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喝酒有大家風範，如雅士吟詩，儒家讀經，不緊不慢，不慌不亂，儒而有道。凡給梅先生敬酒者，他無一不應，笑而有禮，你喝多少就喝多少，你說怎麼喝就怎麼喝，你說喝好了就打住。

梅先生嗜酒，但見過梅先生喝高了的人極少。據考古學家李濟說，他見過。

我認為梅先生有“酒範兒”原因有二：一是自身修養頗高，二是酒量頗大。

1947年4月27日，清華大學三十六周年校慶，清華學子和各界名流在清華大學體育場歡慶。給梅貽琦校長敬酒的人排成了一長列，他一臉由衷的微笑，雙手捧杯，一一與之對飲。還是他的飲酒風格，敬酒者喝多少，他喝多少，然後又到每桌還禮，同喜同賀。

梅校長那天喝了多少酒，說法不一。有親歷者雲，梅校長喝了足有四十多杯；也有人說，至少喝了三斤酒。

李大釗娶的是樂亭老家媳婦，夫人趙紉蘭比他大六歲，且小脚、無文化，但夫妻相敬如賓。李大釗在北京買的四合院，專門為夫人盤了炕。他喝酒亦有規矩，在家只喝極便宜的樂亭“土酒”，即樂亭出的一種高粱燒酒。

李大釗不是喝不起好酒，當年他是北平的大學教授，薪水加講課費，一個月有四五百塊大洋，而當時北京一個四合院也不過賣五六百塊大洋。

李大釗極少應酬，回家吃飯，夫人總是四個家鄉小凉菜上桌，一壺家鄉“樂亭白”，兩個唐山瓷酒盅擺好。李大釗不喝悶酒，他要和夫人聊外面的見聞，邊說邊笑邊喝酒，夫人在家悶了一天，他要給夫人解悶。喝多少酒由趙紉蘭管著，當趙紉蘭把自己杯中的酒喝完時—她只飲一杯，就撤酒上熱菜熱飯。

胡適喝酒有故事。20世紀20年代，胡適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有教授同仁向胡適請教何為“四而”，胡適學貫中西，但這“四而”卻把這位大學問家考住了。胡適好臉面，答應待考，私下打問方知，上海泥城橋開了一間酒館，其名叫“四而樓”，引得一些酒樓喝過酒的人議論紛紛，但終無一解。胡適反復琢磨，不得要領：到底是什麼典故、什麼出處，似乎四書五經中俱無。他學風好，擇一日，便登酒樓探所以。不能問得唐突，便坐下喝酒。這可能是胡適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商家酒樓自斟自飲。他悄然問酒樓的夥計：何為“四而”？沒想到夥計笑答：三壺不下樓。原來，來此專程打問“四而”之客多矣，故酒樓有一規定，非叫三壺酒不得告知。胡適哈哈大笑，難得悠閒，難得消遣，難得一醉。一人飲酒猶如獨自喝茶，也有味道。

胡適萬萬沒想到，“四而樓”取自《三字經》。胡先生請教：《三字經》中未見“四而”出處。答曰：《三字經》中“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有四個“而”否？取其“四而”者，意在一本萬利也。胡適大笑，幾乎噴飯。

胡先生一生少醉，這可能是他難得的一醉。

黃侃喝酒有講究，絕不喝悶酒，絕不喝無名酒，絕不去陪酒；要有名人請，請在名樓，有名廚，備有名酒。

據說當年黃侃在中央大學教書時，中央大學校長為留住人才，特地在教授室置一小沙發，供黃侃休息。

黃侃也理所當然地端坐其上。其他教授都知道他的為人，也知曉他確有學問，沒人和他較勁。誰知有一日他上課回來，正逢詞曲大家吳梅教授完課後回休息室，坐在小沙發上。黃侃進來一看，小沙發上有人，便來了火氣，即興問罪：你憑什麼坐在這裡？沒想到吳教授綿裡藏針地朗聲回答：我憑詞曲坐在這裡。

在中國詞曲方面，吳梅為專家，黃侃不能匹對，扭頭便走，回家破了一次例，喝了一頓悶酒。

辜鴻銘也喜歡喝酒，喝酒有派兒。

辜鴻銘號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的“四洋”幹部，其實他還有一“洋”，是食在“順楊”。因“順楊樓”諧音“順洋樓”，故他也稱“辜五洋”。據說他每有閒暇，總是自己踱著方步，去離住宅不遠的順楊樓吃飯，且只吃順楊樓楊大廚做的菜，佐以一壺溫熱的古越老酒。

飯莊中有人小看這位拖著一根小辮子、穿得油裏麻花的老頭子，就沒給楊大廚下單，由別人炒了菜端上來。辜鴻銘依然有滋有味地吃，有拍有節地喝，結帳時放下雙份的飯錢，吩咐店小二買點東西代他去看看楊大廚，說楊大廚家中可能有事。順楊樓滿堂皆驚。

（崔濟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