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武漢方面當時最大的爭議是東進還是北上。東進，趁蔣介石還沒有完全站穩腳跟時對他進行討伐，並為死難的烈士復仇，是許多共產黨人的要求。四一二政變後不久，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便向中共中央寫意見書，要求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意見書寫道：“蔣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猶豫，圖謀和緩或預備長期爭鬥，則蔣之東南政局將益固，與帝國主義關係將益深。”“再不前進，則彼進我退，我方亦將為所動搖，政權領導盡將歸之右派，是不僅使左派灰心，整個革命必根本失敗無疑。”這時蔣介石在東南還立足未穩，南京方面的軍隊除第一、第七兩軍以外，幾乎全是歸附不久的地方軍閥部隊，內部矛盾重重，而武漢政府原處於正統地位，蔣介石的斷然行動確有一定程度的冒險性。此時東進討伐，尚有可為。

但武漢方面的主流意見是北上。北上，較量的對手同過去已有改變。本來，吳佩孚在兩湖失敗後移居鄭州。他的地盤北自保定，南至武勝關。但他已沒有戰鬥力較强的部隊。副總司令靳雲鶚又同他鬧翻，去同已控制陝西的馮玉祥部聯絡。1927年2月8日，張作霖通電：“武漢不守，禍延長江。只以豫中系吳玉帥（吳佩孚）駐節之地，再三商詢，自任反攻。我軍雖切攖冠之請，並無飛渡之能，兵至直南而止。今時閱半年，未聞豫軍進展一步，反攻之望完全斷絕，長江上下將無完土。茲已分飭敝部前進，誓收武漢，進取粵湘。”這是北洋軍閥間的內部衝突。3月13日，奉軍由張學良、韓麟春統率精銳部隊渡過黃河，直入鄭州。吳佩孚殘部本已四分五裂，各尋出路。這樣，武漢政府的北上，就成了進入河南同南下威脅武漢的奉軍作戰。

武漢政府第二期北伐的主張得到鮑羅廷的支持，但共產國際新派來的代表羅易表示反對，他主張就地進行土地革命，鞏固既得的革命根據地，他將鮑羅廷的主張稱為“西北學說”。

蔡和森將鮑羅廷主張“西北學說”的內容歸納為八點，主要的六條是：“（1）帝國主義在東南的勢力太大，誰到東南不是投降便是失敗，遠如太平天國，近如我們的四月十二及蔣介石之投降。所以東南不是革命的根據地。（2）西北帝國主義的勢力薄弱，且又接近蘇俄，故可為革命根據地。（3）東南是中國資產階級勢力的中心，蔣介石與我們正式决裂之後，對於武漢經濟封鎖，商業停止，匯兌不通，食料燃料日見恐慌。如不迅速北伐跑西北，即使蔣介石不打來，不到幾星期，武漢政府在經濟上也要自潰自倒。……（6）此時小資產階級國民黨領袖們對於經濟封鎖，武裝干涉，社會普遍的不安與動搖正在憂惶萬分，怎能再強迫其實行土地革命？如此只有使國民黨離開我們，使左派與蔣介石妥協而與我們分裂。（7）唐生智靠不住了，非迅速北伐接出馮玉祥來牽制他不可。同馮玉祥到西北可以去開一新局面。（8）所以現在革命只有廣出，土地革命只有打到北京後實行。”

可以感覺得到：他們對東進已沒有信心，因為對方有了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江浙財團的支持；奉軍主力南下，無法置之不理；武漢內部各種力量矛盾重重；如何應對，方寸已亂。鮑羅廷的打算是：北上擊退奉軍後，在河南迎出從蘇聯回國不久、已控制陝西的馮玉祥所率西北軍，打通同蘇聯的聯系，再開創新的局面。

北伐主力是張發奎統率的第四軍、第十一軍和唐生智部第三十五軍、第三十六軍。奉系南下河南的是協力廠商面軍軍團長張學良統率的六個軍和第四方面軍軍團長韓麟春統率的五個軍。雙方出動的都是精銳主力。對北伐軍來說，尤以張發奎統率的兩個軍在戰鬥中貢獻為大。

雙方戰鬥最激烈的地區是河南上蔡、臨潁一帶。奉軍武器裝備好，有鄒作華帶領的炮兵，還有騎兵和坦克。但北伐軍主力是北伐開始時就號稱“鐵軍”的原第四軍（包括獨立團），共產黨員多，士氣高漲，作戰勇猛。戰鬥异常激烈。5月28日，張發奎部以猛烈激戰，攻克臨潁。當年擔任連指揮員的蕭克回憶道：“這一仗是北伐軍在河南戰場上打得最激烈的一仗。北伐軍從東、南兩面進攻臨穎（潁）城，前仆後繼，奮勇衝殺，不一日將奉軍全部擊敗，但我軍的傷亡也很大。”黃埔一期的優秀共產黨員、時任團長的蔣先雲在這次戰役中犧牲。“戰前，他向全團演說：‘我團是新建立的，打仗有沒有把握？’他肯定地說：‘我覺得是有把握的。因為我有一條命去拼，有一腔血去流。’蔣先雲在戰鬥中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他身先士卒，直到陣亡。”這是河南戰役中决定性的一仗。唐生智兩個軍在駐馬店同奉軍作戰不利，但已無關全域。

這以後，奉軍在河南便無力支持，又擔心閻錫山歸順國民革命軍後從娘子關東出切斷奉軍從京漢鐵路北撤的退路。鄭州據京漢、隴海兩大鐵路的交會點，又是唯一貫通豫中和豫北的黃河大鐵橋所在地，位置極為重要。奉軍第二十九軍軍長戢翼翹回憶道：“五月中旬，我們在漯河、郾城一帶與革命軍激戰，而馮玉祥的國民軍果自陝西東出。守鄭州的萬福麟、高維嶽兩軍不得不西上迎敵，鄭州空虛。等到五月二十六日萬福麟在洛陽敗退，國民軍由洛陽沿隴海路直攻鄭州，鄭州並無强大兵力抵禦，於是奉軍不得不自各線總退卻，放弃鄭州。”

6月6日，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徐謙、顧孟餘、孫科從武漢到鄭州。9日，馮玉祥和在馮部軍中的于右任、鄧演達坐火車從潼關到鄭州。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等都到火車站迎接。馮玉祥回憶道：“我背著把雨傘，穿著一身棉布褂褲，束一根腰帶，下車一一握手。”雙方從10日起進行會談。武漢方面對這次會談抱有極大希望，認為如果能得到馮玉祥的合作，在軍事力量上便可以大大超過南京方面，並得以在西北打開局面。但馮玉祥最關心的是經濟問題，提出要求武漢政府每月發給軍餉300萬元。汪精衛口頭答應150萬元，實際上只能給60萬元，遠遠不能滿足馮玉祥的要求。兩年後馮玉祥回憶道：“當時議決者，關於政治上，則任餘為河南省政府主席及豫、陝、甘三省政治分會主席；而關於軍事者，隴海路以北、京漢路以東之敵，由第二集團軍（原馮部國民軍聯軍）擔任防禦。唐總指揮所部各軍，一律撤回武漢，休養整頓。”會議到11日結束。

武漢政府在這次“第二期北伐”中做出了不小的犧牲，特別是上蔡、臨潁之役。它得到了什麼？河南給了馮玉祥。武漢政府繼續北上的路被隔斷，除解除奉軍南下的威脅外，只應了一句老話：竹籃子打水一場空。更令武漢方面吃驚的是：鄭州會議結束剛一個多星期，馮玉祥到徐州，同蔣介石和南京政府舉行了徐州會議。

這次會議，是蔣介石主動推動實現的。6月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鄭州已為馮軍佔領，我軍亦佔領徐州，以後變局極難推測。”6日，他致電馮玉祥，沒有立刻得到答覆。12日，也就是鄭州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大概馮玉祥的主意基本已定。蔣介石在次日日記中興奮地寫道：“接煥章（馮玉祥）電，知其9日到鄭。自此，彼將入漩渦矣。”但蔣對馮玉祥究竟持何種態度一時尚不瞭解，所以，14日“思索大局之處置”時還有“馮聯共黨以謀我”和“若馮不聯共”兩種估計。16日日記載：“接煥章約餘會於開封。”可見馮的態度仍有猶豫。最後定於徐州會見。19日，蔣介石先到徐州迎接馮玉祥，兩人當天進行長談。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今之餘與煥章相會，實為歷史上得一新紀元也。”

6月20日，南京方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胡漢民、吳稚暉、李石曾、李烈鈞、張靜江到徐州（李宗仁、白崇禧本在徐州）開會。馮玉祥日記中只有一句：“决定清黨及貫澈北伐大計，是所謂徐州會議也。”其實中間也有曲折。蔣介石20日日記：“十一時會議，以餘與馮聯名通電北伐及取消武漢偽政府”，“馮未表示反對”。第二天日記：“忽得馮不能履行昨日決議，不敢與餘聯名反對武漢也，殊甚駭異。膺白、石曾、協和（李烈鈞）均往詢其故，乃為經濟未决也。餘即允每月發二百萬元，彼乃來開會，從新決議。其個人勸武漢政府取消，而與餘聯名通電北伐也。”馮玉祥以後寫道：“本來武漢方面，希望我幫他們打蔣，蔣這方面希望我幫他們打武漢。但我說：‘若是我們自己打起來，何以對得起孫中山先生，又何以對得住中國的人民！不論如何，我寧願得罪你們，也不願你們自己打。我懇求你們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們的敵人，這是重要的事。’”“會一散，蔣介石拿擬好了的一個電報稿給我看，就是繼續共同北伐的通電。我和蔣介石都簽了名。”徐州會議期間還有兩件重要的事。一是經濟問題確非有個結果不可。據說蔣除面允月發200萬元外，還當即付銀元50萬元。這同武漢政府在經濟上的窘迫不可同日而語。而蔣介石此時能如此闊綽，自然同江浙金融資本家的支持分不開。二是會後不久，馮蔣兩人還結義為“如胞”把兄弟。馮玉祥後來在出版《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時，還將兩人手寫的譜書影印發表。

鮑羅廷的“西北學說”，對從西北接出馮玉祥本抱有熱切期望。馮玉祥態度突然變化，對武漢方面是絕大打擊，使其陷入走投無路的境地，局勢頓時改觀，也促使馮同共產黨的關係很快發生變化。

看起來仿佛很奇怪：馮玉祥在國內對奉戰爭中挫敗後去蘇聯來回路程近四個月，日記中對蘇聯讚不絕口；回國時蘇聯給了他不少援助。中共黨員劉伯堅同馮玉祥一起回國，被他任命為國民軍聯軍政治部副部長。馮所籌備的中山軍事學校主要領導職務都由共產黨人擔任，校長史可軒、副校長李林都是共產黨員，鄧小平回國後也在該校任政治處長兼政治教官，李大釗以往同馮玉祥有密切往來。馮還聘請蘇聯顧問團成員馬斯曼諾夫為國民軍聯軍政治軍事顧問。為什麼馮玉祥在徐州會議時會那樣快地倒向蔣介石呢？其實這並不奇怪，主要原因有以下兩條。

第一，很直接的原因還是經濟問題。馮玉祥說：“我們所感到的困難，主要地是在財政方面。”他們在出潼關東進河南以前，最重要的都市是剛由國民軍聯軍解圍的西安。“此間被劉鎮華圍攻八月之久，省城（西安——引者注）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乾乾淨淨。省城以內，在圍城期間，單說餓死的就有三萬多人。富有者以油坊裏豆渣餅充饑，一般人民則以樹皮草根裹腹，到豆餅和樹皮草根吃盡了的時候，就只有倒斃之一途。地方糜爛到這個地步，一時萬難恢復，可是大軍從五原、甘肅不斷地集中到這裡來，阿兵哥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個是穿的破衣破鞋，面帶菜色，同時政和黨兩方面也在急迫需錢。”他又說：“我們一軍在河南招募補充兵源，以費用匱乏，非常艱難。日日三令五申，還是辦不出成績。槍彈的補給，亦是沒有辦法的問題。新兵無槍，只好每人發給一把大刀，刀是當地定打的，比北平所製品質差得太遠。又打大鎬、鐵鍬和大斧，作為兵器。每日朝會討論，總是說著‘三粒子彈打到山海關’的口號，其實只是口號罷了。事實上怎麼辦得到？此外傷者病者沒有醫藥，殘廢者沒有人抬扶，死者連棺材也沒有，只以布袋裹著埋葬，名之曰‘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馮玉祥的部隊人數不少，訓練又力求嚴格，但財政經濟狀況已近乎饑不擇食的地步。他在西安時，在這個問題上就對武漢政府有所不滿，在3月20日日記中寫道：“武漢政府前允月助百萬元，後改三十萬元，謂我軍已有陝、甘兩省，亦足自給。豈知新病之餘，亟須補充元氣，西北灾祲之餘，何能再事搜括。而以道路不通，即此三十萬元，亦不能按月到手，殊為焦慮也。”到鄭州會議時，武漢連每月60萬元的軍費都難以拿出，而蔣介石痛快地答應月給200萬元並立刻拿出50萬銀元來。馮玉祥一下子就倒向南京方面的原因，由此多少可以明白。

第二，從更深層次來看，馮玉祥不是共產主義者，只能說是一個信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愛國軍人。馮玉祥說：“我在留俄的三個月內，接見了蘇聯朝野的許多人士：工人、農民、文人、婦孺以及軍政界的領袖。從和這些人的會談以及我自己對於革命理論與實踐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結果，深切地領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鮮明的主義與參加為行動中心的黨的組織不可。在我留俄的期中，我自己和國民軍全體官兵，都正式登記加入了領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了。”當他率軍從西安出潼關時，對歡迎者講話說：“中國民窮財盡，外受列强壓迫，內受軍閥蹂躪，此次本軍出征，對外要取消不平等條約，還我自由，對內要掃除賣國軍閥，重整山河。”也就是說，他的目標也是“打倒列强除軍閥”，或者說反對帝國主義，掃除軍閥勢力。在十多天前，他對人說：“要將派別分清，最右派持升官發財主義，最左派偏重理想而忽略事實，二者皆所不取，惟有三民主義及中山遺囑，所述中庸平正，適合中國之現狀，應恪守勿違也。”這是他的基本政治態度。

所以在馮玉祥看來，武漢政府也好，南京政府也好，都是中國國民黨，都在進行北伐戰爭，應該合作北伐，這是最重要的。他不願意幫助武漢政府打南京，也不願意幫助南京政府打武漢。但蔣介石在財政經濟上給了他巨大支援，又同他結為盟兄弟，馮自然同南京方面的關係更密切了。

從武漢方面看，河南的政府和軍事都已交給馮玉祥，武漢的軍隊只有南撤，不再談得上什麼北伐。鮑羅廷的“西北學說”全部化為泡影。

（本文摘自《1927，生死轉折》，作者金沖及，著名中共黨史和中國近代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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