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兩年裏，人們熱衷於談論學區房，談論擇校，談論培訓巨頭們的興盛和衰亡。這些概念多存在於大城市間。相比之下，縣城的教育生態少有被講述的熱度。

與之相對應的，是廣大縣城中數量龐大的學生。調查研究顯示，中國2000多個縣容納了全國50%以上的學生。

無論是衡水模式大行其道的時候，還是“雙减”之後，週末學科培訓被叫停的現在——補課，在縣城，以一種跟大城市截然不同的邏輯，持續運轉著。

文|易方興

編輯|楚明

運營|月彌

補課製造的擁堵

對縣城的家長們來說，無論是貧窮還是富裕，都要遵守縣城補習班的邏輯法則。

這一點跟大城市頗有差异。比如輪滑課、鋼琴課、樂高課……這些在縣城不大受待見。在家長們心裡，能提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語數外這老三樣是絕對的主流。在縣城補課，關係大於規則，口碑大於行銷。大城市裏經過行銷後幾乎人盡皆知的培訓機構，諸如學而思培優，對縣城來說沒有意義，很難觸及到這裡。

最大的原因是這些大機构在縣城招不到老師，很多好老師去市里了。要達到全國標準化的教學水准，縣城本地的老師則略顯不足。同時，縣城沒有小升初，沒有培優的需求，奧數班不吃香，所以學而思培優混不開。相比之下，符合縣城本地特色的“補差班”“提分班”才是最吃香的。

為了進入好的補習班，家長們得絞盡腦汁。很多縣城學生補過的都是諸如“X狀元補習班”“X老師提分班”之類的補習班，有的是借用商家店鋪，有的隱藏在居民樓。這些補習班，通常由退休教師或是一些大專畢業生來教，有的乾脆直接聘用高三畢業學生來兼職，良莠不齊，選擇起來也不容易。

一名初中生的父親吳峰，做小生意，一個月收入5000塊錢左右，這在當地已經算高的。儘管如此，補習班依舊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囙此容不得選錯。一個星期前，他參加一個朋友的酒局，那個朋友是科長，透露了一個補習班，說是這個老師把一個班上30名的孩子教到了班級第一。在縣城，一個補課老師有這一個案例就足够了，足以吸引一大批家長。他敬了三次酒，終於要到了補課老師的聯繫方式。

光有聯繫方式還不够，爭取下來補習名額還要付出代價。吳峰打電話去問，開班的是一名退休數學教師，對方說只收20個學生，現在報名有點晚了。吳峰馬上懂了，馬上給老師充了200塊錢手機電話費，獲得了新增的名額。等到進去才發現，這個班已經收了33個學生。

縣城補習的另一個瘋狂之處，還在於補習班最大的競爭對手，不是同行，而是公辦學校的老師們。

雙减之後，公辦學校教師補課行為被嚴查。前幾年，還是有膽子大的老師冒險。吳峰說，這樣的機會只給少數學生。“比如去年的時候，班上那些成績好、比較聽話的尖子生，老師暗示週末需要來老師家裡補課。”這常常讓吳峰很羡慕，因為他兒子的成績還不够好，沒有這樣的機會。

違規補課的公辦校老師，是校外培訓機構的有力競爭者。縣城一家以英語補課為主的補課機构校長說，在過去，他總是被公立校的英語老師搶學生。他主做小學六年級到國中的英語補習，“六年級的學生好招，但能否留存，就要看昇到了國中是否遇到初中英語班主任了。只要遇到英語班主任，班主任就會要求班上學生到他家補課，生源就流失了。”

“小縣城沒什麼別的路，只能依靠考試”

在縣城，真正的競爭是悄無聲息的。

教育攀比也是一種競爭。對孫莉來說，生活在小縣城，每個人幾乎都是透明的，圈子裏的人都彼此瞭解，“你身上早就有很多標籤了，孩子就是你最重要的一個標籤”。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暑假，參加一個同事孩子的升學宴，考上了一所重點大學，辦了六十多桌酒，祝賀的人都用“成功”來評估。相比之下，另一個同事的孩子，只考上了大專，連擺酒席的資格都失去了。

在組織裏，這種競爭更是無處不在。孫莉在一家事業單位當會計，平時工作枯燥、重複，6個同事坐在辦公室裏，能聊的共同話題，永遠都是那麼幾個，位於金字塔塔尖的話題無非也是孩子。

最讓她鬱悶的一點，是她總覺得其他同事的孩子都比她的優秀，但她們在表面上又都不承認。有時她聽得牙齒都發癢。有一次一個同事說，自己的兒子得了市數學競賽一等獎，然後說完了馬上問她：“你兒子不是在上補習班嗎？能不能推薦點比較難一點的輔導資料？”還有一個同事的兒子雖然成績中等，但親戚就是老師，天天免費補課，每天都在辦公室說“你說我這一下子省了多少錢啊”。

雙减政策下來，他們辦公室裏也討論了一陣子，但聊來聊去還是老話題——升學難，找工作不容易，得出的結論還是得繼續補課，“我們小縣城沒什麼別的路，只能依靠考試”。

兒子昇上初三之後，帶兒子補課的吳峰感覺很疲憊。兒子學習很要强，現時班上排名第十。按照往年，班上前十名有機會考上市裏的重點高中。暑假的時候，帶著兒子孩子去內蒙古玩了一趟，父子都很開心。結果妻子一個電話打過來，說兒子班上11名到20名的孩子暑假都在瘋狂補課，他的好心情一下子沒了。

縣城就那麼大，兒子班上好幾個同學的父母還是他同事，平時見了面說起孩子，都一副不成器的模樣，“天天就知道玩”。後來他私底下一打聽，這幾個同事的孩子，上補習班比誰都凶，有的還請了一對一家教。

“這哪是學習啊，這是打仗。”吳峰說。

現在，他的兒子也加入這場補習戰爭。雙减之後，學校規定，所有工作只能做一個半小時，假如是做5門課程的工作，平均到每門只有18分鐘。“18分鐘，數學能寫幾道題？這可能嗎？”於是，他眼看著兒子每天6點放學，然後趕往補習班，等上完了他接兒子回到家已經是晚上9點，然後繼續做作業到11點。

“等洗完澡，再吃點東西，睡覺都12點了，第二天早上6點還要起來上學。”由於縣城比較小，他們家距離學校1公里，以前兒子都是走路上下學，如今為了讓他能多睡一會，他專門買了一輛電動車送他。

兒子一天晚上完補習班跟他說，“爸爸我好累，好餓”。他一時間不知道怎麼安慰兒子，只能給他買了個漢堡。結果路上還偶遇了班上排名15名的同學，他趕緊趁熱打鐵，“你看，他也是剛學完，你要是不學，就被他超過了”。

“雙减”之後，補課的慣性

雙减要求取消週末學科補習班，著實讓孫莉擔憂了一把。

孫莉覺得，這就好像一個每天都要吃藥的人，突然停藥了，這可怎麼辦呢？第二天，孫莉請了個病假，幾乎是守著10點鐘，等當地最大輔導機构開門就去問。像她這樣焦慮的家長可以說是輔導機构的最愛。一個老師模樣的中年男人看起來一點不慌，當著她的面泡起了茶，端著茶杯說：“現在週末不讓補課了，我們這裡的班都從週末改到了星期中間。”

孫莉趕緊刷二維碼，三科補習費，大約3000塊。週一、週三、週五晚上上課，從晚上6點半上到8點半。

隨之改變的還有是孩子的作息時間。教育部在最新檔案中要求“5+2”，也就是中小學階段，每週5天都要開展課後服務，每天不少於2小時。原本當地的初一學生是4點左右放學，現在加了2個小時學校的課後服務，變成6點左右放學。為了趕補習班時間，還有家長給老師寫申請書，申請提前15分鐘放學，以免錯過補習班。

改變的，還有晚飯內容。9月6號是週一，孫莉來接兒子放學，她背著雙肩包，站在校門口，手上還提了個塑胶袋。雙肩包裏放著輔導班的資料，塑胶袋裏裝著兩個烤紅薯，兩碗凉菜。馬上6點半培訓班就開課了，她得跟兒子在路上抓緊吃兩口，邊吃還不忘邊囑咐：“別吃太多，到時候血液都在胃裡，上補習班腦子就不够用了。‘’

等到了補習班門口，看見幾十個像他們一樣邊啃東西邊等著課程開始的家長和學生時，她才知道投入其中的，不是她一個。

除了換了時間，換了形式，一切似乎也沒什麼變化。一些中學根據雙减的要求，開始了課後服務的摸索。比如，有的學校馬上成立了一個“校內課後服務中心”，一口氣推出了三款不同的課後服務模式。

“最普通的就是‘基礎託管班’，這個班最便宜，只要400塊錢左右，老師什麼都不講，相當於放學了之後，上兩個小時自習。貴一點的是‘特色課程班’，這個班是正常上課，要近1000塊錢一學期。最貴的是‘特長課程班’，是校外請人過來講課。”一名國中教師劉琦透露說。

課程出來後，讓家長們自行選擇，大約80%的家長選擇了貴的班。幾乎沒有家長選擇基礎班。劉琦說，由於規定課後不能上語數外課程，現在一般會把課程的名字變一下，比如，語文叫閱讀課，英語叫欣賞課，數學叫思維課。

某種意義上，還是在補課。多名該縣城的公辦學校老師都感覺現在工作量更大了，學生睡覺也更晚。

由於班上學生們大都在補課，但在公辦學校課堂上又不能超前授課，所以老師們還得面對校外補習機构帶來的教學壓力。“我們班50個學生，只有一個人沒補課，因為實在太窮。”劉琦說。有一次，按照教材計畫，他要講類似5+（-3）這樣的負數加減法。結果講這一課的時候，班上一大半的學生都快睡著了，因為他們早就上過了。

9月10號這一天夜裡，接補課的兒子的孫莉，在培訓機構門口堵了10分鐘，還是沒能開上主路。進來和出去的車將路徹底堵死。一個推著幹炒牛河快餐車的人趕過來，見縫插針做起了生意。

一時間，她被裹挾在停頓的車流中，陷在原地，動彈不得，前方是主幹道，後方是排著長隊的車。

（文中孫莉、吳峰、劉琦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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