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內幕君

歷史先選擇了一部分人。

01

1978年的溫州解放北路，就像藩籬外的小世界。

不少人在家門口偷偷擺地攤，“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人隨時會來沒收東西。

姓“資”還是姓“社”？大地被濃霧籠罩著。

19歲的章華妹出攤，主要賣紐扣、手錶、錶帶。小生意還不錯，每天都能賬好幾塊錢。

後來政策有所鬆動，地方政府見勢决定頒發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這在國內還沒有先例。

溫州市工商局個體經濟管理科的人，只好自己設計樣本，然後印發。章華妹拿到了編號10101的執照本，成為改革開放後的首個“個體戶”。

溫州人率先撥開了迷霧。

儘管後來出現“八大王事件”，也沒有阻擋私營經濟在溫州星火燎原，按不住一座城市萬眾創業的野望。

永嘉一對彈棉花的兄弟從外地撿回不少次品紐扣，拿到鎮上賣，沒想到暫態兜售一空，兩人順勢做起紐扣買賣。

別人見了也跟著搞，永嘉橋頭的攤子越擺越長。

直到1983年，形成了全國最早的農村專業市場——橋頭紐扣專業市場，聚起近300個攤位。每天都有紐扣從外面運往橋頭，再從橋頭運往全國，供銷大軍穿梭如織。

短時間內，像橋頭這樣的專業市場在溫州崛起10個，有的專營五金電器，有的賣紡織品、編織袋。

專業市場將銷路打開後，一些頭腦靈光的溫州人開始自產，家庭小作坊風起雲湧。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在頭版發的一則長篇報導寫到：

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

這種形式讓經濟界大為震撼，費孝通稱它為“溫州模式”。

活躍的私營經濟，讓一批溫州人先富起來。首個合法個體戶章華妹，在1986年成了眾多“萬元戶”裏的一個。

大家騎著“二八大杠”，溫州的菲亞特計程車已經滿地跑。

02

1988年1月13日晚上，蛇口招商局塔樓九樓一間會議室裏，來了當代中國四大演講家裡的三個：曲嘯、李燕傑、彭清一。

這次，他們以中國青年教育專家的身份，到深圳和蛇口年輕人談價值觀。

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來淘金的人絡繹不絕，他們跟時間與效率賽跑：到了蛇口的年輕人，上班賺錢；到羅湖和鹽田的一些年輕人，當“倒爺”賺錢。

1983年初到深圳的王石，就有過一段倒賣玉米賺了300萬的歲月。

交談會上曲嘯嚴肅地表示：

個別人來深圳的目的，是為了在別人創造的財富中撈一把，特區不歡迎這樣的淘金者。

專家們認為，許多個體戶把收入大部分獻給國家，做公益，精神與做法都值得提倡。

觀點遭到在場年輕人反對，一比特青年代表說得很直接：

3比特老師的思想在蛇口沒有市場。

年輕人認為，“淘金者”來蛇口為賺錢，客觀上也為蛇口建設出力了，沒有觸犯法律，無所謂過錯，也沒什麼不好。

激辯過後，李燕傑任所長的北京師範學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向上提交一份資料，直指蛇口一些青年存在錯誤言論。

蟄伏了19天，蛇口方面才隔空回應，在報紙上刊發這樣一篇文章：

《蛇口：陳腐說教與現代意識的一次激烈交鋒》

一場小範圍會議，最終掀起全國對新時期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討論。

這篇文章撰寫之前，袁庚秘書給報社編輯部去電，傳達了袁老的意思：

我站在年輕人那一邊。

03

兩個率先衝破藩籬的地方，後來開闢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一個擠出去，一個吸進來。

老北京人都知道，30年前豐台南苑鄉有個“浙江村”，更準確地說，應該叫“溫州村”。

當時本地農民只有1.4萬人，外來人員有11萬，其中95%是溫州來的。

街巷裏，服裝、五金電器、小商品、髮廊等攤位和店鋪盤根交錯。想買皮夾克了，就到“浙江村”的街頭走一走。

不是在家開工廠，就是在外做老闆，哪裡有賺錢的機會，溫州人就走到哪裡。“浙江村”只是一個縮影。

而深圳是一個巨大的磁場，吸附各個階層的掘金夢。

1990年，深圳股市突然燥熱起來，聞風而來的全國“股民”，在證券公司門口擠成沙丁魚。

那是一場買到就是賺到的財富盛宴。

當時深圳還只有包括深發展、萬科在內的5只股票在售。年初到10月，深發展股價漲近30倍。

有人在碼頭的黑市股票攤買入，在車站賣出，一個來回就賺到了巨額差價。

火熱到短短一個月內，有關部門修改了3回漲停板制度，想要抑制人心和金錢的躁動：

先是每天限制漲停10%，後來改成5%，最後乾脆殺到1%。

就是這樣，依然天天封停。

沒辦法了，乾脆開徵印花稅、入息稅，嚴禁一些幹部參與買賣股票。

然而，在唾手可得的財富面前，沒人會輕易收手。

1992年8月9日，深圳發售500萬張“新股認購錶”，每人憑身份證可以購錶一張。

300個發售點被120萬股民擠爆。炎熱的夏天，人貼著人、肉擠著肉，後面的用緊緊抱住前面的，不給別人留一絲加塞的縫隙。

絕大多數人提前三天來排隊。

有個廣州股民帶著100張身份證提前一天趕到，轉遍了所有發售點，根本擠不進隊伍，最後坐在其中一個發售點對面的醫院臺階上，看著人群發呆。

《蛇口消息報》刊登過一組搶購照片：一個被“清理”出隊的股民抓著汗水浸透的錢和身份證，絕望地看向鏡頭。

報導說，這位江西來的股民喊了一句：

我排了兩天兩夜的隊啊！

多年以後，這兩個敢為人先的都市，在樓市裏交匯了。

04

2001年8月18日，《溫州晚報》組織157個溫州人到上海看房，成交5000萬。那一天開始，“溫州炒房團”五個字，成了白鹿銜花之城抹不去的標籤。

先富起來的溫州人，不斷尋找能安放金子的倉庫。

把自個都市的房價拱上“全國第一”後，他們北到哈爾濱，南下三亞，西至伊犁，東涉深厦滬杭……

扛著蛇皮袋裝的錢，溫州富人夢回80年代，像當年的供銷大軍走遍千山萬水。

2005年，時任住宅與房地產業司司長的謝家瑾對媒體說，一季度上海成交單價超1萬元的新房，外省居民購買占43%，其中溫州人買走7成。

說起北京樓市，她直言：

大家都知道溫州炒房團，山西炒房團在北京能量也比較大。

當年長安街東側的賽特購物中心，經常有溫州家後團和山西煤老闆買白菜一樣買奢侈品的身影。

2008年樓市遇冷，炒房客清倉甩貨，接了不少“單子”的七彩尾房量販店透露，委託他們賣房的，主力是溫州人和山西人。

“少的七八套，多的幾十套。”

最多的一比特，囤了400多套房子，專門成立公司，雇人打理房產。

謝家瑾指出，一些煤老闆在北京投資炒房，既有投資，又有投機。有媒體直接以《京城有“山西炒房團”》為題報導。

山西省政協副主席邊鳴濤後來在公開場合表態：北京不存在山西炒房團。

有還是沒有？潘石屹是知道答案的。

他曾經穩穩地拿捏住了山西煤老闆的投資命脈。

每次有貨要出，潘石屹就會帶上銷售團隊去山西，有時候乾脆在太原搞售樓處。他們和煤老闆們吃飯嘮嗑，送上SOHO項目樓書，捎帶著老潘出過的書和電影。

大家聊的最多的，是老潘的創業經驗。

一來二去，潘石屹成了煤老闆們的偶像，想和老潘吃飯的門檻日漸拔高：最開始，買够5000萬的客戶可以約到潘菲特午餐，到後面得過億。

SOHO中國曾在2006年時透露：山西客戶近兩年購買金額占到SOHO中國總銷4成。

SOHO中國旗下一項目，單筆購房金額超過10億的有十多個。

對比之下，溫州團重在快進快出，山西團更講究長期主義。臨汾煤老闆楊三俊以兒子名義，在北京東城區買下109套房，2006年買入，8年後才拿出其中99套躺著賣：

買進時每平一萬一，賣出時五萬多。

山西人進京，最喜歡買三環內，離天安門越近越好。讓煤老闆去買望京，他們只有一個想法：

在山西天天望北京，來了北京還要望京？

05

而過去20年的深圳樓市，讓大家明白一個道理：

明明可以買房致富，卻要裝x創業。

明明是你，是我，也可能是他。

謝家瑾發聲的2005年，深圳新建住宅均價在7千元左右，2007年漲到1.3萬元。

房價野馬脫韁，讓人赤脚難追。

一名叫鄒濤的市民2006年在網上發起“不買房行動”，號召沒買房的人參與進來，三年不買房，他說：

要讓房子爛在炒房人手中。

就跟當年炒股一樣，深圳炒房也成了全民參與的掘金遊戲。青銅有青銅的玩法，王者有王者的套路。

高段位的聯合坐莊控盤，專挑些總房源在兩三百套的二手房社區，一有業主出售就合夥接盤，直到形成房源壟斷掌握定價權。必要時戲份做足，成員們互相高價買賣幾套，結合仲介推波助瀾，市場分分鐘熱鬧起來。

南山一社區2009年底均價7千左右每平，莊家控盤半年後逐步拋售，一年多點的時間，價格上到1.6萬元。

鄒濤發起號召的10幾天時間內，超過1.6萬人響應。但沒兩年他就倒戈了，還組建了萬人購房團，說要讓一部分人先住起來。

又過兩年，他在部落格上為當年的號召道歉，表示“我們唯有順勢而為”，還勸大家：

要在大部分人恐懼的時候貪婪。

06

如果鄒濤們那時多買幾套房，現在應該會特別感謝當初貪婪的自己。

2017年央視財經報導深圳炒房客，標題是這樣寫的：

100萬變成5000萬只用了兩年！但如今，他們如坐針氈……

把時間維度拉長點看，話還是說早了，後半句放到當下更應景一些。

十年來，深圳房價把天花板一捅再捅，抬高四五倍。2020年底，還沒被“指導”的深圳二手房，成交均價直逼9萬大關。業主抱團漲價、眾籌炒房、全民打新……

大家在深圳明白另一個道理：

來了不一定是深圳人。

就跟當年排隊兩天兩夜出局了的江西股民一樣，在深圳掘金，你的對手太多太多了。

歷史無意，但確實先選擇了一部分人。

中國加入WTO之後，原煤出口的道閘拉開，同時國家取消電煤指導價，煤炭價格一路瘋漲，“煤飛色舞”中造就了無數暴富的神話。

山西柳林首富邢利斌嫁女兒，那一場花費了7000萬的婚禮，充分展示了煤老闆的萬丈壕情。

電煤指導價取消那年，邢利斌以8000萬元的價格獲得了當地最大的煤礦的全部股權。按照可開採儲量14021.2萬噸計算，這次接盤，邢利斌付出的代價是：

每噸0.57元。

跟一斤白菜的價格差不多。

山西人寧浩和賈樟柯都開過玩笑說，如果不當電影人，可能就成了煤老闆。不過，山西煤老闆也不都是山西人，少說也有三成福州福清人和溫州平陽人。

在煤礦裏滾雪球的資本，除了炒房，一度也熱衷投資電影。投電影時，煤老闆的要求很簡單：

拍什麼內容不干預，能讓我女朋友當主角就行。

編劇汪海林2018年大發感慨，說經歷過地產商、互聯網企業投資人，最讓他懷念的是煤老闆：

除了找女演員以外，沒有別的任何要求，他們特別尊重專業。

舞榭歌台，風流輪轉。

下一個四十年，歷史又會選中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