上一線都市的，除了長安、洛陽以外，便只有“揚一益二”之說的揚州和成都，蘇州雖名聲漸起，終究還只是後起之秀。

但等到了北宋年間，蘇州不僅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名頭，整個蘇湖地區的漕糧也達到了七百萬石的規模，在大中祥符年間這幾乎占到了當時整個漕糧的八成以上。

可這不過是在唐代和五代十國之上的原由基礎上有所發揚，真正讓蘇州崛起的，還是因為獨樹一幟的絲綢紡織業。

江南地區的水土本來就適合桑蠶養殖，北宋時期蘇繡雖然還未有大成，但《清秘藏》就已經不吝褒揚北宋時期的蘇州繡業：“宋人之繡，針線細密，用線一、二絲，用針如發細者為之…山水分遠近之趣，樓閣得深邃之體，人物具瞻眺生動之情，花鳥極綽約底饞唼之態，佳者較畫更勝。”

正是有唐宋時期的產業深耕，蘇州才有機會在明朝徹底大放光彩，不僅一舉超越揚州，就連曾同為後起之秀的杭州都只能望蘇州而莫能及，一躍成為明清時代僅次於南北兩京，甚至僅次於南京的一線都市！

明朝初年天下總括稅賦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而蘇州一府便須完稅二百八十萬九千石，也就是說在明朝初期，蘇州一府就承擔了全國稅收的接近十分之一！

雖然不乏人認為這是因為明太祖朱元璋深厭蘇州人助張士誠抵抗明軍所致，但考慮到跟蘇州府比鄰但沿海的松江府也承擔了一百二十萬九千餘石的賦稅，再加上南京稅賦雖然不如蘇松二府，可南京衛所也極多，可以說十倍於蘇松，而衛所承擔的公糧遞解又遠遠超過民戶。綜合來看，南京的負稅和蘇州其實相差仿佛。

所以“厭棄重稅”之說不過是以人情而度國情，真正的原由其實是因為明朝開國，天下滿目瘡痍，獨江南地區相較平安。

有了一個好的開局，縱然囙此承擔了沉重的負稅，可這也讓蘇州領先了當時的杭、揚等競爭都市不止一籌。

但真正成就蘇州一線都市地位的，其實是明成祖。

明成祖遷都北京，京杭大運河的疏通與維護便成了大明王朝的首要之重，而作為大運河樞紐的蘇州，便相當於如今京九鐵路上的深圳——而且最為關鍵的是，京九鐵路的南方終點是國際港口的香港，而京杭大運行的南方終點卻只是杭州。

而相對於杭州，蘇州附近的都市不僅更加成熟，且在明初人烟也遠比浙江繁華，再加上蘇州距離當時的一線都市南京以及二線排頭的松江都遠比杭州近得多，近水樓臺之下，不管是聚人還是銷貨，乃至文化事業都遠遠拉開杭州一截。

事實上，當時江左地帶就相當於如今的珠江大灣區，形成了一個產業互補的經濟共振都市圈——南京便若廣州重在政策利好，蘇州便若深圳重在產業為王，而松江（如今的上海）則相當於沒有國際自由貿易港身份且身不逢時，但還有幾分產業的香港。

不過，這種地緣上的利好，或許會讓蘇州逞一時的風頭，但想要跟此後鹽商彙聚的揚州，另起爐灶，坐擁一省的杭州相比，卻仍差了幾分，很難長久維繫蘇州在明清五百年之中的一線都市地位。

一個都市想要真正常青不衰，不管是古代也好，還是現代也罷，其實都離不開覈心產業的發展，而如今蘇州馳名中外的除了江南的園林之外，便是蘇繡。而蘇繡的成熟得益於蘇州匠人的織造，但蜚聲天下卻離不開明成祖七下西洋的推動。

明成祖一生縱橫南北，但不管是出塞掃蕩北元餘孽，還是南下征討交趾，其軍費花銷之大，縱然有朱元璋“養兵不費百姓一粒米糧”的衛所制度兜底，但難免國庫難經支用。

在這種情況之下，為了支應浩繁的軍事、營造，節流杯水車薪，對於明成祖就只剩下開源一條路，而鄭和下西洋，便是在這種情形下應運而生。

事實上，鄭和下西洋其覈心目的雖然有重新綜合南洋宗藩體系，宣威於域外的用心，但根本的內驅動力，還是為了海外商貿的利潤——將絲綢、瓷器以及其他機巧之物（高級加工品）販賣到海外，或換回金銀硬通貨，或換回象牙珍珠等奢侈品後統一發賣，最終利潤收歸朝廷，用在浩繁的支出上。

這就是為什麼明成祖疏通京杭大運行，營建北京宮殿，又五征漠北，南鎮越南，其在位二十四年，用兵用工數百萬，卻依然開創了永樂盛世的原因。

而蘇州紡織業的名聲也隨著鄭和下西洋而播名於四海，此後出口轉內銷，最終一舉奠定了“蘇繡”的地位，而蘇州的紡織品也囙此水漲船高，最終使蘇州在晚清開埠之前，一直穩坐中國一線都市前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