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晚年在《李德回憶錄》中，他描述了西安事變，還有一個問題他不太清楚，就是張學良和楊虎城的事變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是否事先知道或者知道了什麼程度？

一開始官方堅決否認這點，大家也都以為，共產國際對這個事件是感到意外的。

博古還向我保證，他事先什麼也不知道。

在此期間有些事至少可以使人推斷，毛主席、周恩來和他們的幾個政治局覈心應該知道一些情况。

蔣介石通過他的特務多少瞭解一些張學良和楊虎城同紅軍的關係，他這次來西安是想好好教訓一下張、楊，並促使他們對紅軍發動强有力的進攻的。

為了保證他的人身安全，他預先派來了一團憲兵，他的寓所也不在西安城內，而在城外。

所有這些情况，我們駐西安的代表當然不可能不知道，他們同張學良的司令部經常進行其密切的接觸。

引人注目的還有，就在事變發生的時刻，陝甘寧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和軍隊的一些高級領導人都集中在警衛，特別是周恩來，這以前他大部分時間是呆在前線或蘇區的。

最後，張學良在同蔣介石的談話中特別強調，這次暴動的責任不應該只由他個人承擔，而應同其他許多人共同分擔。

可以肯定，毛主席和政治局對這次事變從一開始就是堅決支持的，僅僅是警衛大會的過程就已經證明這一點，另外這次大會的過程也為其他人，如愛德加、斯諾所證實，不過斯諾沒有寫出證明人的姓名。

特別是可能由毛主席親自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2月15日給南京政府的呼籲書更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其中說到：西安事變和蔣介石被捕的消息使我們感到十分震驚。

但是，這個事件是蔣介石政策中的三個錯誤所導致的結果：一是投降的外交政策，二是對紅軍的進攻，三是對人民的壓迫。

再之，如果你們要同蔣介石和親日派切割，就必須採取堅決的態度，並接受張學良和楊虎城提出的要求，結束業已開始的戰爭，撤銷蔣介石的職務，把他交給人民法庭，由各黨派、軍隊和團體的代表組成統一戰線政府，放弃蔣介石所實行的那種專政政策和官僚機构，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重新開放被封鎖的新聞機构，集中全國所有的武裝力量並把他們立即派到山西和綏遠去武裝抗日。

囙此在不到三天的時間裏，周恩來和博古為一方，張學良和楊虎城為一方，一起商談了一個共同的政治綱領。

至於最後一點，即關於派武裝力量去山西和綏遠的要求也不可能，因為蔣介石已經派軍隊去到那裡去了，不過他表面上是為了對付日本人及其傀儡，實際上是為了進行合圍，甚至是為了對蘇區發動我們所擔心的新的進攻。

蔣介石被捕後，南京國防部長何應欽急忙調兵遣將，與國民黨上層中和中央政府中有影響的反動親日派代表一起自行集中軍事力量，目的自然是為了向陝西進軍，攻打兩個叛變將領的軍隊以及與張、楊結成聯盟的紅軍。

這些人自己也不相信這種管道能解救蔣介石，而且這樣做既不利於他們自己，也無益於日本人。

在這種情況下，12月15日呼籲書中所提出的政治要求，也只能起到文宣的作用，尤其這個呼呼書的對象是一些政客，他們當中一部分人怎麼說也肯定比蔣介石更反動、更親日。

為大肆宣揚的民族統一、一致抗日的口號未能實現，代之而來的是一場新的規模更大的全面內戰，這對於日本侵略者來說實在是求之不得。

在延安的毛主席無疑是瞭解這一事實的，上面摘引的呼籲書中關於“業已開始的戰爭”之說絕不是無的放矢。

這是李德在1973年，他73歲時出版的《中國紀事（1932-1939）》（後改名《李德回憶錄》）中描述所瞭解的西安事變的相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