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徽商是從哪來的？

我們首先說一個概念，徽商的徽，不是指安徽，而是指古代的徽州。事實上，安徽這個名詞出現的時間本身就很晚，直到1667年，也就是康熙親政的那一年，才出現了安徽省，名字的由來就是在安慶和徽州各取了一個字。

徽州比安徽小得多，我在地圖上標記了一下，大概就在下圖的那撮山裡，就算不瞭解地理，大概一看，就知道這地方不是什麼好地方：

古代無論是交通還是通訊，都非常不發達，高昂的物流成本基本上抹平了利潤空間，除非有水路運輸，否則最後只能賺個辛苦錢。

一般講徽商之所以能成功，都會提到一個被動因素：地稀人稠。啥意思呢，就是說這個地方人口密度太大，養活不了那麼多人。徽州這個地方，山多地少，大致“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

但是根據動態平衡，一個地方能養活多少人，那就會有多少人，既然這個地方種不出足够的糧食，那我就換個地方紮根播種，就跟潮汕地區和閩南地區似的，當地養活不了那麼多人，於是就向東南亞擴張，現在東南亞兩千萬華人，大部分都是他們搞出來的。

徽州這地方本來沒啥人，但是從西晋開始的北方戰亂讓大批的士族湧進了徽州，也就是所謂的“衣冠南渡”，包括後面的唐末和南宋初，徽州的人口一直都在上升，但是人地衝突並不突出，這主要是因為北方士族雖然帶來了需要吃糧食的人，但是也帶來了先進的產糧科技，自帶吃飯的管道，形成了難得的自給自足。

那我們為啥要強調這個過程，因為它具有更為深遠的影響。隨著北方士族而來的，還有尊儒的思潮，並且形成了大名鼎鼎的朱程理學，朱熹朱老夫子就是徽州人。

徽州本地更是出現了“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景象，意思就是即使在幾十個人的村裡，都要弄個學堂，找個老夫子給大家普及孔孟之道，正經的再窮不能窮教育。

按道理，這樣的結果將是徽州盛產讀書人，徽州也確實是文化寶庫，孕育出來了教育、理學、樸學、刻書、畫派、篆刻、建築、園林、醫學等等，徽州文化的蓬勃發展跟其尊儒重文是分不開的。

但是從南宋開始，生產力開始停滯不前，人口卻持續增長，明初朱元璋當政的時候，人口達到了58萬之多。人均佔有耕地數呈現出崩盤式下降，南宋這個數位還在10畝左右，到了元朝就腰斬變成了4畝，明朝萬曆年間，更是只有2.2畝，清朝康熙年間則下探到1.9畝。明清時代，一個人需要四畝耕地才能吃飽，可見到了明清時期，徽州才出現了地稀人稠的局面。

當然，土地貧瘠是主要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全部原因。

就像最近熱播的扶貧劇《山海情》中描述的寧夏西海固地區，同樣土地貧瘠，但是並沒有形成强大的商業文化。徽州卻有個得天獨厚的優勢，那就是水路。從下圖就能看出來，那地方到處是山，不過山間水路縱橫。

事實上，整個徽州的城鎮佈局就是臨水而建，畢竟大家都要吃飯，物資又都是通過河流運來的，那麼一旦住得離水遠了，古代沒有鐵路的情况下，陸運成本是水運的三十倍不止，不挨著水幾乎沒法開展貿易。

徽州最大的水系就是新安江，源頭起於徽州的新安江順流而下，經富春江和錢塘江，直接就通向了一個讓徽商夢開始的地方——杭州，杭州這地方又是京杭大運河的起始點，從南宋以來就是商品集散地。

徽州和杭州相鄰，中間只隔了一座天目山，除了水路之外，徽杭古道同樣來往便利，大概長下圖這樣：

看這路的造型就知道只能運點比較輕的東西出去，徽州的特產像竹、木、藥材、石料等，都是傻大黑粗，又重附加值又低，根本沒法陸運，沿著水路順流而下就能有效的降低運輸成本，返程的時候又可以搞一些絲綢之類輕便高附加值的貨品，來回掙錢。

此外徽州一直都是茶葉產區，白居易的詩裏說，“商人重利輕離別，前日浮梁買茶去”，裡邊說的“浮梁”，就是“祁門”，就在黃山邊上，後來曾國藩駐紮在祁門大營，差點被太平軍活捉了。

祁門盛產紅茶，後來這些紅茶進入英國，英國到現在也主要喝紅茶，就是那時候養成的。

到兩宋的時候，杭州的發展速度趕得上改開後的深圳，既是絲織業的中心、同時又是各種貨物的集散地，兩浙鹽業也主要在這裡經營。大批的徽商來到杭州做生意，甚至一度壟斷了杭嘉湖平原的糧食市場。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祖籍徽州）就是從小家裡太窮，在杭州當學徒混起來的。

憑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徽商快速崛起，整個新安江流域出過很多達官巨富，僅僅歙縣一個縣（那個字讀“she”，四聲），混到舉人以上的就幾百個，舉人不是大學生，古代考上舉人的難度比現在考清華北大的難度高的多。

大批豪宅在徽商的財力加持下被修了起來，不少現在依舊在，僅僅一個黟縣（那個字讀“一”），保留著有價值的古建築就達到數百處，其中西遞一個鎮就有122幢。剛才提到的歙縣，一共有古建築365處，有價值的100餘幢，古祠堂27座。

除了往杭州方向之外，徽州的另外一條河青弋江，可以讓徽州通入長江，順流而下就可至南京、鎮江、揚州。

揚州這個地方，是因為大運河的修建而蓬勃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是隋煬帝一手打造出來的，而隋煬帝最後也死在了這裡，對這裡的感情非常深。

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作為當時中國經濟的爆點，一直長盛不衰，在明清時期更是穩居全國之首。當然現時也是，水路便利對工業發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資本積累下形成更為高端的金融業和高新產業再次帶動了整個區域的發展，這玩意就是正迴圈，然後就馬太效應了。所以年輕的小夥伴想折騰一下的，長三角、珠三角都是很好的選擇。

但是這些都是小打小鬧，積累點原始資金還行，想在中國歷史上佔據一席之地還差得遠，需要大買賣。就像荷蘭人一直會做買賣，但是只在17世紀爆火了一把，因為他們參與海上貿易做了一筆大買賣，才真正有了歷史性的地位。真正奠定徽商地位的，是別的東西。

2做大做强

隨著實力的增强，徽商對於倒賣土特產這種通路狹窄、利潤有限的活動就不怎麼感冒了。

所有的大商戶，想做大都得搞點大買賣。

而古今中外，所有的大買賣多多少少都得涉及壟斷、金融或者專營，這個不是中國特色，全世界都一樣，西方歷史上那種褶褶生輝的大公司，英國殖民北美的維吉尼亞公司，經營東方貿易的東印度公司，都是國家特許經營。

此外還有什麼克虜伯，福斯，美國那邊的摩根財團，鋼鐵巨頭卡內基什麼的，都帶著壟斷氣質，也都跟政府走得非常近，甚至跟政府已經徹底融合在了一起，西方的政府甚至可以為了一個公司的利益去打仗。

徽商也一樣，有了資本後開始涉足暴利行業，那啥暴利？無疑是金融匯兌和鹽鐵專賣。古代跟現在不一樣，現在大家幾乎不用去考慮轉帳匯款什麼的問題，但是在古代這卻是個大問題，因為那時候都是貴金屬貨幣，大量財富遠程匯兌一直是個大麻煩，東西方同時進化出來了錢莊性質的東西，由信譽卓著並且到處都是網點的大商家承擔匯款業務，西方是聖殿騎士團和德意志銀行團，東方是晋商和徽商，穆斯林走的更遠，“支票”就是穆斯林發明的。

明清兩代商業大繁榮，資本雄厚的商團到處圈地，倒賣瓷器，棉花，絲綢，慢慢地全國搞出來了網點。

徽商憑藉下手早，愛抱團，網點多，利息低迅速地搶佔市場，而且徽州人跟晋商不一樣，徽商一直標榜文化水准高，畢竟出了那麼多進士也是有目共睹。並且，重視教育的好處就是從業人員貭素高，大家也傾向於相信高門大姓的人信用較好，徽商很快就稱雄典當行業和遠程匯兌業務。

清朝後期的歙縣許氏，橫跨幾省的大典商，哪哪都有分舵。光庫房就有四十多所，注意了，是所不是間，所有分號的員工加起來超過了2000人，基本更是達到了數百萬兩，可以說是個大麦克企業。以前的典當鋪裏櫃檯後的那個夥計叫“朝奉”，這個詞就是個徽州話，當地的富紳也叫朝奉。

不過典當行業只能算徽商的第二大產業，徽商的第一大產業還是鹽業。

小夥伴們都知道，古代的食鹽是官方控制通路的生意，本質就是稅收，跟大英帝國早年的烟草貿易差不多，都是特許經營。而誰能拿到特許證書，也就是鹽引，誰就能獲得高額的利潤。

當時南方主要行銷淮鹽，產地是今蘇北沿海，都離京杭大運河不遠，徽商正好在那一帶做買賣，資金雄厚，人緣又好，機會垂青有準備的人，他們也就攤上了。

鹽到底有多掙錢？產地的成本價格在兩三文，而運到江西就能達到六七十文，更遠的地方就更高了。玩鹽的徽商就像是打開了印鈔機，躺著掙錢的節奏。

不過剛才也說了，這玩意有特許經營的性質，不跟官府處好關係沒法操作，遠在大陸另一端的英國，殖民地貿易就是伊莉莎白女王的男寵在操作，這類事情東西方竟然如此相似。

晋商會玩的路子，徽商也會玩，權力尋租嘛，老祖宗的書上多的是，而且是變著法子玩。康熙、乾隆這祖孫倆都喜歡到南方找樂子，這就給了徽商巴結皇帝的機會，全天下給誰行賄都可能要被殺頭，但就是給皇帝行賄不會。徽商為接待投入大量精力，花費了巨額財富，得到的回報也是一頂一的，其富有程度讓乾隆皇帝都眼紅得不行。

說到這裡，又得解釋一下，官商勾結這事似乎好像是中國特例，其實不是，西方賺錢的大買賣也都是“專營業務”，只要是專營，你就不可能跟政府一點邊都不沾。你們去看西方那些大公司和巨富，甚至包括大家天天掛嘴上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都跟政府千絲萬縷，羅家本來就是宮廷猶太人出身，相當於國王的包衣奴才，發跡後又跟英國首相關係好的像兄弟。

此外著名的英格蘭銀行，簡直是官商勾結的典範，這玩意看著是英國的國家銀行，其實是荷蘭資本搞出來的私人銀行，專門為英國籌集戰爭經費，代理商就是歐洲的那幾大豪門銀行家族，這些家族又跟皇室千絲萬縷，好幾個家族本身就是貴族，比如羅斯柴爾德就用了幾代人時間給自己弄了個貴族頭銜。

歐洲的權臣都有自己的私人銀行家，比如英國首相迪斯萊利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就跟兄弟似的，英國收購蘇伊士運河的錢就是在一次宴會上羅家借給首相的。對俾斯麥幫助最大的一個人叫布萊施羅德，也是個銀行家，俾斯麥的三場戰爭經費就是這人給籌措的。

此外一個常識性問題中國知識界一直沒弄明白，大買賣都離不開跟政府的深度綁定。就算不熟悉歷史，這幾年大家想必也都看出來了，西方的政府一直都在給大公司開路，這也是為啥直到現在，高盛的掌門離職後一般會去財政部當部長。西方把這事擺到了明面上。

《紙牌屋》裏說的更直接，國會議員有一堆工作人員要養，錢主要是大公司給出，作為交換，議員們負責搞定大公司想解决的問題，遊說公司就是大公司和議員之間的橋樑。

在這個過程中，鹽商們的大量財富成了清政府特殊用項的來源，兩淮的鹽稅直接關涉到清政權的經濟命脈，形成了資本裹挾政府的難得一見景象。

而這種微妙的平衡讓徽商在鹽業上所能挖掘的利潤更大，時間也更久。

從明嘉靖至乾隆年間移居揚州的80名大鹽商中，徽商就占60名。當時揚州鹽商提供的鹽稅占全世界8%的經濟總量，你們體會一下這個數位。

甚至當時的揚州旅遊指南當中都有徽州鹽商愛玩奢侈品的記載。揚州5.09平方公里的老城區中，彙集了幾十座鹽商住宅、庭院和花園，大名鼎鼎的瘦西湖更是代表著清代鹽商有錢又有閑、讓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大家知道“國劇”吧，這玩意的前身就是徽州鹽商們的娛樂管道，當時還叫“徽班”，“徽班入京”後變成了國劇。剛才查了下，這個瘦西湖竟然是5A級景區：

反正就倆字——有錢！

此外徽商對功名極其上心。

我們都知道官商在明清時代非常普遍，沒有官員開路，商人很難能做大。但是和晋商所不同的是，晋商是通過官這個身份來掙錢的，而徽商則不是，始終對考取功名抱有非常大熱情。

這倒也正常，小商人無所謂，大商人都得尋求在政府中的支持，這在東西方都一樣，同時期英帝國的商人們最激情的事就是給自己搞個爵士，將來其中一個孩子去政府當個一官半職。

一大幫徽商非常熱衷於雞娃考試，明代徽州有進士392名、舉人298名。

從順治二年到嘉慶十年的160年間，兩淮徽商子弟登科者高達256人。而同一時期，兩淮的陝西商人子弟登科者僅為45人，山西商人子弟登科者只有22人，畢竟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徽商子弟裡面有點腦子的都忙著考試做官了，人才的凋零也嚴重影響了徽商的做大做强，再創輝煌。

比如乾隆朝的進士程晋芳，號稱“平生絕學都參遍，第一詩功海樣深”。正經的才華橫溢，是一名優秀的學者，但是做生意實在是太差勁了。把諾大的家產都交給家奴來處理，最終家產散盡。

這樣的例子非常之多，事實上，那個羅斯柴爾德家族跟這個的軌跡特別像，他們家一直有個執念想當貴族，曾經顯赫至極的金融家族，好不容易弄到貴族頭銜後，就開始天天跟英國上層那些人鬼混在一起，以不過問具體事務為榮，銀行業務都交給了家裡的管家去做，家族子嗣對金融業務越來越生疏，儘管現在羅家依舊有一定地位，但是跟他們巔峰時期差太遠，自從有了貴族爵位之後，他們家的金融奇才就絕種了。

3衰落

這都不算啥，到了晚清，等徽商遇到了三大問題的時候，就直接被幹趴下來。

第一個是政策的變化，上有針對鹽商的搜刮和苛捐雜稅，下有窮苦百姓不遠千里弄來的私鹽衝擊，鹽商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道光年間，乾脆將之前買賣食鹽的綱運制改成了票鹽法，就是放弃專營業務搞自由市場了，靠人和關係形成的壟斷很快就碎了一地。

第二個是市場被嚴重衝擊，南京條約之後，上海被迫開埠，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使上海成為新興的工商業中心和進出口基地，並且輻射到整個長三角和周圍地區，傳統手工業受到了巨大沖擊，反應稍微慢了一點的徽商很快就敗給了廣東商人、江浙商人，徽商最終丟掉了長三角這個基本盤。

更重要的是資金雄厚的外國財團開始在中國佈局，中國慢慢進入了“買辦時代”，近代史上商界大鱷基本都有洋行背景。

這也沒辦法的事，沒有哪的商團可以持續幾百年不衰落，歐洲那邊最早是威尼斯商團，後來被德意志商團給截胡了，然後是荷蘭商人，然後是英國人，到現在是美國人，大商團的變遷是隨著政權和國運在變來變去的，這也不是什麼奇怪事。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戰爭，長江中下游是清軍和太平天國的主戰場，徽州作為兩軍激烈爭奪的地帶.許多城鎮遭到戰火毀壞。而且軍隊的燒殺搶掠更是拿走了徽商最後的家底，不僅太平軍搶，曾國藩也沒少搶。

不僅如此，很多人經常在說的一件事，為啥曾國藩能擊敗太平軍，他的錢從哪來？書上經常蹦出來的一個詞叫“厘金”，說是清廷准許曾國藩他們收厘金，這玩意就是商業稅，設定關卡收商人們的稅，稅收成了軍費。問題是曾國藩一直都在徽州那一帶溜達，厘金一大部分是徽商給貢獻的，交這麼多錢，能不虛嘛。

此外徽商不是善於賣茶葉嘛，後來茶葉也賣不動了，因為英國人受不了大清的茶葉太貴，於是跑去印度的大吉嶺種茶葉，英國人以前喝的祁門紅茶也變成了大吉嶺紅茶，不過大吉嶺紅茶的種子是福建的武夷紅茶。

戰火和商路變遷夾擊下，徽商系統自此破敗，當然我們說亂世也是機會，也有人發家致富的，胡雪岩就是在太平天國運動後期給左宗棠雪中送炭的搞來了糧食，而在收復新疆的過程中更是扮演了後勤部長的角色，混了個二品頂戴。但是還是沒有逃脫徽商的路徑依賴，左宗棠的失勢也導致了胡雪岩的沒落，胡雪岩最終跟買辦對決中落敗破產。

4尾聲

徽商在巔峰時期極盡奢華，乾隆六下江南，都是徽州鹽商在接待，奢華程度，連乾隆這樣的見過世面的人也一直在感慨，可見當時已經牛逼到什麼程度了。

然而徽商們把錢變成了家鄉的豪宅，變成了奢侈生活，埋在地裏準備讓後世子孫慢慢用，然後被太平軍和湘軍給挖走了。

而且他們後期搞官商勾結太過分，賺錢太容易，經商能力慢慢也沒了，等到遭受戰火洗禮後，就基本一蹶不振了。

總體來說，他們並沒有搞出什麼突破性的東西來，和晋商一樣，一直都是倒買倒賣，跟西方做了那麼多買賣，啥也沒學會，他們巔峰那些年正好是西方突飛猛進時期，西方從全世界賺來的錢變成了工業能力，變成了技術革新，唯獨中國這邊毫無建樹，賺了全世界的錢，最後卻是一場空。

徽商積累下來的財富沒有變成科技，也沒變成資本，相當於空轉了一周。當然了，我這裡並不是苛責他們，彭木蘭他們有大量的論述說明當時的中國處於一種“自鎖”的環境，非常難突破。只是說，既然突破不了，那就躲不開快速衰亡的命運。

這個問題放在我們當下，也非常有現實意義，對於現在那些巨頭來說，如果沒有突破性的東西搞出來，用不了多長時間也會歸於寂靜，留給每個公司的時間都不會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