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營員:我眼裡的“黃克功案”其實不是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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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長征到陝北後,曾任一方面軍保衛局偵察科科長,西北保衛局紅軍工作科科長,抗大二隊四組組長、一隊十組組長,延安警衛處副處長兼偵察部部長等職,參與查辦黃克功案。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公安部一局副局長、全國勞改處處長兼新生公學教育長、公安部勞改局顧問等職。黃克功被處以死刑,槍斃了。作為負責抗大保衛工作的營員,我經辦了整個案子,真實的情况其實並不完全是這樣的。

口述者陳複生,原名陳湖生,1911年生,江西泰和人。1927年10月參加工人運動,1929年參加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隨三軍團參加長征。長征到陝北後,曾任一方面軍保衛局偵察科科長,西北保衛局紅軍工作科科長,抗大二隊四組組長、一隊十組組長,延安警衛處副處長兼偵察部部長等職,參與查辦黃克功案。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公安部一局副局長、全國勞改處處長兼新生公學教育長、公安部勞改局顧問等職。

我是當時學校的艺文骨幹,會唱30多首歌。這是因為我和楊尚昆分別去赴任紅軍總部保衛部部長和政治部主任的時候,正好遇見丁玲她們去前線採訪,一路上一起走了半個多月。當時我們都很年輕,所以都很談得來,丁玲就教我唱歌,一路走來,我學會了30多首。現在輪到我教同學們唱歌了。

練完了要文藝匯演,我們這一隊的人唱了《四季歌》等歌曲,悠揚動聽。

一下來就被羅瑞卿教育長批了一頓,“你們這組唱的歌怎麼都軟綿綿的?!”

丁玲教我唱的歌可不都是軟綿綿的麼。

跟我一塊兒唱歌的另一個艺文骨幹,叫黃克功。

當時我已經調到一隊去了,他在四隊,是四隊的副隊長,一個長得特別帥氣的小夥子,一個年輕的團長,當時26歲。可是我們誰都沒有想到,後來,他的名字居然成了黨史裏抹不去的一個專有名詞“黃克功案”。

黃克功被處以死刑,槍斃了。原因就是他殺害了陝北公學的一個女營員,叫劉茜。劉茜是他的戀人,後來很多人把這件事說成是一個“桃色事件”,以為是黃克功要强暴劉茜,而劉茜不從,黃開槍把她打死了。毛主席親自下令,處決了黃克功。作為負責抗大保衛工作的營員,我經辦了整個案子,真實的情况其實並不完全是這樣的。

劉茜是國民黨閻錫山部隊一個旅長的閨女,從小念書,接觸了很多進步思想,就跑到延安投身革命來了——她家裡根本不知道她跑到延安來了。她之前在山西有個對象,這個對象也是國民黨一個軍官,好像是個連長,而劉茜到了延安之後沒多久就進了陝北公學學習——當時作為新投身革命的年輕學生也必須經過這樣的過程。在抗大,她跟黃克功兩人談戀愛了,而且當時倆人感情很好!這是我們大家都很羡慕的一對,當時在抗大男女生比例是18:1!我還根本沒有機會呢。

他倆戀愛的時候,我正在延安警衛處當偵察部長。一天,黃克功來找我,讓我幫他一個忙——讓我審查一下,這個女孩子在來延安之前有沒有問題。作為同學、朋友,我義不容辭,並且我也覺得他這樣謹慎對待是正確的。我展開了調查——有一個姓郭的女孩跟劉茜是一塊兒到延安的,我問了她劉茜的情况,她說,她們是同學,中學一起讀的。我還瞭解到,劉茜這個女孩子,政治上沒有問題,也沒有參加什麼組織。掌握情况後,我就把掌握的情况全告訴黃克功了。當時,黃克功還給了我一張相片,相片上是劉茜,兩個手托著下巴趴在桌子上照的相,樣子很調皮,照片也拍得很好,臉也很漂亮。

黃克功當然很高興。當時有一條“軍規”明文規定:幹部結婚必須要够“二五八團”,即25歲、8年黨齡、團職幹部。這三條黃克功都够,是基礎。不過對劉茜有吸引力的是黃克功的經歷。當時,延安的女青年們有空就會拉著長征過來的人們講故事,她們把長征過來的人看成是傳奇式的英雄。劉茜很早就說過要走“長征路線”解决自己的事情。黃克功就老喜歡講故事——據說,還是劉茜先以一封信向黃克功拋出繡球的。倆人關係馬上就公開了,沒過多久,劉茜就調去了陝北公學,剛開始還挺好,不過黃克功後來說,調去那兒之後,慢慢地劉茜開始對他冷淡了起來。

突然,有個女的死在沙灘上。

這個案子的破案任務自然而然落在我的頭上。那時,我已經離開抗大在警衛處任偵察部長了。

死人的地方就是陝北公學小東門外的沙灘上,延安的寶塔山下麵。我飛速趕到事發地點,一看,是劉茜!身上應該是被打了兩槍,因為周圍都是沙子,子彈打不深,所以我順著子彈口把子彈頭撿了回來。

我馬上轉身回了抗大,我沒有別的想法,我的直覺是我要到抗大去找黃克功!

黃克功不在。

正當我焦急地徘徊的時候,正好來了一個勤務兵,我問這個勤務兵:“你們隊長昨天什麼時候回來的?”

“晚上11點左右回來的。”

“他有什麼動作?”

“他回來以後就換了鞋,你看,這個鞋子就塞在這個炕洞子裡面。”

“他的手槍能給我看一看嗎?”

手槍裡面少了兩顆子彈而且還沒有擦——我這裡現在還有一份報紙,說打了8槍,那真是胡說八道,而且把槍也擦得乾乾淨淨也胡說八道——我就把這個案子的情況彙報給了羅瑞卿。羅瑞卿請示了上級之後,决定把黃克功逮捕。

黃克功被捕以後,沒有被送到法院,而是把他關在延安西山的路邊上的一間破房子裏——那個破房子連門都還是壞的。把他關在這麼個地方,可見我們有多不重視了——我還去看了他好幾次,還安慰過他,而且我告訴他,這個事兒估計最高徒刑5年,罰你最多也就3年,我們有這麼多的同學都在延安,你還怕這個事兒解决不了嗎?

因為我心裡有底,整個案件的情况我已經調查清楚了。

破案很簡單,我檢查了他的鞋子,發現是濕的,也就是說他昨天晚上是去了河邊,再加上那把槍少了兩顆子彈,基本上可以確定是他。我當時不想去找黃克功談話,於是他們的書記李志民先去談。沒想到面對李志民,他根本不承認。這個談法也是有技巧的,不做保衛工作,確實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談起,既然不行,那就只好我去了。

不到半個小時,他就全部跟我說了。

黃克功去陝北公學找劉茜,因為覺得她這幾天不對,對他越來越冷淡——去了才知道,不對的原因就是山西的那個國民黨連長來了,人家也是費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到延安找到她,給她灌輸了一些東西。

為此我找到了陝北公學的秘書長。她說:“昨天我們在演戲的時候,大概8點多鐘,從抗大過來了一個人把劉茜叫出去了,劉茜跟他去了以後就沒有回來。沒想到劉茜就這樣死了。”

黃克功說:“我看她這幾天不對,對我也不是太熱情,原來可是很好的。是不是變了?所以我得找她談談,於是就約她到沙灘上散步,但是她不跟我談,還說:‘你們共產黨就是一幫土匪!’我一聽到這一句話就不幹了,我說:‘你要再說這樣的話,我就打死你!’‘你敢?’‘你們本來就是土匪嘛!’”

這一下子把火給點起來了,黃克功怒不可遏,掏槍朝她開了兩槍。

我相信黃克功說的,而且在我破案過程中也證明了,黃克功對她沒有其他的行為,沒有侮辱她,也沒有强奸她。

當時,我以為,打死了一個反動女學生,最多就是判刑5年,何况黃克功還有我們這麼多戰友幫他說情。正因為我是這樣和黃克功說的,他才把真相全部告訴了我。

我把問題搞清楚,全部整理成資料向上彙報以後,毛主席批示,親筆寫了一封信給法院院長雷經天。那天,前來參加黃克功公審大會的百十號人,雷經天坐在左邊,我在中間(我才知道我的身份是公訴人,報告黃克功的犯罪經過),右邊是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驊,我宣讀黃克功的作案細節之後也沒覺得會判多重的刑。直到莫文驊代表抗大,宣讀了毛主席這封信:

雷經天衕誌:

你的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鬥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衕誌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並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囙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的自己行為决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羣衆,除宣佈法庭判决外,並宣佈我這封信。對劉茜衕誌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撫恤。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黃克功慢慢站了起來,喊了三句口號: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打倒國民黨!一共只有這三句,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我當時大吃一驚,緊接著就是極度的後悔。如果我不偵察這個案子,黃克功就不可能死,因為除了我他誰也不會說的。2000年10月,我去看望張震的時候,他還提起黃克功,說:“他要是不留在延安,在前線就不會死了。”我這一生一直把這件事當作我的一種犯罪行為,從頭至尾檢查自己,是我把黃克功害了,當時我這樣認為,今天我還是這樣認為。黃克功是個很好的衕誌,就是這件事做錯了,怎麼不能原諒呢?

我趕緊上去跟打槍的戰士說:“你們不要打他的腦袋,留他一副全屍。”

結果我們這個打槍的戰士大概也慌了,別的地方也打不准,開了一槍,沒有打到他,結果黃克功扭過臉來:“笨蛋!你打這裡!你打我的腦袋!你怎麼這麼笨!”

“砰!”

而行刑的時候,那些學生站在凳子上喊:“把他留下,不要槍斃,留著打國民黨!”

那個時候我還想,如果我找一找毛主席,還可能挽救他這條生命,但是我又怕跑到那裡去的時間太長,不見得馬上就見到毛主席,於是我後來沒有走這一步,現在更加後悔。假如毛主席看到他是這樣忠誠的一個共產黨員,而且學生對他的反應也這麼好,可能就會留下他,不槍斃他,留著他去打國民黨。

後來的謠傳又加了很多亂七八糟的內容,把什麼髒事情都潑在了黃克功身上,純粹是胡說八道,對此我一直很生氣,這個人都死了,你們還要這樣冤枉他。十幾年以前,邯鄲市委宣傳部來了兩個人,專門來調查黃克功的問題,他們是準備搞一部電視劇。他們也看了人家報紙上登了好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把黃克功說得一錢不值,也很迷惑。於是他們找到北京軍區,正好我小兒子在那裡,他告訴他們這個問題是他爸爸處理的,於是他就把邯鄲市委宣傳部的兩位衕誌帶到我家來了。我把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他們之後,他們打消了這個

念頭。

我說:“你們何苦要把這個已經死了的人還揪住不放呢,這個太不合情理了。”

我還問他們:“你們寫他幹嘛?”

“他是我們邯鄲人……”

我才知道他原來是邯鄲人,當年他是跟他叔叔到南方做買賣然後參加紅軍的。

黃克功被槍斃以後,我還做了一件傻事——我把黃克功的屍體和那個劉茜埋在一塊兒。這不要命嗎,劉茜是他打死的,劉茜又把他害了,埋在一塊兒還不打架?

黃克功要留下的話,解放後最小也是個少將,也會是我們幹部裡邊的佼佼者。

張震跟我一起回憶這件事情的時候,分析起來,毛主席應該有他的考慮,

這是為了抗日統一戰線,揮淚斬馬謖。但是,我依然為此而感到後悔,如果這事放在長征前,我們可能真的會留下他。

摘自《延安時期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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