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曰：“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是討伐，是保境安民。祀是對祖宗極高的尊重與敬畏。宗廟之崇，從商周史開始便成為士階層以上禮、至大夫、至諸侯、至天子法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項，以至於祭祀中的禮器，都成為國家政治形象的代表，以酒為敬，以彝為尊，尊彝代表著國家。

晉陽之戰後不久，董安於的牌位便被請進趙家宗廟內朝乾夕愓，享四時祭拜，絲毫不敢褻瀆。以外姓而入家族宗廟，董安於不僅是歷史上的首位，更是將一座城池化作自己豐碑，並使這座城池在身後兩千內發揮著極其重要的戰畧地位，這座城池便是晉陽。

與智家反目後，趙家退守晉陽，一方面是趙家戰畧的既定安排，另一方面也是當時局勢的現實需求。在當時情况下，除了晉陽城，趙家尚有邯鄲、長子可去。於邯鄲而言，糧草豐足，於長子而言城高池深，似乎都有利於趙家退守。而趙無恤選擇晉陽城，則看重了董安於在治理晉陽“輕徭薄賦”，深得民心。

趙家與董家是世交，緣於董狐與趙宣子之間由陌生到熟悉的一段“直筆”往事。當年，董狐一句“趙盾弑其君”讓趙宣子尷尬萬分又羞愧不已，急忙找趙盾辯解：弑君者為趙穿。但董狐解釋到，你是國家的正卿，理當為此事負責。在當時董狐能够不畏強權，實開我國史學直筆傳統，讓孔子欽佩，也讓趙家見識到了董家的風骨和品格。

囙此，在趙家開疆裂土、尋找新的戰畧支撐之際，興建北方重鎮的任務便托付給董狐後人董安於，也不僅僅是因為董安於“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的出類拔萃，更有此種原因下穩定的政治合作基礎上的寄託。

晉陽城，位於太原盆地中部，北有盂邑天門關、石嶺關和赤塘關為塞，南接綿上，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尚書•禹貢》中說，既修太原，至於岳陽。岳陽即是今太嶽山之南霍州一帶。西元前541年，盤踞在太原地區的兩支犬戎部落被晉國驅趕，太原盆地正式納入晉國版圖，同時也揭開了以太原為橋頭堡，此後兩千年中原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直接對抗的序幕。

古人修建城池的條件極為苛刻，不僅要符合傳統風水學中規範要求，更有著對當地氣候、風向、水土以及人文地理和戰備等方面的嚴格比對。當時汾河水量充沛，有利於耕種和放牧，特別是在汾水、晋水交匯處，更是背山面水、易守難攻的戰畧要衝，“山環水繞，原隰寬平”，囙此，董安於决定在此地修建晉陽城。

晉陽城的始建年代暫不可考，但建成時間是在晋定公十五年，西元前497年。這一年的標誌性事件是趙簡子向邯鄲同族趙午索要寄存在那裡的500名奴隸，意圖發往晉陽充實新城。事情並非如趙簡子想像簡單，趙午並未兌現交還奴隸的諾言，一怒之下的趙簡子手起刀落，就誅殺了趙午。不料，趙午之子趙稷與家臣涉賓，聯合範家、智家共同起兵復仇，對抗趙家。而晋定公以清繳名義派出大將籍秦討伐邯鄲趙家。

風頭正經的董安於獻言趙簡子，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先發制人。但趙簡子怕留下挑起禍端的口實，被天下人圍攻，採用了韜光隱晦的管道靜待時機。而董安於的建議卻不脛而走，中行、範家以此為藉口，又揮師北西進，討伐趙簡子。趙簡子無奈，弃長子而守晉陽。在奪取晉陽失敗後，兩家軍隊調轉矛頭突然向晋定公發難，陣前殺死籍秦，開始了大逆不道的弑君反叛行動，瞬間天下輿論譁然，晉國各地勤王之兵四起，晉陽之危解除。

中行、範家錯誤地高估了自己的軍事實力。儘管由於晉國六氏的武裝割據，晉國實際權力被架空和降格，但是韓、趙、魏、智四家還需要晉國國君以共主的身份來來維護他們基本的權利和存在的理由，囙此，在各方的努力下，中行、範家的造反很快被平叛，韓、趙、魏、智瓜分了兩家的土地，晋定公對趙簡子誅殺趙午之罪既往不咎，反倒昇趙簡子為上卿，繼續在晋都絳邑執掌國政。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難”。如同國家治理一般，對都市的管理才是重中之重。晉國作為法家學派的重要濫觴地，董安於繼承了法治思想，同時又跳出了刑罰過多過濫以及朝令夕改的極端。在治理晉陽城期間，董安於秉承“法之無改，則民莫之犯”的箴言，即法令一出，輕易不去修改，而使民知之，又使民尊之的教條，成為後世法家治國的標準模範。同時為了鼓勵農耕，董安於及其繼任者尹鐸大膽地廢除了沿襲數千年的井田制，以田畝制和地稅制完成對生產力的大解放。

同百年前（西元前594年）魯國執行初稅畝一樣，並非是單純稅收制度的改革，更是人性的發現和國家體制的大變革。井田制的覈心是宗主奴隸制，是奴隸對宗主的無條件的物質提供和保障，而田畝制則將奴隸身份廢除，轉而以農民即自由民的身份進行農墾耕種，使其擁有了掌握私家財產的基本權利，在勞動積極性提高的基礎上，家國的理念開始產生，並由此而根深蒂固地延伸下去，形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

晉陽城在建城之日就表現出得卓爾不凡和蓬勃活力，使趙簡子對晉陽城寄予厚望，囙此在臨終前告誡趙無恤，危難關頭退守晉陽城可保趙氏家族平安。

這同樣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攻堅戰：風寒草枯、屍橫血碧。韓、魏、智三家軍隊將晉陽城圍困長達兩年之久，試圖用曠日持久的戰爭將城內戰備資源消耗殆盡，從氣勢到心理，全方位打垮趙家。

在戰爭進入胶著狀態後，雙方比拼的不是武力和軍械，而是後勤與智慧。後世無數戰爭揭示，後勤保障的有效供給將决定戰爭最終的勝負結局。《孫子兵法》有雲：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對於韓、魏、智三家來說，由於當時戰爭理論和戰爭形勢，並未形成較為完善的後勤保障系統和完整的保障體系，但在行軍中可以沿途劫掠，甚至可以視為有組織的盤剝。

在戰術角度，韓、魏、智三家更具有由太原盆地退守河東大地的可行性，至少生死無虞。囙此他們調集重兵圍困晉陽城，志在必得。戰事發展又如三家所願，晉陽城幾度告急，除糧草尚可支撐外，武器的大量消耗基本上趙家無還手之力。岌岌可危的趙家，被逼上絕境。

關鍵時刻，董安於建城方略再次顯示了神奇之處。晉陽城內遍佈宮殿，拆去牆垣，裡面蘆葦稍微加工，便成為最好的箭杆，而支撐宮殿的銅柱，爐火中冶化，成為箭簇上等原料。轉瞬間，晉陽城又轉危為安。

趙家日後成為戰國七雄中，唯一可以與西方秦國單獨抗衡的大國，在其發跡初起，晉陽之戰功不可沒，不僅沒有如範家、中行家族的消失，相反通過晉陽一戰成名，後勤保障居功至偉。而這些功勞，需要完全歸功於董安於高瞻遠矚的戰略思想和藝術性的後勤保障系列行為。

董安於在建造太原城時，創造性的在牆內填充蘆葦，使用銅柱作為支撐，一方面使建築的抗震强度大幅增高，另一方面為日後戰爭提供了基本物質儲備。這種平戰結合的建築思路，在現在都閃爍著極其重要的思想光芒，稱為都市抵禦突發事件、戰爭和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等基礎性預防重要原則之一。現代社會，戰爭之外，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進程的日益深化，防洪、防旱、防臺（風）工作在防護內容、防護程度、搶險種類上都較古代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為保一方安全，各級政府都在積極努力的提高自身搶險救災能力，其中物質儲備在應急體系建設中起到了極端重要的作用。

現代物質儲備理論同董安於的儲備所不同的一點是，借助電腦管理機構可以輕鬆掌握應急物質存儲狀態和使用年限，並能根據實際需要進行科學調配，實現智能化監管和動態管理，大幅提高城市應對自然灾害的防範處置能力。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現代與古代的物質存儲形式和管理形式發生了深刻變革，“不可同日而語”，但相同點卻是需要考慮問題周到細緻，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包括超前預判能力是相通的。

董安於在服侍趙簡子時，一次趙簡子由晉陽前往邯鄲，但遲遲不見董安於。趙簡子命車隊停下等待。但隨從諫言，表示大軍不能因為一人而廢。趙簡子無奈只好動身，百餘裏後董安於才追趕上大軍。趙簡子說，去往秦國的道路還沒有安排人去防範。董安於答道：這便是我遲到的原因。稍後趙簡子想起晉陽城宮中珠寶還未攜帶，董安於再答，這也是我遲到的原因。趙簡子又說，我忘記與高人辭行了。董安於又說，這也是我遲到的原因。

如此縝密思維和細緻安排，被放大到晉陽城的修建中，自然安如泰山，處置危機遊刃有餘。但是，智瑤也並非碌碌無為之輩，能够在晉國如林般的大卿中保持智家威望，甚至獨佔鼇頭領韓、魏兩家進攻趙家，其外交藝術和領導能力就可見一斑。在對晉陽城久攻不下後，智瑤想到了水攻。

引水灌城！從懸瓮山脚下將晋水挖溝修渠引致晉陽城下，决堤放水。大水對於新建的晉陽城又是一種考驗。水火無情，而水還列位於火之前，可見水對於都市及生命的巨大危害與威脅。自大禹治水後，古人以對水的原始認知，不斷地加以利用，在農業灌溉和生產生活中得到了空前的應用。特別是在城市建設最初的選址中，都會有意無意的緊依大江大河而起。

囙此，幾乎每一個都市，都有著河流之治。而以自然力的身份，成為攻城掠地、戰勝對方的重要戰爭手段，除去黃帝時期的歷史傳說外，晉陽之戰尚屬歷史首次。從此以後，晉陽城以及後來由晉陽城衍化而來的太原城，幾度興廢，均與洪水有關，或是人為，或是天灾。

史書上這樣描述當時晉陽城內的慘狀：“城中巢穴而居，懸釜而飲，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更為恐怖的是，城牆已經大部浸毀，能够保持直立狀態的不過三版而已。

《戰國策》中記錄這樣的狀態持續了三年，直至趙無恤遣張孟談出城遊說韓、魏兩家，離間計成，晉陽城大水方才退卻。大水漫城三年儘管有其誇大成分，但也說明當時晉陽城危在旦夕，但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董安於等人所建晉陽城的牢固性超出當時人們的預知，而董安於對風險的預判又超乎常人。

晉陽之戰的最大影響是使中原文明的勢力範圍向北擴張了近八百裏，太原以北方重鎮的身份隆重登場。韓、趙、魏三家在戰勝智家後，開始了近百年的對强大晉國土地的蠶食鯨吞，同時也宣告了春秋時代的結束，更加混亂和無序的戰國時代開啟。西元前433年，晉國僅存絳、曲沃兩邑奉祀，晋幽公自降身份，朝見韓、趙、魏三家。西元前403年，晋烈公十三年，周威烈王賜封趙、韓、魏三家為諸侯，晉國名存實亡。西元前376年，晋靜公二年，趙、韓、魏瓜分了公室僅存的土地，廢晋靜公為民，晉國徹底滅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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