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庭故城遺址南枕天山、北望草原，位於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薩爾縣城北偏東12千米處，覈心區域占地1.5平方千米。其外城南北長約1.5千米，東西寬約1千米，大體分內外兩重城。內外城牆均有護城河、馬面、敵臺和角樓。北庭故城先後為唐代庭州和北庭都護府（伊西北庭節度）、高昌回鶻夏都、元代都元帥府和別失八裏宣慰司駐地，是唐至元時期絲綢之路天山北麓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也是現時天山北麓保存最為完整、最大的一處古代都市遺址，是古代絲綢之路北道必經之地，對古代西域的繁榮穩定以及古絲綢之路的暢通具有重要意義。

北庭故城佈局及鳥瞰（由北向南）

北庭高昌回鶻王家寺院遺址及壁畫（局部）

唐王朝為有效管理西域，630年設立伊州。640年收復今天的吐魯番地區和昌吉州後，唐太宗李世民力排眾議，親自決策，設立西州、庭州，伊、西、庭三州均按中原地區唐制進行統治。庭州的治所中心就是今天的吉木薩爾縣所在區域，它是唐朝在天山北麓、北疆草原設立的第一個行政權力機构，下轄金滿、輪台、蒲類（西海）三縣。

龍朔三年（663）十月以後，金山都護府創立，金山都護府是朝廷任命的正式唐軍建寘，與安西都護府有了密切的行政關係，天山北麓的防務囙此大為加强。702年，隨著突騎施、吐蕃、東突厥威脅的加劇及重新出現，武則天為了進一步鞏固西北邊疆，改庭州為北庭都護府，置燭龍軍，與安西都護府以天山為界分疆而治。703年改燭龍軍為瀚海軍，後又增伊吾軍和天山軍，總兵力達2萬人，馬5千餘匹。北庭都護府統領瀚海、天山、伊吾三軍，有鎮兵萬餘人，其中瀚海軍1.2萬人就屯在北庭。北庭都護設立後，提攜萬裏，社會安定、農業、牧業、商業、手工業都得到空前發展，成為西北地方中心。唐政府在西北地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設施，充分證明了安西和北庭兩都護府管轄的地區，歷史上是中國的領土。

先天元年（712），設定伊西節度使。開元二、三年（714、715）阿史那獻曾任北庭大都護。開元二十九年（741），伊西北庭節度使成為相對固定的稱謂，此節度使兼任北庭都護（或大都護）、瀚海軍使，是以北庭為覈心的節度使。統管伊州、西州和天山以北、阿爾泰山以南、鹹海以西的廣大地區，最終發展成為天山北麓的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建中二年（781）以後，北庭陞級為大都護府。北庭和安西兩個都護府作為唐朝設在西域的最高行政和軍事機构，保證唐朝在西域有效地行使政治、軍事權利。唐朝在西域任命各級官吏，統率邊防守軍，推行中央政令，唐朝的政治、經濟制度在這一帶都得以施行。這對維護國家的統一，鞏固西北邊防，發展中西交通，促進西域和中原以至中外的經濟文化交流，都有重大的積極意義。

北庭故城遺址迄今已經獲得中國文化遺產已有的最重要的三頂桂冠：1988年，北庭故城遺址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12月，北庭故城遺址被列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新疆首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2014年6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2016年開始，在國家文物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的關心和支持下，北庭故城遺址的考古進入了新的階段。其特點是嚴格按照都市考古的經驗和理念規劃和推進相關工作，從城門、街道和水道等都市框架性節點人手，通過普遍勘探和重點發掘相結合，探溝解剖和全面布方發掘相配合，點面結合，層層推進。2016年、2018年至202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木薩爾縣文化與旅遊局（吉木薩爾縣文物局）、北庭學研究院，經過四年近萬平方米的田野考古工作，北庭故城考古取得了以下四方面的成果。

第一，對內外各城門進行了發掘，各座城門的形制佈局和建設、使用情况漸漸清晰。

2016年對北庭故城外城牆南門遺址進行考古發掘，2018～2019年發掘了北庭故城內城西門、內城北門、外城北門、外城南門四座城門。

通過考古發掘，發現內城西門門洞路面高於現代地面1米左右，在內城西門北側門洞清理出9個排叉柱的柱槽及基坑。門洞有後期夯土封堵痕迹。這個遺址發現唐開元通寶、鐵鎧甲殘片、各類陶器殘片和動物骨骼等。

內城北門西側保存較好，可以看到中間的排叉柱是垂直的，兩邊則隨城牆略有收分。考古發掘發現門洞兩壁排叉柱的基坑，使用方形柱礎石，西側可見排叉柱柱槽7個，路面已經被毀。通過發掘東側城牆，確認有上馬道。通過探溝，清理出內城北門外側的護城壕。內城北門內側南部探方裡面發現蓮花紋的瓦當，屬於北庭故城比較少見的瓦當，有可能是唐代之物。在內城北門南側，發現蓮紋磚鋪成的地面，整個蓮紋磚呈正方形，四個角為唐草紋，中間為花心，蓮瓣是中間的主題紋樣，形成一個完整的蓮花，外面一圈聯珠紋。這種蓮花紋的瓦當和地磚在唐代非常盛行，尤其在皇家以及達官貴人階層，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上面的聯珠紋是從古波斯經中亞，由古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地區的。北庭故城發現了蓮花紋方磚，說明北庭都護府作為北疆地區最高統治機构，級別較高，也充分說明了這裡的繁榮。

北庭故城內城北門及附近出土蓮花紋地磚

在內城西門城牆外側南部，發現一個用不同時期夯土和土坯建造的長方形封閉區域，可能是回鶻時期增建的一個建築遺跡，這為進一步瞭解城門的時代和結構提供了新的資料。2019～2020年繼續清理了這個遺址和西門前的城壕。建築遺址出土了滑石製作的石圭形器，城壕出土了典型的唐代聯珠蓮瓣紋殘瓦當，與長安發現的唐代瓦當相似，說明西門城樓曾經使用過典型的唐代瓦當。門址附近的解剖溝發掘基本可以確定護城河的位置、寬度和深度。內城西門門洞附近的護城河距城牆近20米，上口寬度為9～10米，深度2.9米。城門以外的城壕上口寬度迅速新增至近20～30米左右（圖四）。

內城西門排叉柱槽及柱基坑

內城南牆中段臺地破壞嚴重，僅剩生土層。發掘證明，這裡可能是南側城門遺址，但很有可能是作為南牆軍事指揮和警戒中心的一處大型敵臺遺址，內城並未設定南門。

外城北門

外城北門門洞兩側發現排叉柱使用木地袱作為木柱礎，門洞寬4米。北門在歷史上曾被用土坯和土封堵。近現代利用城門城牆修建的燒酒作坊、民房和井都被清理出來。通過探溝的發掘可知，在羊馬城修建以前，北門外有一條護城壕溝。在外城北門瓮城的夯土裡面，發現了一枚開元通寶（圖五），對外城的城牆修建年代上限的確認，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證明其修建的最早時間不會超過唐代鑄造這枚開元通寶的時期。

外城南門原來存在瓮城，但毀壞嚴重，通過探溝的發掘，發現一些線索，具體的形制佈局還需要更多的工作。

第二，對都市的道路、水系進行了初步的勘探解剖。

為了瞭解內城護城河水系，2019年在內城南部連接護城河的溝狀遺址裏開了探溝，探溝向東延長至遺址。探溝發現的沙礫等遺跡現象，說明這條溝可能是內城護城河的引水通路。探溝西側中還發現胳駝的骨架等遺物，東段遺址位置發現一個較大的圓坑，坑中堆積了土坯、陶片、殘地磚等，可能是後期形成的堆積。根據普探，都市中的用水主要是利用水井。除了護城壕，城中凹陷的溝壑均是道路，通過發掘可知，有的溝壑部分在後世曾被挖開，作為垃圾坑。部分內城護城壕可能在10世紀時，也被填滿作為道路系統的一部分。

第三，對外城南門內側附近的6號佛殿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和勘探，基本揭示了佛殿的形制佈局、建造使用的科技和過程、周圍存在的遺跡等。

2019～2020年持續發掘的6號建築基址為佛教寺院中一座佛殿的高臺式基址，東西殘長24米，南北殘寬21米，殘高6.5米，由上、下兩部分構成，下部為高大的夯土台基。整個高臺佛殿基址週邊發現部分圍廊遺跡，圍廊可能有圍牆，東部兩端有墩台遺址。夯土台基佈設兩層縱橫交錯分佈的袵木槽孔，槽孔用專門的土坯兩側構築，袵木放置妥當後，槽孔上再用土坯蓋住，繼續向上夯築。從一些殘留迹象看，夯土台基下部周圍包砌一周土坯牆體，可以看出兩次包砌，第一次包砌邊緣有若干柱洞的痕迹；台基頂部先以土坯牆體壘砌橫長方形框架，其內填充土坯殘塊，形成上層基址。上層基址可能分為一大一小南北兩個房間，南側房間地面塗抹石灰層。

6號建築基址與之前發掘的5號佛塔遺址，構成了北庭故城外城南門內一個規模較大的高昌回鶻時期的重要佛寺遺址。在距離6號高臺佛殿遺址西側100多米的探溝中，發現了景教（也裏可溫教）的銅十字架，十字架兩面刻畫有精細的人物圖案等。說明歷史上景教因素在北庭故城的存在。高臺式基址北側、西側探溝發現半環繞佛殿遺址的人工池子，可能掘土建築高臺佛殿後，挖出的這個坑成為半環繞佛殿的水池子，這種做法在城西的高昌回鶻王家寺院有明顯的體現。探溝中發現，在佛寺西側還發現一段土坯牆，可能是佛寺的院牆。探溝出土文物有黃綠釉彩龍身建築構件、塑像殘塊、瓷片等（圖六）。

6號佛寺遺址

第四，對城內重點建築遺址的發掘。2020年的主要考古收穫是清理出8號大型建築居址，在內城北門南側90米處，根據疊壓打破關係和瓦當等資料，大致分為三個階段，說明這是一處自唐代到宋（遼及西遼）、元時期不斷重建的重要建築所在。子城夯土牆發現兩次修補遺跡。出土文物有唐宋時期錢幣、蓮花聯珠紋瓦當殘片、地磚、筒瓦殘片、陶器和動物骨角器等。

北庭故城8號建築遺址及柱礎石

2019～2020年還繼續清理了內城西門門洞南側的院落遺址。院落遺址出土了滑石製作的圭形器。

北庭故城最終的格局可以總結為“兩套四重八塊”，兩套指內外兩城，四重分別是覈心的子城、內城內部包裹子城的一圈方形牆垣、內城和外城，故城有一些相對獨立的分塊，有的是用凹溝分割的地塊，比如內城北門外的長方形地塊；有的是後來用城垣圍出的區域，比如羊馬城，大致分為8塊。考古證明，北庭故城基本是唐代中央王朝通過庭州、北庭都護府為代表的機构統治西域150多年間不斷建設完成的，大小兩套城牆的變化應當反映了故城從庭州到北庭都護府、伊西北庭節度的發展演變歷史。高昌回鶻和蒙元時期基本沿用唐代北庭大的形制佈局，僅做局部的修補和更改。

通過考古工作，北庭故城唐代至蒙元時期的面貌慢慢顯露出來，可以看到新疆北疆最重要的軍政、軍府的格局及發展歷程，還有一些具體的細節也被揭示出來，在學術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北庭考古後續研究還需要同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社會、生態、科技、醫學等多領域深度互動，相互配合，相互啟發，力爭全方位復原和活化北庭的歷史場景。

北庭故城遺址是歷史的現場和見證，北庭考古以實物證明唐至宋元時期，特別是唐代時期中原王朝在新疆有效的管轄和絲綢之路的繁榮暢通，相關發現和研究對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於促進新疆社會的民族團結、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以北庭故城為覈心的城鎮體系，是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維護著古代東西方溝通交流的順暢和繁榮，充分體現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囙此也是我們今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的文化遺產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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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文物天地》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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