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楊弃非每經編輯：劉豔美盧祥勇

前幾天討論深圳落戶新政時，記者曾提到一個觀點：常住人口大增，對深圳有限的資源構成了新的挑戰。一個明顯的名額是，深圳跌出萬億都市人均GDP首位“寶座”，下滑至第5名，這某種程度上也助推了深圳人口政策“轉向”。

從這個角度出發，深圳的最新舉動，至少說明了兩個趨勢：一方面，人均名額愈加成為都市政策制定的依據；另一方面，長期位居第一的深圳“退步”，也意味著都市人均GDP的原有局面正在發生變化。

誰取代了深圳？

基於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記者對“萬億俱樂部”都市2020年人均GDP進行了統計。其中，無錫、南京、蘇州三座江蘇都市同時超過深圳，成為最大“贏家”。而縱觀所有“萬億俱樂部”都市，一個普遍趨勢是，沿海城市在人均GDP上表現出更明顯的增長優勢。

16座都市人均GDP“回檔”

最新資料顯示，在人均GDP這個名額上，萬億都市中大多數都出現不同程度“擠水”。

深圳的表現最為突出。根據統計公報計算，深圳2019年人均GDP已超過20萬元，成為唯一達到該門檻的萬億都市。而根據2020年數據，深圳不僅退回“15萬元”量級，且不及無錫、北京、南京、蘇州。

對比23座都市2019年和2020年兩年的人均GDP數據，僅北京、南通、福州、泉州、濟南、天津和重慶7座都市出現小幅度增長。換句話說，有16座都市該名額都出現回檔。

“擠水”的一個結果是，與10年前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相比，都市人均GDP排名出現明顯變化。

分區域來看，長三角與珠三角都市排名發生明顯“互換”。2010年，位於第一、第四、第五的深圳、廣州和佛山在去年分別下降至第5、第8和第16比特；而長三角都市中，除新晋“登頂”的無錫外，南京從第12比特升至第3比特、南通由第15比特升至第10比特，進步最為明顯，蘇州、杭州排名也小幅上升。

有觀點認為，人均GDP能部分反映都市經濟與人口的增長關係。某種程度上，過去10年間，珠三角都市人口增速相對較快，經濟發展對人口增長的依賴度高於長三角地區。

具體而言，深圳、廣州、佛山三市十年的人口增速分別為69.54%、47.06%和32.03%；而長三角萬億都市中，僅增速為37.19%的杭州與其類似。

分梯隊來看，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的萬億級都市共有6座：無錫、北京、南京、蘇州、深圳、上海。

全球範圍內，一般把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作為發達經濟體的門檻。若以此為標準，上述6座都市均達到發達經濟體經濟水准。而2019年曾一同入圍的廣州、杭州、武漢和寧波，則退出此列。

强省會，經濟趕不上人口增速？

對於大部分萬億都市而言，在經濟總量不斷做大同時，提升經濟質量的需求更顯迫切。這一點在省會城市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23個GDP萬億都市，11個為省會城市，占比近半。2020年人均GDP排名後10比特的萬億都市中，省會城市佔據6席。而若與2019年排名相比，除南京、杭州、福州及濟南外，廣州、武漢、長沙、合肥、鄭州、成都、西安等7個省會城市排名都出現下降。

若進一步比較十年間人均GDP排名變化，除南京、福州排名大幅拉升，武漢、杭州小幅上調外，廣州、長沙、濟南、合肥、鄭州、西安等都出現下降。

記者此前曾分析過七人普省會城市的人口變化情况。一個總的趨勢是，人口加速向省會城市聚集，省會城市的人口首位度進一步提升。

但多個省會城市的排名下滑說明，其經濟的增長速度似乎並未能趕上人口增長速度。換句話說，在省會城市實現人口聚集同時，尚未能出現足够的經濟要素聚集。

一個原因是，一些省會人口增長來自行政手段的影響。比如，西安人口增長部分源自託管西鹹新區，而2019年資料顯示，西鹹新區人均GDP為5.0萬元，僅為同期西安全市9.3萬元的一半左右。在提升西安人口總量同時，西鹹新區也拖了人均GDP的“後腿”。

而在人口加速聚集之後，部分省會城市也尚未做好產業、社會發展的相應準備。特別是正處在承接沿海城市產業轉移的內陸都市，尚需進一步佈局都市產業結構、推動產業轉型陞級，以提供更有競爭力的發展機會。

這又牽涉到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都市應該先發展經濟還是先集聚人口？

有人認為，人口聚集將帶來規模效應，而規模效應可能造成經濟效率的提升，通過提高單個人的產出，實現人均GDP的新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口新增可能短期內會造成人均GDP的减少，但長期來看，理論上最終會實現人均GDP的提升。

由此出發，對於已經初步累積起人口資源優勢的省會城市而言，關鍵在於如何找到撬動規模效應的“支點”。

江蘇的“勝利”與隱憂

江蘇都市的上升態勢同樣值得關注。

作為全國GDP第二大省，江蘇在人均GDP上的表現一直不俗。2019年，“江蘇人均GDP比浙江多了1.6萬元，為何人均收入只有浙江八成”的話題就曾因引發討論。

從七人普數據看，該優勢進一步擴大——江蘇以12.1萬元的人均GDP再次超過浙江的10.0萬元，差距進一步新增至2.1萬元。

從萬億都市層面來看，與浙江的杭州、寧波兩市相比，江蘇的無錫、南京和蘇州三市人均GDP多出2~3萬元左右，南通也緊追不捨，與寧波的差距只有2000元。

一種解釋認為，江蘇如今的經濟發展得益於鄉鎮企業較早起步所累積的資本基礎，而後順應對外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又為江蘇發展再添“一把柴”。排名靠前的無錫、蘇州兩市，無不是得益於“蘇南模式”實現了快速發展。

但隱憂猶現。

儘管在代表經濟質量的人均GDP上勝出一籌，但在反映生活水準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江蘇都市卻不及浙江、廣東都市。以2020年各市統計公報公開數據為例，人均GDP居首的無錫，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不及深圳、杭州和寧波。

一個原因是，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藏富於民”的市場經濟發展邏輯，與江蘇形成了鮮明對比。在201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辦的一檔《有請發言人》節目中，浙江省統計局總統計師王美福就曾指出，11個浙江人裏就有1個老闆，金華老闆最多，100個人中有16個老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縮小人均GDP和群眾感受之間的“溫差”上，江蘇都市有更大的發力空間。

此外，從人口結構來看，江蘇都市的另一項“危機”已然迫近。

與浙江、廣東萬億都市相比，江蘇四市明顯表現出“老態”。其中，以“長壽”著稱的南通，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30.01%，65歲以上人口更是達到超老齡化社會20%的基準線；無錫該名額也超過14%，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而老齡化程度最輕的深圳，60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不到無錫的1/3。

對於“攻擂”成功的無錫及其他江蘇都市而言，維持住人均GDP的優勢，將是都市發展的一個新課題。

記者|楊弃非編輯|劉豔美盧祥勇王嘉琦杜恒峰

校對|孫志成

本文來自我的小夥伴：都市進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