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去世。相比於在上海時候的風光無限，杜月笙去世的時候已經相當窘迫了，他將僅有的十萬美金存款分給妻兒，其中前四比特家後每人分得了一萬美元，五家後孟小冬得了兩萬美金，其長子也分了一萬美元，出嫁的女兒一人分得四千美元，未出嫁的女兒一人分得六千美元。

除了十萬美金的遺產之外，杜月笙手頭值錢的東西其實也還有，那就是他放在保險櫃的大量欠條，總欠款是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數額肯定很巨大，因為僅僅是原保密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就欠他五百根金條，這還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杜月笙將這些欠的錢都給要回來，他的子女將獲得更多財產分配，富貴地過一輩子都問題不大。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杜月笙在臨死前將這些欠條全部給燒掉了，還留下遺言說不追子孫去追討這些債務，那麼杜月笙究竟為什麼這麼做呢？事實上，這裡面就牽扯到杜月笙的做人哲學了。

我們都知道，杜月笙是上海土皇帝，跟黃金榮和張嘯林並稱青幫三大亨之一。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就是個幫會頭子，但杜月笙之所以現在開始被人推崇，除了他曾經為國家做過一些好事之外，還在於他的做人哲學十分值得學習。

杜月笙最風光的時候，他通過三鑫公司壟斷了法租界的鴉片生意。根據斯特林·西格雷夫所寫的《宋家王朝》記載，三鑫公司的鴉片生意擁有全球網絡，極為暢銷。我們都知道鴉片是個暴利行業，所以杜月笙也從中賺了不少錢。據說，三鑫公司一年的淨利潤就高達五千萬美金，要知道北洋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也才兩億多美金，也就是說三鑫公司一家公司的收入就占了全國財政收入的近百分之二十。

除了三鑫公司之外，杜月笙投資的領域還有非常多，他是六十多家公司的老闆，董事和股東，這裡面非法生意不少，但合法生意也很多，他還在上海金融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一個可以舉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人物。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杜月笙最巔峰的時候是日進鬥金的，錢對於他來說就是個數位。

因為錢財多，杜月笙的房子多，車子多，老婆也多。那時候杜月笙的杜公館就有九輛進口小轎車，而且車牌號都是最好的號碼，光是他的司機就有十幾人，囙此杜公館一年的開銷就超過二百萬大洋。二百萬大洋是什麼概念呢？那時候上海一戶普通人家一年如果有二百大洋，就可以過得很滋潤了，杜公館一年的開銷可以養一萬個中產階級，這個數位確實是可怕。

有了票子，老婆也自然多，杜月笙其實很重感情，他有五位家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孟小冬了。杜月笙一共有八個兒子，還有好幾個女兒，但很少有人知道她子女的情况，這其實是他故意而為之的，據說他的家教很好，子女都是很懂事的人，做人也很低調。

杜月笙在上海的日子可以說是很風光了，但是他同時也知道，在刀口舔血的日子是不會長久的，他覺得自己是個半文盲，也沒有什麼過人天賦，能够取得一些成就，靠的是三件法寶，那就是“人面、場面、情面”這三碗面。

所以杜月笙做生意從來就不是看帳面的數位出進，他覺得錢用得光，但人情用不光；光看錢是不會長久的，只有看人才源源不斷地進錢。這就是杜月笙的做人哲學，他把人看得很重，有了人才能才有錢。

以此為原則，杜月笙廣交天下朋友，無論是政界還是商界，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甚至是江湖中人和小攤小販，都有跟他相熟的人，也都有人得過他幫助。

杜月笙為了結交人是不惜錢財的，只要找到他就不會空手回去。所以杜月笙在上海混迹的二十多年間，杜月笙主動仗義相助的人很多，找他借錢的人也不在少數。就比如說黎元洪在上海避難的時候，杜月笙就慷慨解囊，予以相助。黎元洪的秘書長囙此給杜月笙一副對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這是將杜月笙比作春申君，誇他是當代名士。

這件事過後，很多知名人士都是杜月笙的座上賓，就比如說章士釗和楊度，蔣介石還未發跡的時候甚至還給他送過拜師的名帖，只不過後來蔣介石成了一國元首，杜月笙又將名帖給還回去了。

杜月笙甚至還養過爛仔，就比如說他的老頭子（類似師傅的意思）陳世昌的兒子，是不不成器又喜歡賭博的人，經常一賭就輸好幾萬大洋。陳世昌又慣著兒子，經常找杜月笙要錢，杜月笙每次都是二話不說就給錢，要一萬給一萬五，要二萬就給二萬五，從不拒絕。到後來陳世昌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要了，這才開始管教兒子。

可見，杜月笙的為人哲學裏，朋友佔據著很高的地位，他從不吝惜錢財，反而賺到更多的錢。因為有了這麼多的朋友，杜月笙才越來越吃得開，影響力才越來越大。到三十年代，杜月笙幫會老大這個身份給他的幫助已經大為减小了，他的觸手已經進入政界，軍界和商界了，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知名人士。

後來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杜月笙在上海的資產大縮水。1949年，杜月笙帶著變賣房子得來的四十萬美金和一箱子欠條，在家人和幾個子弟的幫助下來到香港。那時候杜月笙的身體不太好，要吃很貴的藥來維持，再加上他過慣了大手大脚的日子，所以花錢花得很快，到他死之前就只能住在一棟老舊的房子裏了，身上也只有十萬美金。

期間杜月笙也做過生意，將四川的蠶絲運到香港賣，但飛機在運送途中遭遇了員工中途起義，結果他投進去的十萬美金就這樣打了水漂。受此打擊，杜月笙的病情加重，後來就乾脆臥床不起了。

在杜月笙臨死前，他把家人都叫到身邊，然後叫人打開床頭的保險箱。眾人都以為杜月笙有大量財產，結果除了十萬美金，就是一堆的欠條，結果還被他給一把火燒了。

家人不明白杜月笙的用意，杜月笙也沒有太多的解釋，因為他平常對子女的教育也已經灌輸了很多他對錢的理解了，他知道自己不用多說，子女們會找他的話去做，以後也會明白他的用意。

事實上，杜月笙想要留給子孫的不是錢，而是前面說的情面，這才是最大的遺產。杜月笙燒錢條，就意味著欠他錢的人可以不還錢了，這是他在金錢上的損失，但人情這個無形資產則得到極大增值。

事實上，杜月笙的欠條中大多都是陳年舊賬，別人要是有錢就早還了，至少他在抗戰時期流落重慶的時候是相對就窮困的，但是並沒有人還他錢。如果杜月笙把欠條留給子孫去要賬，那麼就是不給那些欠錢的人臉面了，而且還很容易得罪人，這對誰都沒好處。

但如果杜月笙把欠條給燒了，將舊賬給一筆勾銷了，那麼在欠債者眼中，他們永遠都欠杜月笙一個人情。人都有知恩圖報之心，所以未來如果有機會，這些人肯定會照顧杜月笙的家人的。

更何况那些欠杜月笙錢的人，裡面不乏社會各界有權利和影響力的人，杜月笙免除了他們的錢款，這些人就都欠杜月笙的人情了，杜月笙將這個無形資產轉移給後人們，比讓子女去要賬要强太多了。

其實這也不是杜月笙第一次拿錢換人情了，前面我們也說了很多，得到杜月笙錢財的人可不在少數。杜月笙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在他眼中人跟人都是一樣的，他給上流社會的人臉面，也給社會的層的人臉面。

就比如說，有一次杜月笙給上海三萬乞丐發錢，很多乞丐貪心，排隊領過錢了又再去排隊領錢。杜月笙的手下就建議他把那些人抓起來，他卻制止這麼做，他還說人都是有臉面的，乞丐雖然窮，但也有臉面，你去抓他就是不信任他，萬一抓錯了，那還有人信任你嗎？

由此可見，杜月笙寧願自己吃虧，也要把人情臉面顧及到。很多人都懂這個道理，但是沒有人做得有他這麼好，主要還是因為不誠心，還怕自己吃了虧。

就比如說黃金榮，杜月笙為什麼能够超過這個老大哥，就在於黃金榮在幫助別人這件事上摻假，怕吃虧，結果真正的朋友就少了，關鍵時候沒人幫他。上海解放前後，杜月笙雖然遠在香港，但卻是各派人士拉攏的對象，而黃金榮的人緣顯然要差很多，還被兒媳婦卷走了所有財產，所以最後也只能在上海街頭擺拍掃大街了。

好了，重新說回杜月笙的遺產這件事，他留下的錢財確實不多，所以他的妻兒後來的生活確實不太好，但他們之中很多人後來都嘗到了杜月笙留下的無形資產的好處。

就比如說杜月笙的四家後姚玉蘭，杜月笙去世之後，她帶著杜月笙的骨灰和兩兒兩女去到臺灣居住。姚玉蘭手中只有一萬美金，加上子女分到的錢，也不算太多，所以她在臺灣的生活並不好。

姚玉蘭的兒子杜維善是杜月笙所有兒子之中最小的一個，杜月笙去世的時候他才十八歲不到，他後來到澳大利亞留學，但讀到第三年家中就因為沒錢斷了他的生活費，他不得不勤工儉學來養活自己，甚至還當過礦工鑽過礦井。

杜維善回到臺灣之後，在石油公司當地質師的時候，結識了杜月笙生前的一個好友，他剛好借過杜月笙的錢，當時混得還不錯。杜維善卻隻字不提欠條的事，那人心中其實也有數，於是主動幫助杜維善改行做生意，杜維善後來發了大財，晚年到溫哥華定居。

杜維善有錢之後，也沒有忘記杜月笙對他們的教誨。1991年，杜維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寫的一篇關於古絲綢之路金銀幣的研究論文，他得知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是空白，剛好他那時候手上就有2128枚古錢幣，於是親自趕到大陸，將這批古錢幣捐獻給了上海博物館，囙此被授予白玉蘭獎。

自此之後，杜維善就變成了一個收藏家和古錢幣研究者，他還在上海博物館開設了一個由五人組成的辦公室，專門負責培養古錢幣方面的研究人才。2020年，杜維善在加拿大溫哥華去世，享年八十八歲。

除了杜維善之外，杜月笙的其他子女也都混得不錯，很多人都在上海金融界工作。這些人之所以能够混得這麼好，其實也都是沾了杜月笙“人情賬”的光。因為一兩個子女混得好可能是主要靠個人能力，但集體混得不錯，我們不得不說是有人願意幫忙。而這些人之所以願意幫助杜月笙的子女，多半是跟杜月笙交情深，甚至是有人情債沒還。所以說杜月笙少欠條這件事做得十分明智，為子女爭留下了很多潜在的好處。

至於說有沒有人在杜月笙燒掉欠條後主動還錢，我想是沒有的。為什麼不還，多半可能是沒錢，但即使有錢的也不會還了，因為這是面子問題，不能舊事重提，只能通過其他管道來回報給杜月笙的子女，就比如說幫助過杜維善的那個人，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杜月笙給了這些人很大的情面，這些人只要覺得自己算是個有臉面的人，都會去回報給他的。杜月笙一把火燒掉欠條，就是因為他對這件事一點不擔心。話說到這裡，我不得不說杜月笙這個人確實不簡單，做人做到他這個份上，也算是修煉期滿了，這樣的人不混得好，簡直沒有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