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江蘇於清康熙年間建省，由江南省分家而來。

江蘇在清朝時期並不是一個正式省份，官方名稱為“江南右布政使司”，而相對應的，安徽則稱“江南左布政使司”，但我們通常將左、右兩個布政使司成立日期看作是江蘇、安徽建省之始。

其實，也就是從本質上來說，江蘇、安徽在清代官方的界定當中並不是正式行政區，而只是為了達到折開富裕强大的江南省的權宜之計。江南省原省會在南京，分家以後較長一段時間內（某種程度上是整個清代），南京實際上是江蘇、安徽乃至江西的共同“省會”。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蘇南”、“蘇北”的概念和區分誕生於近代上海租界，而不是江蘇內部自身。因為整個清代，作為非正式省份的江蘇一直都沒有獲得各方認同感——直到近代交流的頻繁（以上海租界為舞臺），才讓它們“劇烈地”認識彼此，哪怕這種“認識”一開始是以偏見的形式出現的。

江南右布政使司在“分家”之初由江寧（南京）遷往蘇州，又過了近百年，左布政使司也從江寧遷至安慶：此時，江寧以兩江總督府和江南軍事長官（江寧將軍）駐地之尊統領江蘇、安徽、江西各地；而江蘇也實際上由駐地江寧的兩江總督、江寧布政使（統轄江寧、江北各府財權）和駐地蘇州的江蘇巡撫、江蘇布政使（統轄蘇松常鎮四府財權）共同管理，這個“非正式省份”實際上有江寧、蘇州兩個省會，恰好也是“江蘇”名字的來源。

這樣，不僅江蘇、安徽被拆了，連江蘇內部也分區管轄，錯綜複雜，互相牽制。省份、省會、省名，都充滿了“臨時色彩”，難怪時局一變，一切又要重新爭論了。

例如太平軍橫掃江南時，他們便攻取江寧（南京）改名“天京”，以為都城；又攻下蘇州，建立所謂“蘇福省”，以蘇州為省會。這個小小的一隅之地，形勢竟複雜如斯。

最風雲變幻的要數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江浙聯軍合力拿下了首府南京，作為歷史上始終要和北方軍閥爭“王座”的“二號地區”，他們又抓住了歷史機遇，想要定都南京，好將新生民國自己把握（最後還是蔣氏實現了江浙地主資本大佬們的這番願望）。

清末的蘇州

但江浙軍、財閥（同樣以上海為基地）連同孫文——這位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廣東籍革命家的“一致願望”，卻遭到了一比特江北籍人士的強烈反對，他就是清末大狀元、南通大才子張謇。

張謇是非常反對中華民國定都南京的，正像他特別反對江蘇省會定在蘇州一樣。

張謇是南通人，他對近代南通的經濟社會發展、近代化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創造了近代南通諸多全國“第一”，使得南通榮獲“中國近代第一城”的美名。據說張謇的祖籍還是蘇州，那他為何卻如此反對江蘇省會定於蘇州呢？

其實，大人物思考問題是從宏觀角度出發的：蘇州偏居東南一隅，和蘇北聯系微弱，難以從全域統領全省，清代駐紮在蘇州的江蘇布政使之所以只能統轄江南蘇松常鎮四府，其原因也在於此。

這是蘇州都市格局决定的，並不是張謇本人的“偏見”：自古蘇州影響力只限於太湖平原一隅，統轄範圍向北最遠跨不過鹽城；以西不到常州，與南京短兵相接；南邊的影響力又被後起的杭州所抵消。更可悲的在於，近代上海崛起後，蘇州便瞬間淪為上海的“後花園”，從此只能作為一個被描述的“客體”而存在，不再能够以“主體”姿態活躍大城市舞臺。這是蘇州的宿命。

同樣，張謇主張定省會於南京，因南京地勢靠北，江面又窄，可兼顧江南、江北，自古南京為長江下游區域中心，無論統轄江南還是江北，“均甚便利”。他反對建都南京，原因也一脈相承：因南京為南方首府，不利統轄北部邊疆。民國替代滿清，綱領中本就有“驅逐韃虜”之一項，時北滿人心不穩，若定都南京，更加“難以控馭”。

張謇還設想出一個淮海省，以徐州為省會，也是他的“恢宏藍圖”之一部分。但他反對建都南京其實也有私心：張謇在南京早有經營，做省會於其產業則有頗多便利；若為首都，就不是他能做主的了。

日占時期的“偽淮海省”

但是，形勢的發展很快不是張謇能够左右的：辛亥年間的流匪勢力洗劫了奄奄一息的蘇州商會（此時蘇州仍然沒有從太平軍的打擊中緩過勁來），蘇州群情激憤，紛紛給孫中山寫信，想要將江蘇省會搬到蘇州，緩解蘇州的損失。此時，民國已經在南京宣告成立，將江蘇省會搬到蘇州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張謇自己也做了南京臨時政府裏的實業總長，他所構想的事情一一落空了。

後來，張謇隨部到了北京，北洋政府裏他的話語權沒有那麼大。不過，他做不了主的時候，反而形勢隨了他的心願：江蘇省會重新回到南京，蘇州再次失勢。真是造化弄人。1926年，張謇逝世，一年後，蔣氏在南京建政，江蘇省會索性選擇了鎮江，蘇州與江蘇省會從此無緣。

“近代第一城”南通

南通名士為何如此反對江蘇省會定於蘇州？出於江南江北之爭？非也，乃形勢所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