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玠之所以成為南宋末期非常重要的將領，正是因為他在四川實施的“山城防禦體系”，一改四川被蒙古軍隨意抄掠的頹勢。後來，他留下來的防禦工事釣魚城，更是直接打死了蒙古大汗蒙哥。而且，直到南宋滅亡後，四川釣魚城還只能通過和平的管道才能拿下來。可以說，餘玠在四川的經營，創造了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迹。

但是，這樣一個立下大功勞的人，當時和後世卻給了他很低的評估。正當餘玠的山城防禦體系打造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宋理宗以餘玠“獨掌大權，卻不知事君之禮”為由，召他回朝。餘玠知道後，非常生氣，史書上說他“憤懣成疾，暴卒“。一年後，監察禦史吳燧告餘玠七宗大罪，理宗查抄餘玠家產，削去餘玠資政殿學士之職，並迫害其家屬和親信。

不只是理宗不待見他，史學家對他的評估也不高。《宋史》作者脫脫對餘玠的評估是：“喜功名，好大言……餘玠意氣豪雄，而志不克信。”意思是說，餘玠喜歡吹牛，但實際上意氣用事，眼高手低。

餘玠受到的這些不公平待遇，實在是南宋晚期政治生態最集中的體現。

餘玠之所以在四川山城防禦體系進行到最緊要關頭的時候，被理宗懷疑，實在是一場政治鬥爭的結果。當時，朝中左丞相謝方叔、參知政事徐清叟、監察禦史吳燧等人，與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趙葵等人爭鬥非常激烈。餘玠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本來沒有參與其中，但因為餘玠曾經是趙葵在兩淮戰場上的副職，屬於是趙葵陣營裏的人，餘玠的成功，就是趙葵的成功；餘玠的失敗，就是趙葵的失敗，所以，打擊餘玠，也就是卸掉趙葵的左膀右臂。在這種情況下，謝方叔和徐清叟等人才不遺餘力地彈劾餘玠。

那麼，宋理宗為什麼也在餘玠立下汗馬功勞的時候，選擇懷疑他呢？

一是因為四川在宋朝向來是敏感之地。北宋時有王小波、李順起義；南宋宋寧宗的時候，韓侂胄北伐，四川的封疆大吏吳曦叛亂，投降金國，直接造成北伐失敗。

二是餘玠給兒子取了一個名字叫做“餘如孫”。這裡的“如孫”，有人向理宗解釋說是“如孫仲謀”的意思。既然如孫仲謀，那就意味著餘玠想在四川割據稱王。

三是因為餘玠在四川不但打造山城防禦體系，還派俞興等將領在成都平原上屯田，從而讓四川的經濟得到了極大的復蘇。餘玠的做法讓老百姓非常感激，囙此有人私自為餘玠塑像，修生祠敬拜。這件事後來被餘玠發現後，及時封锁了下來，但還是傳入了宋理宗耳中。

四是四川軍隊由於長期缺乏管理，存在自行一套的問題。也就是說，上一任將領調離或陣亡後，軍隊裏就有人自封為接班人。當時四川統制姚世安是謝方叔的人，他就想自封將領。餘玠處置他沒有成功，反而被謝方叔狀告餘玠想獨霸一方。

基於以上四個原因，宋理宗囙此疑神疑鬼，聽信謠言，打擊了餘玠。

史學家脫脫說餘玠“好大言”，我覺得完全是對餘玠的誤解。實際上，餘玠並非眼高手低的人。當年，宋理宗把餘玠從兩淮調到四川的時候，餘玠對宋理宗說：“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而事實上，在餘玠經營四川期間，他是基本上實現了這個目標的。後來，他領兵北伐，出川進攻被蒙古人佔領的興元（漢中），沒有拿下，讓四川沒有獲得向北進攻的箭頭。但是，如果給他時間，他大概是可以實現這個目標的。

脫脫說餘玠“意氣豪雄”，意思是說餘玠很意氣用事。作為佐證的例子，一是餘玠處理統制姚世安這件事。但是作為統一指揮，餘玠其實一點兒也沒有做錯。一支軍隊若沒有嚴格的軍紀，它就無法打勝仗。二是餘玠接到宋理宗調他回朝廷的消息的時候，憤懣成疾，暴卒，仿佛體現了他受不得打擊。但其實這也是錯誤的理解。餘玠為什麼會“暴卒”，這本來就是一段歷史公案，有人認為他是服毒自殺，有人認為他是被毒殺。而且，餘玠的擔心也是有道理的，宋朝手握重兵在外，被解除兵權後沒有好下場的將領太多了，嶽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後來，王堅在釣魚城打死蒙哥大汗後，不久受賈似道迫害，被解除兵權回臨安，也是不久後就鬱鬱而終。

脫脫這樣寫餘玠，是因為脫脫失於調查，還是因為他站在蒙古人的立場上，這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餘玠是南宋末年功勞巨大，卻受莫大冤枉的名將，不禁讓後世扼腕歎息。

參考資料：《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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