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我收到一個寄自江西農村的快遞郵包。我十分驚愕,因為江西沒有我的親友。打開包裹一看,是一塊醃肘子。查看快遞單,寄件人叫吳成豐。就在同一天,我去值班室取報紙的時候,值班人員又遞給我一個包裹,說是一個湖南女孩送來的,上樓找我,見我不在,便把包裹放在這兒了。我打開一看,是兩條湖南產的魚幹。
這兩件意外的事兒,給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快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是來自遙遠南方的情意,贈物人都是年輕的打工族。
給我送鹹魚幹的女孩,是我們樓下餐館的服務員,想必是她春節回鄉探親歸來,給我帶了家鄉特產。平日,我常到這個小餐館獨飲,隨手帶去的報紙或刊物,看過便順手送給她。她是來自湖南岳陽地區的高中生,為謀生到北京來打工,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我想,給她一些報刊能讓她與文化相伴,聊以充實枯燥而單調的生活。城市生活五光十色,每天充滿各種誘惑,對於一個來自農村的清純女孩,好的讀物還可以成為防腐劑,讓她在奮鬥中不至於迷失方向。我想,她送來的家鄉特產,可能是對我的一種答謝吧。
通過郵政快遞送來猪肘子的是打工者吳成豐,他在郵件附言欄中說,年底家裡殺了一頭肥猪,寄來剛剛醃好的猪肘,讓我嘗嘗鮮。我想,農村生活相當清苦,殺上一頭豬過年,怕是他們一家人新春時節最大的享受了,我怎麼能接受這沉甸甸的饋贈呢。但是東西已經寄來了,退回去,無疑會傷他的心;不退回去,那猪肘子讓我和妻子如何下咽?妻子想出了一個辦法,按快遞單上的地址給他家寄去200元錢,我倆忐忑不安的心,這才算安定了下來。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沒過幾天,那200元錢又被寄了回來,吳成豐在匯款附言欄裏寫上了這樣的話:“老師,你們關心過我的冷暖,給過我精神上的火光。我家雖然很窮,但不能花你們的錢。”我和妻子都愣住了。
吳成豐是裝修隊裡的一個油漆工,我和他的相識,緣起於去年冬天他為我粉刷書房。那是一個北風呼號的日子,室外溫度已然降到了零下10攝氏度,妻子看見小吳只穿著一件單衫,出入於樓內樓外搬運塗料,凍得直流清鼻涕,便把我的一件羊毛背心送給了他,讓他立刻穿在身上。這個小吳當時挺惹我生氣的,他說他不冷,死活不肯收下這件暖身之物,直到我發了脾氣,他才把毛背心穿在了身上。也算是“不打不相識”,我覺得這個小青年的自尊心强得有點出格,內心深處似乎對社會有某種仇視。於是,我主動找他聊天,他對我傾吐的話,讓我對打工族生活之艱辛,有了更為深刻的瞭解。原來,小吳為謀生,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曾受過工頭的矇騙,遭遇過路人的白眼,在廣州打工期間,還被人打斷過肋骨。最讓我想像不到的是,他還是個文學迷——他給我帶來了他寫的兩本厚厚的雜記,其中有古詩摘抄,有對當今詩詞的針砭,有對為富不仁者的嘲諷,有對童年生活的回憶……如用文學的尺規去丈量,這些糊塗亂抹的文字還遠在文學的門檻之外,但從中可以看出他是個有個性、有理想的青年。
我與他聊寫作,談人生。有一天,我特意到民工們同住的屋子裏去看望他,並給他帶去一些稿紙和幾本書。有我初涉文學時的感悟《文學的夢》,有我剛出版不久的長篇小說《龜碑》。在《文學的夢》的扉頁上,我特意把英國作家薩克雷在小說《名利場》中的經典之句送給了他:“生活好比一面鏡子/你對它哭/它也對你哭/你對它笑/它也對你笑。”我說:“這幾句人生格言曾給過我生活的勇氣,現在我轉贈給你。”記得小吳讀了這幾句話後,立刻對我說:“這對我太重要了,謝謝你,從老師!”
我的書房裝修完畢時,已然接近年底。他回江西老家過年之後,便有了醃猪肘子“飛”到我家的事兒。我曾問過自己:那麼多從農村進入都市的打工者,人人都有一本難念的經,你行善行得過來嗎?不要說我一個文人,就是政府的民政部門,怕是都難以解决他們的問題。然而我的信條是,只要讓我碰上了,就不能視而不見,要盡可能地給他們一些溫暖。
我又想起十年前,家裡進行過一次裝修,九只來自湖北的“九頭鳥”,一下子飛進了我的家。說起來可能會讓人感到不解,我有時與他們同吃,有時晚上還擠在他們之中,與他們一塊兒看電視直到夜深。我這種十分隨意的態度,反而讓那些“九頭鳥”有點不好意思了:
“您老不怕我們髒?很多塗料味道是很難聞的!”
“您老聽湖北話是很費勁的,為什麼還愛聽?”
“您老是不是在體驗生活,準備拿我們做糢特?”
“我們走了許多都市,還沒有見到過您老這樣的人呐!”
當時正是夏末秋初,我讓他們輪換著到我家裡來洗澡。他們中有人病了,我的妻子還盡她醫生的天職,為他們打針,讓他們服藥。我記憶中最難忘的一天,是那年的國慶日,我和“九頭鳥”一起喝酒,狀若長者與晚輩共歡,還與他們一起拍照。後來我把沖印好的照片,分別送到他們每個人手中。感情交流到此還不算結束,我通過媒體將他們的照片發表在這群湖北娃的老家——黃岡地區的報紙上,讓他們的家鄉父老都能看到他們的娃兒在北京的生活情况。後來,當這幾只“九頭鳥”飛到別的都市打工,有的會給我來信,有的路過北京時會給我送來當地的土產,見面後我也一定會把他們留下來,在碰杯中享受與上層酒宴迥然不同的底層之樂。
仔細推敲起來,這似乎是一種精神上的本能,不僅與我出生在農村有關,更與我後來經歷過二十年的底層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我經歷過苦難,知道苦難的沉重;我遭遇過別人的白眼,知道白眼豐富的社會內涵。如果今天的我突然變成只會向上看天,而不會向下看地的“勢利眼”,那就是我精神的解體和靈魂的墮落!
和這些底層百姓的交往,讓我時刻銘記:哪怕是看似最不光鮮、微不足道的一群人,也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有著細膩美好的情感,他們的內心充滿著愛,他們也需要他人的關懷,他們遠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可愛。但願都市中的文化人都能“向下看”,更多地關注這些打工族的生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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