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茜，1921年生於山西定襄，思想進步，革命積極。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來到延安，先入“抗大”第二期第15隊學習，與隊長黃克功兩人相識，並逐步發展為戀愛關係。劉年輕美貌、能歌善舞、上進心强，黃英勇俊朗、戰功累累、身居高位，應該說他們在外表上還是非常般配的，但是彼此在文化、理念、性格、愛好上的差距卻無法調和。劉對黃克功的反復糾纏漸生反感，屢次勸說、責備無效後表示拒絕結婚。1937年10月5日，在延河岸邊被黃克功槍殺。

劉茜本名董秋月。她的祖父叫董崇仁（字子安），在民國初年的山西可謂大名鼎鼎，他曾一度擔任晋南鎮守使，掌握半個山西的軍政大權。有一種說法說他自幼出入晚清宮廷，與內侍人等非常熟悉，並曾與袁世凱拜過把子，在辛亥革命山西起義之後，閻錫山為了確立自己的統治，就請董崇仁星夜進京謁袁，竭陳擁護之意。之後，他便被閻錫山保薦為晋南鎮守使，那幾年間，董是閻錫山和袁世凱聯系的重要橋樑。袁世凱死後，董已無可利用，又兼董對晋南反閻勢力不加過問，有違己意，遂卸磨殺驢，將董撤職。據董崇仁後人回憶，他祖上遺下的財產豐厚，無意仕途，在山西忻縣買下一座被當地人稱為“堡子”的地主莊園隱居起來。

劉茜的父親董晋魁，字康侯。生於1900年，是董子安的第三個兒子，因兩位兄長早夭，故實際上是長子。他的第一位妻子白氏，生下一女後，因感染產褥熱不治身亡。女孩取名“如月”，繈褓中即被外祖母收養。續娶高荷清，婚後第二年就生了兒子，取名董家寶，繼於1920年深秋，生下董秋月——即劉茜。

高荷清，山西代縣人，1900年生，小時候裹脚疼得受不了，死纏硬磨才解放了一些，但屬小脚之列。幼時隨劉茜外祖父高步青到河北、北平、天津等地，見多識廣。高荷清沒上過學，全靠高步青的指點，讀些《女兒經》之類的書，其餘皆為勤奮自學得到的知識，他崇拜十三妹的俠肝義膽。平常常講做人的道理，說人要學好是相當難的，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說手心永朝下，不要朝上，要老給別人不要老向別人要東西，為人寧肯吃虧也別貪便宜，要能聽別人的勸告，苦口良藥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據劉茜的弟弟回憶，“母親常向我進行民族氣節的教育，回憶代縣的風土人情，雁門關及楊家將，佘太君。向我們說閻錫山派執法隊長張培梅殺李服膺的故事，李服膺是個軟骨頭，沒見到日本人就丟盔棄甲落荒而逃，對軟骨頭就該殺。”

劉茜的外祖高步青也大大有名，他是前清進士，抗戰前曾任河北高河縣令，天津烟酒稅務局局長，山西省烟酒稅務局局長及山西省建設廳廳長等職。在劉茜外祖母去世後，他在北平買了個妓女。抗戰爆發後，太原很快淪陷，他是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從北平派下來的，漢奸曾紀綱死後，他就接替了曾的職務偽“山西省臨時政府籌備委員會”委員長。高步青將偽“山西省臨時政府籌備委員會”改為偽“山西省政府籌備委員會”，去掉了臨時，旨在想儘快扶正。但日本人認為，這樣的遺老不是一流的，所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遲遲不敢正式任命。蘇體仁出現後，他馬上就被冷落了。閻錫山就說：“高步青就是愛錢，為了錢什麼都敢幹。”後來他改任偽雁北道道尹，後死於肝癌。高荷清聽說後連說死得活該，沒骨氣的東西死了好，一聲未哭，滴淚未流。“出於當時習俗只給我縫了一雙鞋後跟未蒙白布的孝鞋，沒幾天就把孝鞋拆了，由於氣憤拆鞋時竟將鞋幫都撕爛了，說沒骨氣的東西不給他戴孝。”劉茜的弟弟回憶。

在董家這種封建家族中，長子、長孫的地位十分重要，但董晋魁並沒有把自己束縛在這種地位上，他不滿父親“不能進洋學堂，進去就要學壞”的主張，加上兒子已長到四五歲，快到上學年齡，高荷清也支持他離家出走，就這樣，夫妻二人帶上一雙兒女來到北平，住在祖上在北京置下的一處房子裏，董晋魁找了份抄抄寫寫的小職員工作，過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其時約在1923年。

董崇仁對兒子離家出走的行為非常氣憤，但也無可奈何。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時期，追求自我解放的新一代知識青年的離家出走，形成了一股股社會浪潮。董崇仁思想保守，視這種行為為大逆不道。董晋魁好長時間不敢回家。好在手裡還有點閒錢，日子過得還算可以。

但劉茜的童年卻不幸福。她家的封建意識極為濃厚，重男輕女的觀念根深蒂固，即便是董晋魁也不能免。小時候兄妹之間打架或者闖了禍，挨打受罵的總是劉茜，她只能用號啕大哭來發洩自己的悲憤。家人哄勸不止，索性由她哭個够，以至於哭到後來淚珠裏都帶著泡沫流下來，哭得筋疲力盡靠著桌子腿睡去。到了上學的年齡，父母讓兒子讀書，卻把劉茜關在家裡做女紅。

幸好，她們回到太原不久，命運就有了轉機。有個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錶姨媽劉映荷看見劉茜不讀書，就不管劉茜母親同意不，拉上劉茜去找她認識的一比特小學校長，插班上了小學三年級。在學校裏，她聰明、要强、能幹，插班不久就當選為班代。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後，她在太原友仁中學積極參加抗日宣傳活動，並在文宣資料上為自己取名“劉茜”。劉是為了感念錶姨媽劉映荷，茜草是一種紅色的染料，表達的是對革命的嚮往追求。1937年8月到延安後，她就以此為自己的正式姓名。

抗戰爆發後，劉茜父母一家，過著流浪的生活，最後一直到天水。在這一歷程中，他們始終保存著劉茜的來信。

這些信件中保留了劉茜諸多不為人所知的片段：

劉茜對不叫女孩子上學是十分反感的，在給哥哥的信件中說：“不要因我而影響到姐姐（董如月，同父异母的姐姐，抗戰時去了中條山，生死不明）和妹妹（三姐董淑平）的求學，你在家中的地位比較的好一點，勞你為這些弱的妹妹和姐姐幫忙一下吧！你不是時常替女孩子抱不平嗎？”

她在給爸媽的信中說：“不過做父母的苦處我是明白的，社會的輿論，家庭的束縛，譏言暗笑，一般封建傳統的習慣，層層疊疊地壓制父母不得動，不得有點自由，給兒女的自由當然也是不易了！我不去怪做父母的，只痛恨社會的不合理！”

到了延安後，她給哥哥寫信說：“我終於走出了狹小的房子，我要去認識這廣泛的大世界了。”“只有把握現實的人，才是真正有用的人，現在，我向你告別！我要當看護去了，你耻笑我嗎？”

在對待戀愛問題上，當黃克功送錢給劉茜，劉茜規勸他：“送錢嗎？假如你愛我，這錢就不應該給我，請你給前方戰士用好了。我們還是講廣義的愛吧！整個國家的生死存亡擺在眼前，四萬萬多的同胞正需要我們的愛哩！你說是嗎？你愛我嗎？而你更應該愛福斯。”同時還講了愛情的基礎，愛情不是建立在物質上的，而是意志，認識的相同。就是夫妻在合理的制度中，互相的經濟，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幫助，你認清點！“我們都有戀愛的自由，誰都不能干涉對方的交友，你或者在驚奇吧！朋友，這話是從正確的理論書中得出來的。”本來這種戀愛觀是正確的，作為長征幹部，卻不能正確看待，他最終開槍打死了劉茜。

案發後，黃克功被依法逮捕。

當時，對黃克功案件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他參加過長征，南征北戰屢立戰功，應該讓他到前線作戰戴罪立功；另一種認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應該處以極刑。最後，黃克功案件所有資料被上報給毛澤東，同時附有陝甘寧邊區政府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和黃克功本人給毛澤東的信。

當陝甘寧邊區政府高等法院在陝北公學操場對黃克功案件進行公開審判時，忽然有人騎馬飛奔送來一封信——“毛澤東來信了”。黃克功見狀，面露喜色，可他沒想到這封毛澤東的親筆信，以鮮明的態度支持了對他的死刑判决。毛澤東在信中嚴肅地指出，黨員幹部犯罪是“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更應該受到法律的嚴懲。

黃克功案件影響很大，處決黃克功震撼了整個延安，震動了各級黨政軍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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