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曾給大家介紹過這樣一段歷史：乾隆年間，有艘來自福山縣的商船，在從遼東返航的途中，被大風吹到了朝鮮半島。李氏朝鮮王國方面發現這一情況之後，在核對船隻資訊和人員身份之後，將對方經陸路送回到了邊界處的“鳳城”（丹東的鳳城，內容詳見：乾隆五十六年，登州府福山縣一艘商船被風吹到了朝鮮半島）。

乍聽此事，感覺有些“傳奇”。但如果詳細査詢史料的話，就會發現：清代在膠東半島和朝鮮半島之間的這種船隻漂流過界的情况，時有發生。

剛才提到的，是從膠東半島吹到朝鮮半島的例子。而朝鮮半島方面，也有漂流到膠東半島的船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萊州府即墨縣海邊，就曾出現這一情形。

一百多年後的同治年間，即墨縣在編撰縣誌時，將此事記載在“大事•灾祥”篇章當中。志文稱：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大風雨一日夜。木盡拔，禾更損。雄崖所飄來高麗漁船一隻，船上六七人。”

這段記載雖然簡略，但基本要素還比較完整。時間為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地點是即墨雄崖所，人物和事件是高麗漁船漂來，原因則是“大風雨”。

以上要素當中，時間應該是最關鍵的一點，從中可以推測出很多隱含資訊。

從六月二十九日（農曆）這個時間來看，當時為夏季。而夏季在膠東半島出現的“大風雨”，通常都是颱風效應。

在這一事件當中，颱風主要起到兩個作用。首先，提供了超越尋常的動力，使得漁船的漂流距離大大新增。其次，膠東半島的颱風大多是從東、從南而來，這個方向也與膠東半島和朝鮮半島的位置相符。

就位置而言，膠東半島在西，朝鮮半島在東。在西（北）風較多的冬季，膠東半島的船隻容易被吹到朝鮮半島。反之，在東（南）風較多的夏季，朝鮮半島的船隻也容易被吹過來。

在古代，人們雖然掌握了一定的天氣觀測知識，但限於當時的科技水准，顯然難以預測颱風的走向。否則，漁民也不會冒險出海了。

總之，各種因素的交織，使得這艘“高麗漁船”最終被吹到了即墨縣海邊。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李氏統治下的王國以“朝鮮”為正式名稱，但在清代，民間仍習慣以舊稱“高麗”呼之。比如，清末膠東有“闖高麗”、“高麗客”之說，而部分縣市也把草莓稱之為“高麗果”。囙此，《即墨縣志》記載為“高麗漁船”，也可以理解。

外國船隻漂來，地方上自然不敢擅自處理。按照規定，此事要逐級上報至清廷中樞，由後者做出決策。

雖然暫時查找不到清廷處理“即墨縣雄崖所漂來船隻”事件的記載，但在同一年，時任山東巡撫阿勒泰報上來的一份奏摺，跟此事卻頗有相似之處。

奏摺的詳細內容暫不得而知，但通過題目也可獲取一些相關資訊。奏摺的題目是《題報即墨縣燕兒島地方被風漂來朝鮮國民鄭世胄等人事》，時間是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前後對比，即墨縣、朝鮮人、被風吹來這三個因素基本相同，而時間上也在當時交通條件造成的延誤範圍之內。只是地點出入比較大。即墨縣誌的記載是“雄崖所”，奏摺中說的是“燕兒島”（現在所說的燕兒島，通常指的是青島市區浮山灣一帶），這到底是是不是一回事呢？

就筆者的個人觀點來看，這兩者應該指的是同一事件。因為，外國船隻如果一年漂來兩次，縣誌應當不會遺漏，而即墨方面僅記載了一次。並且，在清代中樞的奏摺當中，關於乾隆二十四年即墨縣船隻漂來的上報也只有一次。兩相印證，可以大致推定出前面的結論。

至於“雄崖所”和“燕兒島”的地名出入，筆者則傾向於“燕兒島”。畢竟那份奏摺是在乾隆二十四年事情發生不久後就撰寫的，在時間上算是第一手資料。而同治年間編撰的即墨縣誌，距離此事已經過了百餘年，記憶可能出現偏差。此外，中樞的奏摺與地方的縣誌相對比，顯然前者的權威性和可信度要更高。

不過，也存在這樣一種可能，那就是：“雄崖所”和“燕兒島”其實指的是相近的地方。

說有出入，是就現在的地名和位置而言。如今所說的“燕兒島”位於青島市區的浮山灣畔，而雄崖所在丁字灣，兩者之間的距離超過百里。但在清代的即墨縣誌當中，並沒有提到“燕兒島”的所在。假如當時丁字灣當中、雄崖所附近，也有一座“燕兒島”，就可以將兩者結合起來。

然而，結合海岸線的走向來分析，這種假設的可能性並不高。因為雄崖所位於丁字灣的裏部，周邊岸線相當曲折，外海上的船隻如果被大風吹來，多半在丁字灣口的栲栳島附近就擱淺，很難行進到雄崖所附近。而浮山灣的燕兒島直面黃海，船隻被吹到此處的概率也相對大一些吧。

當然，事情發生的具體地點究竟在哪裡，山東巡撫那份奏摺正文的說法，才是最準確的吧。

地點雖然暫時不能確定，但此事的結局還是相對清晰的。在乾隆年間，由於船隻吹來吹去的情况較多，清廷也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處理辦法：逐級上報之後，中樞通常會下令由地方發給適量的米糧，然後選擇合適的時間及交通工具，將對方遣送回國。乾隆二十四年，即墨縣“高麗漁船”漂來之事，應該也是如此收場的。（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