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度宗，鹹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聽取南宋降將劉整建議，調整滅宋戰畧，將蒙古軍進攻重點由川蜀地區轉移到荊襄地區，次年九月，劉整、阿術率軍圍困襄陽。襄樊戰役正式爆發！

蒙古軍採取圍而不攻和圍點阻援的戰法，迅速搶佔襄陽、樊城週邊要地，修築城堡，構築長圍。為了打破蒙古軍的圍困，駐守襄陽的宋軍不斷出兵攻擊蒙軍據點，南宋中央也組織多次大規模援襄的軍事行動。

襄樊（今湖北襄陽市襄州區、樊城區）地處南宋京西南路（今湖北省北部）的北部，隸屬南宋京湖戰區。按說，軍事救援行動應多來自京湖戰區內部。但奇怪的是，大規模的救援行動和軍隊，反而來自隔壁，淮南西路（安徽、河南局部）。

南宋為何要捨近求遠，去遠調淮西的宋軍馳援襄樊？而荊湖地區持有大量兵力的情况下，為何始終按兵不動，坐視襄樊失陷？

其實，只要談到襄樊戰役，就繞不開一個人—賈似道。襄樊失陷的第一責任人，幾乎毫無爭議地指向賈似道。事實上，賈似道這個“黑鍋”背得不冤。在整個襄樊戰役期間，賈似道的指揮確實存在很大問題，但這不在本文的表述之列，筆者還會再出一期，關於賈似道與襄樊戰役的文章。

之所以提到賈似道，是因為大多數人認為，襄樊失陷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賈似道對襄陽的地位認識不足，未能盡力解圍，因而“外援斷絕”。宋代以詩言史的“詩史”汪元量，就曾作詩《醉歌》，其中寫道：“呂將軍在守襄陽，十載襄陽鐵脊樑。望斷援兵無信息，聲聲罵殺賈平章”。這首詩也基本上代表了當時人，對襄樊戰役的看法。

由於這篇文章不是“控訴”賈似道的，所以我們不就這一問題作過多探討。但其中一點還需言明。“外援斷絕”的情况確實屬實，但南宋中央組織多次的週邊支援也是事實。但如果就著這個問題往下看會發現，南宋方面組織的救援部隊，當真是“謎”一樣的操作……

據考證，在襄樊被圍的五年時間裏，為了解救襄陽的危急，南宋方面共組織了十三次軍事救援行動；出自京湖制司方面有六次，出自沿江制置副司有四次，出自殿前司兩淮方面有四次。從地域看，沿江制置副司仍屬兩淮，兩者加起來，兩淮共有八次，超過京湖的六次。

救援批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兩淮方面的救援規模要比京湖方面大得多。京湖方面出動人數最多的一次，是鹹淳七年七月，宋將來興國率戰艦一百艘，軍隊數萬人，支援襄樊。而兩淮方面，僅鹹淳七年六月一次，就出動了禁衛軍及兩淮水軍十萬人，馳援襄樊。

作為京湖的軍事重鎮，襄樊被圍期間，南宋中央大量抽調兩淮的部隊。難道是京湖地區兵力短缺，不敷所用？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實際上，京湖地區的兵力配寘，一直飄忽不定。按照記載，京、湖兵在嶽飛時期三十萬，史嵩之初為帥時尚二十五萬，賈似道為帥時尚二十萬，李庭芝自淮東為帥時尚十七萬，至呂文德减至七萬。但這個數據應該是不太對，南宋後期，對外戰爭頻繁，沒道理兵力不增反减。

淳佑年間，李曾伯入駐京湖制置司，當時京湖地區兵力已經大幅縮減，由十三萬减為九萬，李曾伯上任後指出，九萬人根本不足以防守京湖廣大地域，要求新增京湖軍額。由此，兵力逐漸增至十二萬。再加上後來新招募的“鎮邊軍”，人數大致穩定在十五萬人左右。

而作為北方軍事重鎮的襄樊，當時的駐軍至多不超過三萬人（考證數位）。所以在襄樊戰役期間，主帥呂文煥每次派出突圍的軍隊，少之又少。對比蒙古軍隊前後投入的十萬餘人，可謂是蚍蜉撼樹、杯水車薪……

襄樊一帶駐兵二三萬人，則說明京湖其他地區必屯駐有大軍，除郢州（今湖北鐘祥）、德安府（今湖北安陸）等地屯駐有部分兵力外，剩餘大部兵力應主要集中於京湖地區另外的兩個軍事重心——鄂州（今湖北武昌）和江陵（今湖北荊州）。

限於資料的原因，兩地的戰時實際駐兵情况不詳。但鄂州與江陵，是沿長江的重要都市，在宋代特別是南宋，始終都是京湖地區的軍事覈心所在。襄樊戰役時，首長京湖軍政的制置使司，就將治所設在鄂州（後改距離襄陽更近的郢州）。而此前很長一段時間，治所設在江陵。由此可想而知，兩地必駐有大軍。

襄樊失陷後，蒙古軍南征大將阿裡海牙，曾上書忽必烈：“江陵，宋巨鎮，地居大江上游，屯精兵不啻數十萬，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江水氾濫，鄂、漢之城亦恐難守。”指出江陵有兵數十萬。數位雖有誇大，卻也反映出江陵擁有一支規模較大的駐軍。

而事實上，堅守襄樊的宋軍，也曾經派人突圍去江陵求援。襄陽人師嚴，識大義，善槊射，冒死從襄陽突破，奔赴江陵求援，但後來的事情證明，江陵方面並沒有派兵前去增援，而是眼睜睜的看著襄樊失陷。後來師嚴又趕赴行在（臨安）求援，但南宋中央始終不予答覆（南宋方面還沒有决定是援襄樊，或是保鄂州）。師嚴遂拂衣去，終客死他鄉，可謂悲壯。

江陵、鄂州既屯駐有大軍，南宋政府為何仍要捨近求遠，從兩淮抽調軍兵救援襄樊呢？而江陵府又為何不發一兵一卒，任由襄樊陷落？

其實，即便江陵屯駐有大軍，也不意味著這些兵力可以抽調去救援危急中的襄樊，這取決於京湖的戰場形勢和南宋的整體防禦戰畧。

在襄樊戰役期間，為保證圍困襄樊計畫的成功，蒙古人在各個戰場（川蜀、京湖和兩淮）發動了一系列牽制性戰役，京湖地區也不例外。一部分蒙古軍和歸附的漢軍，曾一度攻掠漢水沿岸的宋朝州郡，其中包括荊山南部以及歸州、峽州一帶。但這些都是蒙古軍的小動作，而且是以抄掠為主，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軍事佔領。江陵還是沒有理由不去支援襄樊！

唯一合理的解釋，則是襄樊戰役期間，江陵駐軍有著比救援襄樊更重要的使命和任務！這聽起來有些扯，難道當時還有什麼比救援襄樊更重要的？

其實，在這裡有一個歷史誤區。我們之所以明白襄樊的重要，是因為我們知道襄樊失陷後，發生的一連串連鎖反應，以及對南宋的影響。但對當時的南宋精英階層和高級指揮系統來說，襄樊並不是他最看重的。他們更為看重憑藉地理優勢抵禦蒙古軍的川蜀山城防禦體系，以及長江沿線的沿江防禦體系。

襄樊固然也很重要，但在當時的宋人，包括賈似道在內看來，認為襄樊堅守的意義，僅僅在於確保襄陽的物資不為敵所用。賈似道曾經明確表示過“欲弃襄以全鄂”，即放弃沿淮一線，憑藉四川的重慶和釣魚城，以及京湖和兩淮的沿江都市，退守長江（這一觀點隨著戰爭的推進有所變動）。而留在江陵的軍隊，很有可能是隨時準備支援四川的夔州路（川東）。關於這一點，就要好好說說，南宋軍防的一方大陣“常山蛇陣”！

宋立國東南“無百二山河，唯曰長江為戶庭，兩淮為藩籬”，為抵禦北方强鄰的入侵，沿長江一線佈置軍隊，上起漢水，下迄淮河，將千里江面分為三流，形成川陝（陝西淪陷，不再為川陝）、京湖、兩淮三大防區。三大防區因所處地理位置不同，承擔的政治任務亦不同。兩淮防區，直接掩護南宋行在臨安和江浙重要的經濟區，以防禦長江下游；京湖防區，連接兩淮、川陝二防區，防禦長江中游。川陝防區，守衛四川天府之國，防禦長江上游。

三大戰區擁有相對固定的防禦區域和相對獨立的指揮權力，但分區設防戰畧能否實現防禦目標，則有賴於防區間的合作與配合。對此南宋方面有非常清楚的認識。汪若海說：“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

宋人評論“常山蛇陣”；“吳為天下之首，蜀為天下之尾，而荊楚為天下之中，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是為常山之蛇。

而在三大戰區中，南宋中央最為看重具有地理優勢的川蜀戰區。宋金時期，雙方的交戰區，主要集中在兩淮和京湖，其時，川蜀還尚有暇自保。可到了宋蒙戰爭時期，川蜀成為雙方最為激烈的交戰區，川蜀已無力獨自承擔本區的防禦工作。每年防秋之際，朝廷就必須抽調京湖精兵和物資入蜀。隨著四川局勢不斷惡化，援蜀成為常態，為强化京湖對四川的援助，淳佑二年，南宋設定夔路策應司，由京湖制置使兼任夔路策應使。自此，京湖正式負擔起協防四川的重任。

如此一來，京湖戰區的防禦之勢也隨之變化，導致京湖軍事重心發生調整，由北部漢水流域的襄陽南移至沿江一線的江陵和鄂州。而自夔路策應司成立以來，江陵府一度超越鄂州，成為京湖制置使司的常駐地。而駐守江陵的大軍“持重養銳，視敵所向，屯駐江陵，以觀賊之所向”，專職援蜀，除非事態緊急，極少挪作它用。

誠如前文所講，襄樊的形勢够緊急，但在南宋中央看來，還不足以危及東南。而從歷次與蒙戰爭來看，襄樊並不為蒙古人看重，就在忽必烈登基前的蒙哥滅宋戰爭時期，蒙古人還曾一度繞過襄樊，直撲鄂州，遂發生了賈似道主持的鄂州保衛戰，並憑此戰入朝拜相。

而在接下來的忽必烈滅宋戰爭中，賈似道錯誤地忽略了襄樊的重要戰畧位置，而仍將川蜀作為戰畧防禦的重點。

事實上，賈似道戰畧錯誤的形成，是有其現實情况為依據的。蒙古軍在圍困襄樊的時候，川蜀戰場並不平靜。蒙古軍發動了一系列牽制性戰役，尤其是對釣魚城和東川的攻掠，使得南宋絲毫不敢放鬆對長江上游的戒備。其中包括合州釣魚城在內的川東地區，仍是蒙古軍的重點進攻地區，四川的軍事壓力並未减弱。

事實上，蒙古人在川東的行動，未必會給南宋方面帶來多大的危險。但這已經足够讓賈似道等一干朝臣，錯誤的估計蒙古軍的戰畧企圖，並且就此錯過了救援襄樊的最佳時機。當襄樊地區被徹底合圍後，南宋中央幡然醒悟，但為時晚矣，加之京湖地區突遭驟變，京湖制置使呂文德病逝，群龍無首，派系傾軋的情况開始出現，指揮系統的紊亂，則導致無力快速調動京湖內部的兵力，組織有效的馳援行動。襄樊之敗，已成定局。

參考資料：《宋史》、《宋蒙（元）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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