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新京報的報導，9月22日，河北衡水武邑李先生反映稱，其母親因子宮脫垂到武邑縣醫院住院治療，17日下午，其母親被推進手術室進行麻醉後，一名醫生通知準備13000元現金給專家。

李先生稱，院方並未提前告知家屬，沒有準備現金，最終李先生家屬把錢轉帳給了大夫。但由於李先生母親在手術室等待1小時，麻醉效果已過，還是未能進行手術。據瞭解，患者已於20日出院，院方已將13000元退還家屬。

醫院負責人回應，執行手術的醫生為外聘專家，手術涉及到的費用問題，已事先跟家屬溝通，患者也同意做。收費合規，專家費不通過醫院。

就此事，武邑縣衛健局已介入調查。

又是一起“飛刀”引發的醫患糾紛，近年來已不是新鮮事。

“飛刀”作為一種市場需求下的時代產物，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時許多“身懷絕技”的外科醫生們開始接受邀請，利用週末等休息時間，飛往外地為患者開刀，“飛刀”一詞由此得來。

“飛刀”的出現同時滿足了患者、醫生、醫院的三方需求——

患者能够在醫療資源不足的都市，享受到一線的醫療服務；

專家級的醫生可以獲得與能力匹配的收入，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基層醫院可以彌補科技不足的窘境、並且為基層醫生提供帶教、學習的機會。

“飛刀”之所以會成為醫患糾紛的風暴口，源於其“灰色性”，三十年來政策更替，但仍未被完全“陽光化”。

在90年代初期，《執業醫師法》尚未頒佈，那是一段醫生享有“自由執醫”權力的年代，也是屬於“飛刀”的黃金年代。

然而缺乏監管的自由下，也衍生了各種醫療糾紛，1999年國家正式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規定醫師只能在唯一的醫療機構注册後才具有行醫資格，這意味著“飛刀”成為違法行為。

2005年衛生部出臺了《醫師外出會診管理暫行規定》，規定醫生外出會診，醫院和醫院之間的會診要有書面申請，醫生應該經過所在醫院同意並登記備案後，才能出診；未經所在醫療機構準予，醫生不得擅自外出會診。同時也對會診費用作出了相關規定，但並未發佈指導價。

2014年11月衛計委發佈《關於推進和規範醫師多點執業的若幹意見》，首次提出對醫師多點執業實行注册管理。

2017年2月，衛計委頒佈《執業注册管理辦法》，終於第一次明確，醫生可以在其它醫療機構執業，只需備案即可，無需註冊醫療機構的許可。

2021年8月20日，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法》通過決議，再次明確了“多點執業”的合法性，鼓勵醫生“多點執業”。

多點執業政策的頒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醫生和患者的法律保護需求，但還有許多灰色地帶未被明確，比如專家費的指導價、專家費的收取流程（告知義務、收費記錄）等等。這就使得醫患雙方，都處於風險之中。

此次衡水武邑事件，衝突正是出在飛刀費的告知上，醫院聲稱已事前告知患者及家屬，家屬聲稱醫院只通知了患者，未同步家屬，家屬對專家費的收取並不知情。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我們只能靜待衛健局的調查結果。

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於李先生家屬與醫院之間的資訊差，耽擱了母親的手術，是患者的損失；專家白跑一趟，是專家的損失；未來是否還有專家願意飛，是武邑縣醫院和武邑縣人民的損失。

“飛刀”的風險還不止於此。

患者做完手術倒打一耙，“農夫與蛇”也頻頻發生。

2018年12月，齊齊哈爾醫學院附屬三院骨科醫生請外院專家為患者做手術，收受了患者家屬給外院專家的5000元會診費，被當成在醫療服務中索要紅包被舉報；

2019年9月，北京天壇醫院專家“飛刀”前往山西洪洞縣為腦梗患者手術，術後被舉報收取10000元紅包，並有偷拍視頻為證；

2020年11月，大慶第五醫院經患者同意後邀請哈爾濱一專家前來手術，並支付3700元“飛刀費”，後因不滿手術台次延後反手向媒體投訴醫院違規收費；

2021年7月，上海一專家前往河南滑縣新區醫院為患者開展斜頸手術，在收取3000元專家費時被患者家屬偷拍，家屬向媒體曝光要求維權。

錢能退，治療效果能退嗎？

維權能撤，潑的髒水能撤嗎？

不可否認的是，專家的“飛刀費”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但和培養一比特專家級的外科醫生相比不足為道。一名醫生週末放弃休息，放弃陪伴家人，飛往各地給患者開刀，除了錢以外，也有出於患者的期待，出於治病救人的本心。

在患者對“飛刀費”頗有微詞時，是否考慮過，如果沒有“飛刀”，患者可能需要跋山涉水，前往北上廣等一線都市求醫，人生地不熟，花費的時間、金錢成本暫且不說，一線都市三甲醫院一床難求，專家號一號難求要如何解决？

令人欣慰的是，這次熱搜下的評論是這樣的——

不再是對醫生的人身攻擊，而是對專家科技價值的認可，對基層醫院能够享受一線醫療資源的感謝。患者、福斯如此，何愁沒有醫生的傾力相助？

懷着“治病救人”初心的這群人，願意將時間、智慧、知識奉獻給患者，將生命奉獻給中國醫療衛生事業。那少數患者呢？在偷拍的時候，是否也該摸摸自己的良心。

撰文|梅斯醫學

編輯| Jess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