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末，國民黨軍殘餘作戰部隊向西南集中，總兵力達到九十餘萬人，中央軍和地方軍閥勢力混雜，兩者並不齊心。當時大量國民黨官員暗中醞釀起義，與我軍聯系頻繁，其中盧漢、劉文輝等上將大佬都十分活躍。

四川軍閥數量較多，在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人發動起義之前，雲南軍閥盧漢曾經給劉文輝發過一封密電，希望他趁著老蔣在四川的機會，把對方直接扣留起來，這樣起義時就立了一個大功，將大大加速解放行程。這個提法看起來很好，為什麼劉文輝卻沒有按照電報中的建議去做呢？49年12月13日老蔣在成都上了飛機，最終逃離了大西南。

並非不想這麼做，也不是因為密電被老蔣方面提前截獲，而是劉文輝根本就沒有實力去執行這個方案。劉文輝和鄧錫侯等人，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遭到國民黨內部的不斷打壓，手上擁有的兵力在49年末加在一起也不到10萬人。國軍雖然衰敗，但胡宗南等中央軍將領撤到四川的部隊多達五個兵團，近40萬人之眾。要想在這樣懸殊的力量對比下擒獲老蔣、扣為人質，談何容易呢？所以劉文輝不會去冒這個風險，實施一個成功率很低的計畫。換句話說，這個“功”，他是爭不來的。

從實際情況來看，劉文輝和鄧錫侯能够在12月9日順利發動起義，就已經非常不容易了。老蔣在劉文輝等人起義前，已經下令“最後談判一次，如果不行就處理掉這兩個人”，可見他們的處境之兇險。劉文輝和鄧錫侯不敢留在成都，而是連夜逃到彭縣之後才就地發動了起義。起義難度非常大，首要任務是確保成功而非扣留老蔣，並不具備這樣理想化的條件：當時連成都都呆不下了，何談扣留對方呢？

提起扣押軟禁一事，近代最著名的案例就是1936年的西安事變了，而且最終和平解决的結果，促成了統一戰線共同抗日。但是49年要扣押老蔣，和那個時候的情况卻完全不同。因為西安事變前老蔣和張學良將軍的私交還是非常好的，對他並無多少防備；而在西南戰役過程中，老蔣非常反感劉文輝、鄧錫侯二人，對他們的防備心很重，怎麼可能給對方下手的機會呢？這兩件事情並沒有太多可比性。並且西安事變前中國形勢危急，目的是要逼蔣抗日，而解放戰爭末期不管老蔣在哪，都無法改變國民黨軍敗北的事實。

從盧漢這邊來看，多少有點說風涼話的意思。因為老蔣及國民黨軍政要員大多是在四川，而不是在他控制的雲南，要冒險做這樣的事情，也是劉文輝等人去做，不是他自己。從另一個角度看，張群等國民黨大佬當時在雲南，盧漢將他們扣留之後，又釋放了不少人，包括張群本人。由此可見，連盧漢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卻要求劉文輝等川軍軍閥去做，確實是一件很難實現的事情。

應該說盧漢的電報也有泄私憤的因素。要知道1945年抗戰勝利後，正是老蔣用計將前任“雲南王”龍雲扣留並軟禁，從此削弱了滇系軍閥的力量。盧漢和龍雲是親戚，對此印象很深，希望能夠在解放戰爭末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好好羞辱一下老蔣。這封電報還是帶有一些主觀性的。

盧漢給劉文輝的密電被提前截獲，但並非因為資訊暴露，才錯過了扣押老蔣的機會，因為這本身就是件客觀上難以完成的事情。不管怎樣，劉文輝、盧漢等人在西南戰役中的起義行動大大有利於全國解放，使得國民黨軍在大陸上再無立足支點，對於新中國是有巨大貢獻的。而盧漢、劉文輝等人起義之後也在新中國政府部門擔任過要職，為國家建設貢獻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