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15新聞中心。（新華社/圖）

一群野生亞洲象一路北上，從邊境地帶的熱帶雨林闖入人類的都市。它們跌跌撞撞的步伐不僅踏過芭蕉林、農田和柏油國道，還突破了人與動物、人與人，乃至國家之間的界限。雲南深山裏的護象者，一夜之間被全“地球村”的人關注，成為世界舞臺的主角。

象群北上的終點是雲南省省會昆明。十月，這裡再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2021年10月11日，《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將在此開幕。

6月14日，雲南省玉溪市易門縣十街鄉拍攝的象群。（新華社/圖）

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載入史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召開，誕生了兩項重要公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國際社會期望這兩個公約能成為全人類保護環境的兩“軸”。

每隔兩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的196個締約方會組織一場國際會議，簡稱COP（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逢十之年”的大會將為接下來的10年製定框架。2010年日本愛知縣COP10共提出20個目標，但到2020年，公約秘書處發佈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以下簡稱《展望》）認為，20個“愛知目標”無一完全實現。

“過去十年，全球生物多樣性總體來說仍在惡化。我們期望在下一個十年扭轉這一趨勢。”中央民族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薛達元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從1988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籌備開始，薛達元就一直代表中國參與相關的國際會議。

在昆明舉辦的COP15被各方寄予厚望。2021年9月23日，生態環境部新聞發佈會上，COP15執委辦主任、生態環境部生態司司長崔書紅介紹，2021年，COP15是聯合國生態環境領域最重要的一次會議，也是中國最重要的一場主場外交活動。即將誕生的“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會為未來10年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指明方向。

全球都在期待昆明

每届COP大會都是一場國際盛會。2018年的埃及COP14，每一場分會都座無虛席，不同國籍和膚色的專家在會場只好或坐、或站、或躺在伊斯蘭風格的地毯上。

不過，疫情下的昆明COP15有些特殊。COP15本計畫在2020年舉辦，因疫情延后到2021年並分成兩個階段。2021年10月，以線上線下結合的管道召開；2022年4月，有關“框架”的正式談判展開。為充分取得共識，2022年1月還將在瑞士日內瓦召開規模小一些的國際會議。

即便外籍參會人員不多，昆明機場、飯店以及滇池國際會展中心——COP15的舉辦地——也早已為防疫工作而忙碌起來。昆明的11家三級醫院早已待命，作為醫療定點機构。COP15期間的疫情防控工作由國家衛健委督導。

空中俯瞰昆明滇池國際會展中心，形狀好似孔雀。（新華社/圖）

2016年，在墨西哥舉行的COP13上，中國被宣佈獲得COP15舉辦權。此後，在北京、海口、昆明、成都4個都市的競爭中，最終花落昆明。

“COP15在中國舉辦，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成就的認可。舉辦地落地昆明，是雲南生物多樣性、氣候條件和空氣品質等綜合因素的勝出。”此前一場發佈會上，COP15雲南省籌備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相關人員介紹。

雲南省政協委員、雲南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教授段昌群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雲南只占國土面積的4.1%，卻擁有中國50%以上的高等生物物種。“‘顏值’特別高”。更重要的是，雲南處於諸多大江大河的上游，堪為“亞洲水管”，這裡的生物多樣性及其生態功能關乎中國及南亞東南亞多地水生態健康，“保護好雲南的生物多樣性，可以讓十多個國家、十餘億人口受益。”

《生物多樣性公約》提出後的幾十年間，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並不理想，COP15處於轉捩點上。

2019年，聯合國組織百名專家歷經3年調研，發佈了《全球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評估報告》（以下簡稱IPBES報告）：地球3/4的陸地表面已經被人類深度改變，100萬物種瀕臨滅絕；生態系統提供的儲水和碳匯功能、傳播種子以及授粉等服務正在崩潰，這些狀況亦將打擊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認可IPBES報告的結論，並指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壓力一個因素是：無論在製定本國目標還是採取實際行動方面，各國尚欠缺雄心。

全球急需一個生物多樣性保護製定框架。類似於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通過了《巴黎協定》，昆明COP15被寄予眾望。

“全球都在期待昆明COP15能拿出一套更具雄心的框架，同時也具備可操作性。”環保組織“公民生物多樣性聯盟”代表楊方義表示。

海口的海南熱帶野生動植物園，大熊猫“舜舜”在享用美食。（新華社/圖）

“30·30”目標

生物多樣性保護大會有“第二氣候大會”之稱。這個外號也暗示，其影響力不如氣候大會。二者一同誕生，近三十年過去，前者的影響已經强烈顯現，後者仍未完全站在聚光燈下。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邏輯簡單清晰：氣候變化-控溫-减排；而《生物多樣性公約》有三大目標：保護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其組成部分、公平合理分享利用遺傳資源而產生的惠益——邏輯複雜，許多目標難以形成可量化的名額。

“保護地占陸地、海洋面積的比例”是為數不多的重要硬指標之一，有點類似於氣候大會1.5℃溫控目標。2010年的愛知框架規定，到2020年，至少有17%的陸地以及10%的海洋區域要得到保護。

這個硬指標也成為“昆明框架”的關鍵點之一。在COP15召開前，已有不同主題的工作組在奈洛比、開羅、蒙特利爾開會，討論出了“昆明框架”草案，草案旨在讓全球各區域、各國採取緊急行動，轉變經濟結構，以使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趨勢在今後10年趨於穩定，並使自然生態系統在今後20年得以恢復，到2050年實現“淨改善”。草案中最引人矚目的目標，是到2030年要保護全球30%的陸地和海域，其中至少10%受到嚴格保護，被稱為“30·30目標”。

根據《展望》公佈的履約進展，全球目前有15%的陸地和7%的海域受到保護，尚未完成愛知目標。“30·30目標”更是將愛知目標翻倍，挑戰不言而喻。

由哥斯大黎加宣導建立的“高雄心聯盟”支持“3030”目標，該聯盟現時已有70多個締約國加入，成員主要是塞舌耳、阿聯酋、摩洛哥等環境與發展衝突較小的國家，及英國、歐盟等發達經濟體。

“30·30目標”的呼籲由來已久，早在2003年，“世界公園大會”就已呼籲至少需要嚴格保護全球20%-30%的海洋；《展望》也指出，現有保護區對動植物和生態系統覆蓋力度不足，“迄今評估的25380種物種中，其分佈被保護區充分覆蓋的物種只有不到一半”。

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教授秦天寶觀察，“高雄心聯盟”的成員大多是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保護30%陸地和海洋”的國家和地區，可以順水推舟提出高目標，增强自己的國際影響力，但勢必觸及那些仍需要開發土地的締約國的利益。“目標有雄心是好的，中國古話講‘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但需要考慮各國的實際情況，不能搞‘一刀切’。”

“30·30目標”的定義也尚未成熟。全球環境研究所項目主任彭奎曾參與一些《生物多樣性公約》相關研討會，他瞭解到，一些專家將保護地狹義地定義為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這類嚴格限制人類活動的區域；另一些專家則持廣義的理解，認為可以將農田保護地、漁業保護地甚至都市裏的保護地（如公園）也納入，因為農田、漁業和都市也有獨特的生態系統，值得保護。

“區別在於，按狹義定義，距離30%還有很大差距，但如果把公園都算成保護地，可能就直接達標了。”彭奎說。

另一引起激烈討論的問題是“3030目標”中海洋如何保護。現時全世界建立的海洋保護區只占海洋面積的7%，距離30%差距更大。海洋保護的定義也尚未明確：“3030目標”中的“海洋”是否包括公海？如果不包括，就意味著大部分國家管轄的內海要被劃為保護區；如果包括，誰保護、如何保護？遠洋捕撈、海底石油開採等行動能否繼續？

每一項爭議背後，都隱藏著利益衝突。秦天寶認為，COP15分為兩個階段，客觀上為各締約方交換意見、彌合分歧，最終達成“框架”提供了緩衝時間。

10月2日，遊客在昆明市金碧廣場立體花壇前自拍。昆明市在重要片區、道路設定立體花壇，喜迎COP15。（新華社/圖）

遺傳資源利用

“生物多樣性”的內容遠不止物種保護，包括生態系統、物種和基因三個層次。

袁隆平等農學家利用野生稻的遺傳資訊培育出了雜交水稻，證明在這個藍色星球上生活的所有物種，在合適的時機下都可能給人類帶來惠益。人類保護生物多樣性不僅是因為自然主義的情懷，也有發現惠益、分享惠益的驅動。

遺傳資源問題也將是COP15的一大熱點。這個問題看似小眾，其實涉及種植業、畜牧業乃至製藥業等。2006年，國際NGO“第三世界網絡（TWN）”發現，有26種中國原產常用藥用植物被國外機构或個人申請相關專利，其中以美國、日本、韓國等已開發國家為主。“主要是一些產品專利，意味著在沒經過專利方許可的情况下，中國就不能生產這些產品。但相關遺傳資源其實來自中國。”薛達元稱。

薛達元還提到一個案例：原產於中國的奇異果，在百年前被帶到紐西蘭後，繁衍成暢銷世界的奇异果。2020年初，一家中國企業將紐西蘭“陽光金果”（一種奇異果品種）“非法”引入國內種植，被紐西蘭當地法院判處賠償紐西蘭佳沛公司6700萬元。

“在遺傳資源問題上，各國一般分成兩個陣營：遺傳資源利用國，以已開發國家為主；遺傳資源提供國，以开发中国家為主。中國和巴西有一定的利用科技，但整體上還是遺傳資源提供國。”薛達元說。

經過為期10年的政府間談判，2010年的COP10上，《生物多樣性公約》形成了《名古屋議定書》，規定遺傳資源利用應以“公平惠益分享”為原則。按照《名古屋議定書》，遺傳資源利用國須設立至少一處以上監管機构，並且要較大幅度新增對开发中国家的資金援助。

但隨著分子生物學、資訊技術的進步，遺傳資源分享的形式有了新變化。

新冠疫情期間，各國同步分享病毒的測序資訊，把“遺傳資源信息化”這一問題推向前臺。秦天寶曾連續參加多届COP，代表中國參與《名古屋議定書》的國際談判。他打比方，原來一家外國藥企要得到一個生物的遺傳資訊，必須獲取該生物的樣本。但現在該生物的遺傳資訊可能被其他機構分析出來，形成數據。“這些數據算不算遺傳資源，怎麼分享和利用，《名古屋議定書》並未作出清晰規定，需要在COP15上討論。”

10月9日，兩名志願者在COP15新聞中心自拍。（新華社/圖）

中國經驗

儘管議題紛繁，彭奎仍認為COP15已經存在達成共識的條件。“作為東道國，中國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並且取得了明顯效果。我們在組織談判的時候會更有底氣，為各方最終達成共識注入積極因素。”

1992年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中國成為公約第一批締約國。

20個“愛知目標”當中，中國已有3個目標進展超越了“愛知目標”預期，13個目標取得了關鍵性進展，4個目標取得階段性成績。“愛知目標”執行的總體情況好於全球平均水準。

西藏羌塘自然保護區內的藏羚羊，近年來，藏羚羊數目大幅上升，從瀕危降級為近危物種。（新華社/圖）

COP15的主題是“生態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秦天寶認為，“生態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融入，是在國際舞臺提出中國話語，給世界一個中國的解決方案。

COP大會在何地舉辦，原則是自願申請和地區平衡。薛達元透露，中國與秘魯都曾有意願申辦COP15。經中國與秘魯協商後，中國取得了COP15的舉辦權。參與《生物多樣性公約》談判的各國官員不僅認可中國組織大型會議的能力，也欣賞中國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國家重視。

“在國務院專門成立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統籌協調全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由分管副總理任主任，這在國際上也是少有的。”2020年12月，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莊國泰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展望》14次提到中國，在“國家經驗和進展範例”一欄裏列入了多項中國經驗，並贊許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將保護生物多樣性納入國家級戰略規劃中。

楊方義發現，現時的“框架”草案有一條重要行動目標是“確保對全球所有陸地和海洋區域進行包括生物多樣性在內的綜合空間規劃”，中國的生態紅線制度在主流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功能正在得到世界的認可。

生態保護紅線制度是我國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制度創新。中國“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行動倡議，入選聯合國“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全球15個精品案例。

2021年10月8日，《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白皮書發佈，對中國特色生物多樣性保護之路進行了系統總結。白皮書提到，2019年以來，中國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其議定書覈心預算的最大捐助國，有力支持了公約的運作和執行。

多次參與談判的秦天寶分析，中國堅持多邊主義，注重廣泛開展合作交流，樂於傾聽來自不同陣營聲音所以可以作為一個“溝通橋樑”，更好地瞭解能傾聽來自兩個陣營的不同聲音、協調他們的訴求。白皮書也提到，借助“一帶一路”“南南合作”等多邊合作機制，也為开发中国家保護生物多樣性提供支援。

待啃的硬骨頭

巴黎氣候大會的成功，在於其“自下而上”的管道：設立溫控目標，各國自主申報自主貢獻方案，從而達成了《巴黎協定》。形成對比的是，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則採取“自上而下”模式，向各國攤派减排名額，最終由於分歧過大，沒能達成協議。

楊方義分析，根據現時的“昆明框架”草案，COP15的國際談判可能將採取類似於當年巴黎氣候大會的模式。

不過，即便COP15的“30·30目標”達成，落實難還是老問題。此前，《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對各國履約進展的監督依賴於各國自主遞交的報告，沒有完成目標的國家不會受到懲罰。

“昆明框架”草案中，落實及監督太“軟”這點似乎仍未有多少改觀，對如何落實目標著墨較少。

薛達元回憶，每届COP爭議較激烈的，除了保護地比例，還有資金問題。“已開發國家希望开发中国家能多保護，比如亞馬孫雨林，儘量多一些面積被劃入保護區；开发中国家則希望已開發國家能多資助一些科技與資金。”

儘管面臨諸多挑戰，《生物多樣性公約》生效近30年來仍然取得顯著成就——對許多原本缺乏生物多樣性觀念的國家來說，簽署公約是從0到1的跨越。”許多國家的生物多樣性相關法律是參照公約設計的。中國很早就關注環境保護，但生物多樣性納入國家規劃、遺傳資源利用立法這些事，都是在締約之後發生的。”薛達元表示。

COP的相關機制也在充當國際談判的“潤滑劑”。在COP15正式召開前，昆明已經舉辦了不同主題的平行論壇。彭奎參與組織了其中的“NGO（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COP大會的平行論壇不僅為學者和NGO們提供交流機會，也是一個“民間外交”的場合——正式談判前各締約國官方不便出面，可以從這種通路收集意見，或是進行間接的遊說。

10月1日，志願者代表展示大會志願者服裝。（新華社/圖）

2020年9月30日，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期待各方在昆明COP15上達成全面平衡、有力度、可執行的行動框架。“讓我們從這次峰會攜手出發，同心協力，共建萬物和諧的美麗世界。”

在可見的未來，《生物多樣性公約》仍將是生物多樣性領域國際合作的壓艙石。2021年世界環境日前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醒：“地球正迅速接近不可逆轉的臨界點。我們面臨著三重環境緊急情况，即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化和污染加劇。”而未來十年，是拯救地球最後機會。

南方週末記者楊凱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