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興功臣”到“市井無賴”,賈似道的“人設”是如何崩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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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1年,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國劇舞臺藝術片《李慧娘》上映。在中國古代的眾多“奸臣”形象中,賈似道是為數不多,屢次作為反面角色出現在戲劇舞臺上。其形象往往是荒淫無恥、專橫跋扈,儼然一副市井無賴的嘴臉。那麼,從“中興功臣”到“市井無賴”,賈似道的“人設”是如何一步步崩塌的?

1981年,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國劇舞臺藝術片《李慧娘》上映。該片取材於明代周朝俊的傳奇小說《紅梅記》,講述南宋末年,歌姬李慧娘因敬慕太學生裴舜卿,而被奸相賈似道處死,在明鏡判官的幫助下,她的冤魂得以回到賈府拯救裴舜卿的淒美愛情故事。

通過戲劇等藝術管道,來描繪歷史人物和其背後的故事,往往都帶有某種强烈的情緒色彩和現實主義。電影《李慧娘》也是如此,用李慧娘善良正直、不畏強權的精神,反襯出了賈似道的荒淫無恥、專橫跋扈。

在中國古代的眾多“奸臣”形象中,賈似道是為數不多,屢次作為反面角色出現在戲劇舞臺上。其形象往往是荒淫無恥、專橫跋扈,儼然一副市井無賴的嘴臉。而這種醜惡形象的出現,並非是自現代的戲劇演繹中開始的。

那麼,從“中興功臣”到“市井無賴”,賈似道的“人設”是如何一步步崩塌的?

後人對賈似道的評估不一,對他的形象也進行了不同的塑造。那麼在賈似道自己的認知裏,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拋開別人對其所作的評估,賈似道對自己的定位就是——忠臣。在他寫給皇帝奏表裡,對自己“忠臣”形象的樹立,也是不吝筆墨。

在一封討論四川戰事的奏章中,賈似道寫道:“俞興攻取瀘城,壞於垂得,致軫聖慮。臣累疏自請一行,捐軀不辭,或可上寬憂顧。”當時瀘州城已被攻佔,理宗十分著急。賈似道多次上書請求去前線,並稱哪怕付出了性命也在所不惜,只為了能替皇帝消解憂愁。

類似這樣表決心、錶態度的話,在賈似道的奏章裏不勝枚舉。例如其所作的《出師錶》中,結尾處寫道:“寧不愧死於斯言哉!深切迫急,拜錶即行”。壯士斷腕、大義凜然的氣息撲面而來。

賈似道的這一番“人設”打造,讓皇帝很受用。鄂州之戰後,宋理宗稱其有“再造之恩”,是大宋的“中興功臣”;理宗駕崩,宋度宗繼位,每朝必答拜,不敢稱其名,而稱之“師臣”,朝臣則稱其為“周公”。

度宗駕崩,恭帝繼位,對賈似道的吹捧,已經快要上天了!將他與北宋的文彥博相提並論,史載:“命平章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

而在日常的詔書中,皇帝更是時不時地就給賈似道來一波“商業吹捧”。什麼伊尹、傅說、公明、公瑾等賢人名相,都用來形容賈似道。儼然已經將他歸入了今古賢相的行列。

宋度宗能够被立為皇子,有賴於賈似道的擁立,在後來的詔書中,誇賈似道誇得那叫一個“過分”。度宗用了五個極為華麗的成語來形容賈似道:“元勳碩德,粹學鴻文,錶儀廟堂,領袖旃厦,忠言嘉猷”。描繪出了一個品德高尚、學識淵博、忠君愛國、領導全國的賈似道形象。

皇帝與賈似道之間,或許只是彼此之間的“商業互吹”。但士大夫階層歌功頌德也不在少數。例如晚宋的文壇領袖劉克莊,對賈似道完美形象的演繹,更是不遺餘力。在關於鄂州戰役的記述中寫道:“以袞衣黃鉞之貴,俯同士卒,甘苦臥起者數月”!突出體現了賈似道與敵對戰的英勇和與阿兵哥同甘共苦的形象。文末還送給賈似道四個字的評語“惟忠惟孝”!評估不可謂不高!

賈似道積極、正面的形象,多出自他指揮鄂州保衛戰後。開慶元年(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領蒙古軍,搶渡長江,包圍鄂州。南宋方面以賈似道為首,發起鄂州保衛戰,蒙古軍圍困鄂州三個月,宋軍殊死奮戰,蒙古軍最終僅攻破城東南角。

鄂州之戰後,宋理宗急速徵召賈似道入朝主政,開啟了權相生涯,一時間,賈似道迎來了他烈火烹油般的繁華仕途。但這種局面隨著德佑元年(1275年),賈似道兵敗丁家洲,宋軍大潰敗,而戛然而止。社會輿論紛紛一邊倒,出現了大量批判賈似道亡國的作品,各種怨聲載道“藉以國勢衰微傾於其一身”,賈似道的風評急轉直下!

如果說鄂州之戰後賈似道收穫的是掌聲和讚美,那丁家洲之戰後他收到就是謾駡和攻訐。其中罵得最起勁兒的,要數高斯得。

在其所著的《耻堂存稿》中,高斯得怒斥道:“且昔之奸臣,若崇觀之京、紹興之檜,嘉定之彌遠,未嘗不貪權比特也。然安其為奸邪,而不感求名。似道則不然,每二三歲必一求去,內以要君,外邀名譽。每一求去,披猖矯飾,使上下皇擾,久而後定,甚至使人主倉皇迫遽,匍匐慟哭”!

高斯得將賈似道與蔡京、秦檜、史彌遠相提並論,並認為賈似道比他們還要注重虛名。每兩三年向皇帝請求辭官,以此來要脅皇帝極力挽留,使皇帝更加離不開他,甚至逼得皇帝“匍匐慟哭”!

在《耻堂存稿》中,控訴般的怒駡,通篇皆是。第五卷有一節名為《賈似道大逆不道,留夢炎擬旨取問事》,高斯得在其中憤怒地寫道:“似道柄國十五年,濁亂天下,兆釁起禍。當斥而不斥,縱戎遇敵,不戰潰師,欲以傾覆宗社;當誅而不誅,今複大逆不道,欲複趙氏之宗,絕趙氏之祀。”

單純地咒駡賈似道已經不能滿足士大夫階層對賈似道的怨恨。高斯得第一次在文獻中,記載了賈似道謀反的記錄,將封建社會最大逆不道的罪名扣到了賈似道頭上。

《耻堂存稿》記載,抄家時,在賈似道的家裡搜出,賈似道與叛臣呂文煥和劉整等人的密信蠟書,以及禦衣、玉璽、玉帶等象徵皇權的物件,言下之意是賈似道私藏禁品想取而代之。

事實上,在南宋末期,社會上出現了大量批判賈似道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大多都帶有强烈的報復情緒和復仇心態。其實,這種現象的出現,也符合當時人們的心理訴求。蒙古人的南侵日益深入,宋廷滅亡在即,人民苦不堪言,底層群眾與士大夫階層都需要一個合理的通路來宣洩自己心中的不滿。而國破家亡的現實情况也需要有人來為此負責任,那麼身居宰執,且風評愈差的賈似道,就毫無懸念地當選了這一角色。成為群眾的“出氣筒”。

但底層群眾的心態變化,並不會左右主流史學界的基調,那麼主流史學界,是什麼時候將賈似道定義為奸臣的?

《宋史·賈似道傳》是最早給賈似道定性的官方史書。《賈似道傳》被列入宋史《奸臣傳》,由此,最終確定了賈似道的奸臣形象,並成為長期以來人們評估賈似道的主要證據和基調。

《宋史·奸臣傳》共有四卷,總共列入15人,是正史《奸臣傳》中列入人數最多的。第四卷裏共列舉了四個人,分別是萬俟禼、韓侂胄、丁大全和賈似道。《賈似道傳》在其中所占篇幅最大、字數最多,整個《賈似道傳》中幾乎沒有一句關於賈似道正面的評估。與南宋時期的文獻相比,《宋史》旨在刻畫一個更負面的賈似道形象。

事實上,由於宋末戰爭的高度頻繁,關於南宋末期的資料相對稀少。宋理宗的實錄未能修完,便亡國了,宋末三帝更是從未修實錄。連皇帝的資料都稀少殘缺,更何况臣子的行狀、傳記。囙此,我們很難斷定《宋史·賈似道傳》的具體來源。

有賴於這種底層文獻的缺失,修《宋史》的元代史官,只能憑藉東拼西湊的文獻,從中選取賈似道的模糊形象,並加以修正、加工和改編,最終完成了賈似道奸臣形象的刻畫。

沿著《賈似道傳》的描述痕迹,可以清晰地看出來,元人是按照一個典型的奸臣形象,來程式化地刻畫出一個符合人們認知中的奸臣形象。

少年時不學無術,靠姐姐的“裙帶關係”步入仕途;首長京湖軍政時,怯懦求和,畏敵如虎(鄂州求和這事基本上是實錘了);入朝拜相後,排斥异己,培植黨羽;大權在握後,居功自傲、專橫跋扈。按照這個邏輯順序,一個奸臣的形象呼之欲出、栩栩如生。

到了明代,文獻資料中,關於賈似道的負面記載更是層出不窮,官方史書對賈似道的印象也非常不好,《宋史全文》評估賈似道:“不學無術,處非其據,乏休休有容之量,忌疾之念,橫於胸中。好諛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明代的官方態度基本上還是承襲了《宋史》的遺風。

有意思的是,修《元史》的明代史官,為了能够繼續貶低賈似道,甚至不惜通過打造蒙古統治者光輝、偉大、正確的形象,來達到這一目的。

在《元史·世宗本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述:“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複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為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系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

大致意思是,賈似道派人向蒙古請和,忽必烈即位後,為天下生靈著想,派遣郝經出師南宋以兌現諾言。賈似道扣押郝經使者,致使元朝出兵,百姓死傷無數,這都是南宋自己禍害子民。這段史料表達的意思十分明確——元朝本是一片仁慈之心,挑起戰端是因為南宋不遵守諾言。

到了明代中後期,官方確定和固化的賈似道形象,也逐漸為世俗福斯所熟知並接受。不同於學術研究,公眾視野下的賈似道更娛樂化、藝術化和醜惡化。通俗文學的蓬勃發展,更是加速推廣了賈似道的“醜惡”藝術形象,使其人物逐漸脫離本質,演化為戲劇文學中的臉譜化角色。

明末盛演一時的傳奇《紅梅記》在深化賈似道荒淫誤國的形象之餘,成功地將其從政治權臣轉化為世俗惡勢力,刻畫出好色貪財、鼠肚雞腸、奸險狡詐等人物特徵,從而形成普通觀眾更易於接受的反面勢力。

在《紅梅記》第七出《瞥見》中,作者為賈似道刻意新增了一齣戲,其中描寫道:賈似道污蔑僧眾不守戒律,以此强行索取“絕細的龍井茶一百斤,雪淡的青笋幹五十擔”。由此,賈似道逐漸脫離了奸臣弄國的形象,轉而被描述成為一個貪圖小利的市井無賴。其時,賈似道已經不再是賈似道,只是底層群眾心中,打不破,推不倒的“惡勢力”的演繹體。

明清易代之際,中原王朝再一次面臨异族入侵。從底層群眾到官方修史者,賈似道形象的極端演繹化有所改變,逐漸出現相對中肯和符合現實的評估。其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的評估最為婉轉和中肯:“君國者,理宗也;秉承者史嵩之也;繼之者,賈似道也。通蒙古亦亡,拒蒙古亦亡,無往而不亡,則雖欲善為辭以應之,而固無可應。”

王夫之認為在蒙古四處征戰,勢如破竹的情况下,無論是求和或是開戰,都無法阻擋南宋滅國的歷史大趨勢。所以南宋的滅國之灾不能歸結到賈似道的身上。

這種相對中肯的評估並沒有保持太長時間,到了清代,賈似道的風評再一次急轉直下。清代史學家趙翼評估:“至如賈似道專國,威權震主,至度宗為之下拜,其權更甚於檜與彌遠。斯則亡國之運,主既昏庸,臣亦狂謬,實無大奸大惡之才,固無足論矣。”

趙翼認為賈似道威震皇權,其權勢更甚於秦檜和史彌遠,這樣大奸大惡之人實在是無人可匹敵。

隨著時間的推移,建國以後,藝術形式更加多元化,以明代《紅梅記》為藍本的戲曲和電影,將賈似道好色貪財、奸邪狡詐的藝術形象傳播給人民群眾。進入新世紀後,圍繞賈似道的電視劇《南宋傳奇之蟋蟀宰相》,給福斯刻畫了一個誤國誤民、賣國媾和的“玩蟲專家”賈似道。但從其中還是能看到《宋史·賈似道傳》的影子。

對於一個時隔幾百年的歷史人物,很難有人能够真正復原他的本來面目。隨著時代的更迭,賈似道的形象也在不斷地適應每個時期的需要。從“中興功臣”到“市井無賴”,與其說是賈似道的形象在變,不如說是底層群眾的心態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雖然脫離了歷史的本質,但也同樣不容忽視。

參考資料:《宋史》、《宋史全文》、《耻堂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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