渾河岸邊的“雲颺閣”

“渾河之夏”觀景台

2018年10月19日與10月20日，按照中共瀋陽市委宣傳部的訓示要求，為打造瀋陽戲曲文化品牌，講好瀋陽故事，展示瀋陽戲曲院團優秀成果，彰顯瀋陽人團結、進取、向上的精神風貌與新時代風采，由瀋陽演藝集團、瀋陽京劇院創排的具有瀋陽地域文化特色的大型原創國劇武戲《戰沈州》於盛京大劇院上演。該劇由中國戲劇梅花獎、華鼎獎、中國藝術節優秀表演獎得主，瀋陽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常東領銜主演，取材於遼代大延琳起兵反遼、沈州（今瀋陽）節度副使張傑於遼水之畔妙計破敵的千年往事。為紀念此役，有關方面還特意在渾河北岸修建了一座壯麗的“雲颺閣”，以資紀念。

老地方

百年恩怨的光陰溯源

西元1029年，渤海人大延琳於遼東京（今遼寧遼陽）起兵稱帝，不僅是遼國官吏壓榨所逼，還兼有“國仇家恨”的歷史宿怨。大延琳乃渤海王室後裔，而渤海與大遼乃“世仇”！

西元926年，國祚長達229年、史稱“海東盛國”的渤海國被遼太祖所滅，《遼史·太祖本紀》載：“十一月乙亥，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唯渤海世仇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爭渤海。那麼，遼太祖所說的“世仇”，指代何意呢？追溯原委，要從爆發於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五月的“營州之亂”說起。

當時，因不滿營州都督趙文翽（huì）的虐待與殘害，契丹首領李盡忠與孫萬榮起兵反唐，攻破營州（今遼寧朝陽），渤海開國之君大祚榮之父乞乞仲象當年曾參加李、孫叛軍，但因鬥爭意志不强，在李盡忠戰敗身亡後，乞乞仲象與乞四比羽便帶兵東撤，返回故土家園，導致契丹軍力量銳減，加速了這次兵變的失敗行程。乞乞仲象與大祚榮，就是日後在大遼東京造反稱帝的大延琳的先祖。

遼太祖帶兵攻滅渤海國，擒獲渤海王大諲（yīn）撰，“海東盛國”自此灰飛煙滅。為防叛亂，遼太宗又將大批渤海遺民强行遷至遼東京一帶，渤海官民國亡族散、背井離鄉，且寄人籬下，飽受欺淩。在以大延琳為代表的渤海王族後裔看來，契丹與渤海是否“世仇”另當別論，但渤海與契丹卻是百分之百的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盛世陰影下的亡國禍根

大延琳起義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在號稱“大遼盛世”的聖宗朝，這令後人備感疑惑：遼聖宗耶律隆緒既然是一代明君，他在位，怎會爆發如此震盪天下的激烈民變？都說聖宗朝政通人和，大延琳起兵又怎可能反旗一舉，便一呼百應？實際上，所謂的聖宗朝乃大遼太平盛世之說，不過是遮掩美化之詞，聖宗主政時，大遼王朝雖威加海內萬邦來朝，但隨著國家體制、社會結構的巨變而引發的貧富懸殊的蔓延，階級對抗的加劇，處於鼎盛期的大遼國實已危機重重，貌似平靜的水面下正暗流湧動，各種社會矛盾的積累已臨近一觸即爆的危險沸點。

遼聖宗統治時期，起家朔漠、以遊牧經濟為主的契丹人已在燕雲十六州所處的中原地區站穩腳跟，中原先進的文化與生產力促使契丹人務必轉變生產方式，由落後的奴隸制向更高一級的封建制轉化，但這絕不是一個田園牧歌式的和平演進，而是新舊交替期間激烈鬥爭的博弈過程。也就是說，當大遼王朝邁入中原地區，開始逐步接受封建制時，其政體附帶的奴隸制基因依然存留大量殘餘，封建制經濟所要求的與之匹配的上層建築尚未全面形成並普及推廣，故而，新的經濟模式所帶來的更豐厚的巨大財富不僅未普惠於民，反被遼王朝殘留的落後的奴隸制無情吞噬掉了。

楊鳳臣先生認為，大延琳起義的根本原因，是遼朝在聖宗時期，遼國各地的封建化程度不平衡導致的。遼代的重要地區東京，由於歷史原因，早已進入封建社會，但隨著部族制和頭下軍州制的建立，落後的生產方式又在這一地區實行，使遼陽一帶的社會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也必然加劇了這一地區的民族衝突與階級矛盾，勢必引發各族人民的反遼抗爭。

積重難返的官逼民反

除了國仇家恨與社會矛盾激化等因素外，促使大延琳起兵舉事還有一些現實誘因。儘管渤海國王室成員可以入遼朝為官，但一直不被重用，渤海人與契丹人間存在著難以彌合的心理隔閡。

大延琳起兵舉事前，曾任大遼東京舍利軍“詳穩”（將軍）一職，但這個官，很可能是花錢“買”來的。按當時遼廷規定，富民向朝廷獻納牛、駝十頭，馬百匹，即可授予“舍利”的官位，遼廷根本不信任一個骨子裡對契丹懷有敵意的渤海王族後裔，但又給了他一個明碼實價的閑官虛職。對此，大延琳心知肚明，但人在屋簷下，怎能不低頭？他不得不選擇忍氣吞聲。

僅僅是不重用、被邊緣，大延琳等渤海遺民為現實生計慮，尚可忍耐，誰知到了聖宗朝，連以往給予渤海人的經濟優待也一併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遼朝的貪婪敲詐、酷吏的嚴刑苛法和高壓政策，飯碗都砸了，最後的臉面也撕破了，渤海人忍無可忍，也就無須再忍了。

具體而言，遼聖宗時期推行於遼東的不合理的稅收制度，是直接引燃東京大延琳反遼起義的導火索。遼初，對東京地區的貿易、煮鹽、制酒等行業予以扶持，沒有實行酒專賣和關於鹽稅等方面的法令，無鹽酒等稅，關市商稅也較少，但到了遼聖宗當政的太平年間，東京戶部使馮延休、韓紹勳卻不顧地方實際，在遼東京地區强行推行燕地平山（今河北平山縣）的徵收稅法。當時的河北乃遼國的經濟發達地區，乃大遼的財賦重地，遼東京一帶雖然經濟發展狀況尚可，但難與燕地比肩，馮延休、韓紹勳將燕地徵稅之法引入渤海人的聚居之地，無異巧取豪奪，強逼以往世享輕徭薄賦、已積累了一定財富的渤海人吐血！

尤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這一地區本是問題堆積、民情複雜之地，任何重大法令的修改與實行，都需當權者反復斟酌、謹慎從事，以權衡各方利益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運行，而馮延休、韓紹勳卻霸王硬上弓，苛征暴斂，民不堪命，基層衝突迅速升溫，一發不可收拾。

遼太平九年，燕京地區發生大灾荒，東京戶部副使王嘉獻計，強迫渤海等族人造船，招募熟悉海運者，把遼東的糧米運往燕地，賑濟那裡的灾民。當時是從海路運糧至燕地的，而這條海路艱險難行，常有海難發生，船沉人死糧損的悲劇屢屢發生，百姓雖如實向官府禀告現實艱危，懇請通融，但主事官員卻充耳不聞，並變本加厲地虐待良民，動輒鞭掠，逼其繼續進行這種危險的海上運輸，於是“民怨思亂”，同樣深受其害的大延琳新仇舊怨交集一處，沖冠一怒扯反旗，這場撼動遼國根基的渤海大起義，如星星之火，瞬間燎原！

張傑平叛之“遼版水淹七軍”

西元1029年，於遼東京（今遼陽）稱帝的渤海王族後裔大延琳領兵逼近沈州（今瀋陽）城下。只有攻取沈州，他才能打通與渤海故地聯系的戰畧要點，才能直接威脅到遼中京乃至上京等關鍵樞紐，才能衝破現時被左右包圍、受兩線夾擊的危急局面。此城，關乎大延琳的成與敗、生與死，大遼沈州，成了他與他剛剛創立的新生政權的“命運轉折之城”。

據《遼史·聖宗紀》載：“其節度使肖王六初至，其副將張傑聲言欲降，故無急攻。及知其詐，而已有備，攻之不克而還”。就是說，張傑初詐降蒙哄大延琳，他明白自己上當後，一時惱羞成怒，揮兵殺來，結果再度中計！坊間傳言，張傑料定大延琳必會捲土重來，便利用“詐降息兵”這幾天時間，悄悄派兵在遼水上游築壩憋水，只待大延琳軍渡河攻城時突然洩洪，仿效當年三國關羽，也來個“水淹七軍”。

大延琳帶兵殺至遼水邊，渡河時測水深，發現水只及腰，不須舟楫即可安渡，一時大喜過望，遂下令全軍渡河。大延琳軍渡至河中，伫立沈州城頭的張傑見時機成熟，一聲令下，等候多時的上游兵將立刻破壩放水，大水滔滔勢若奔馬，大延琳軍四散逃命、失魂落魄，待重整兵馬渡河再戰，面對防守嚴密的沈州堅城，已是强弩之末，無能為力了。

攻打沈州未果，大延琳的命運自此急轉直下，從此由進攻轉防禦，直至最終滅亡，再無轉機。至此，大延琳領導的東京渤海人起義宣告失敗，沈州節度副使張傑因保城有功，被擢升為節度使。

“雲颺閣”裏的歲月紀念

大延琳起義失敗後，驚魂未定的遼聖宗為安定局勢，趕緊派重臣蕭孝穆桂替代蕭孝先出任東京留守，並賜予其“佐國功臣”的榮譽稱號。蕭孝穆到任後，吸取前任教訓，採取了“拉攏與分化”相結合的羈縻之策，他一方面建議聖宗皇帝，啟用曾有功勳的渤海才俊入朝為官；另一方面，攻克東京後三個月，便將參與大延琳起義的渤海人及其家眷，相繼遷往遼上京（今內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東鎮）北部，分別安置於易俗、遷遼、渤海等縣，以防他們再度聚眾鬧事。經兩年多調整，蕭孝穆治下的遼東地區秩序恢復、經濟復蘇、社會矛盾有所緩解，大延琳起義引發的大遼危機暫告平息。

戰後，遼國曾於當年大延琳攻城失敗的遼水之濱建了一座“雲颺閣”，閣名取意於漢高祖《大風歌》之“大風起兮雲飛揚”，以彰顯此戰的勝利。這座已然消失數百年的“雲颺閣”而今又重新屹立於渾河北岸，它不僅是一道獨特的城市風景，更是一份悠遠的歲月紀念。

遼沈晚報主任記者張松文並攝

（二三裏編輯蘆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