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三遷”的故事，我們看過很多，但這群家長顯得特殊。

他們原本生活在北京，受過良好的教育、有殷實的經濟基礎，有實力讓下一代在北京很不錯的學校入讀，但這波家長卻紛紛選擇“南遷”，舉家奔赴江浙滬一帶。

不滿於北京的雙語學校；害怕孩子分流到職高；想要追求更理想的教育……不同的理由和原因，彙聚成了共同的目標：“逃離”北京。

在陌生的城市，他們是否探尋出關於教育的滿意答案？

對於雨溪一家來說，2021年的夏天是整個家庭濃墨重彩的一筆。

6月時候，飛機降落在寧波櫟社機場，南方溫潤的氣流滲入肌膚，路邊的香樟樹長得茂盛，雨溪一家推拉著行李箱，踏入這座陌生的南方都市。

車一路往都市中心開，沿路是別墅，乾淨的街道，寬敞的馬路，“感覺很像北京的順義”，這是雨溪對寧波的第一印象。

在全家候鳥般搬遷至寧波之前，雨溪和先生在北京生活了15年。大學畢業後，她們從江蘇來到北京打拼，互聯網高速發展的十年裏，先生的事業版圖也在隨之擴充。

擁有還算充裕的現金流、在順義區高檔的社區購置房產，兒子樂樂出生後，雨溪成為了全職媽媽，也成為媒體筆下的“順義媽媽”一員。

生活在順義，即使不去打聽彼此的隱私，大家對彼此的經濟實力或者學識背景也心照不宣。

生兒育女後，共同的話題把媽媽們“連結”在一起。在樂樂一歲多的時候，雨溪與其他媽媽聊天，第一次聽說到“國際學校”，種子就此生根。

雨溪和先生自小是在當地區重點讀出來的，雖然他們是應試教育的“成功者”，但他們卻並不認可這樣的教育理念，甚至可以用“厭惡”來形容。

樂樂在兩歲多的時候，雨溪和先生開始為他找尋學校，目標是民辦雙語學校。

雨溪做了很多功課，花費了很多時間，但名單上的長串學校名字，她一家家“探校”，一家家打下叉號。

雨溪觀察到順義區帶有幼儿園的十二年一貫制雙語學校魚龍混雜，“好多學校就是請了一幫外教，就打著雙語或者國際學校的旗子”。另外一種情况是，在高年級階段，為了衝刺升學率，不少學校會讓孩子去刷題，“我知道很多雙語學校的創辦人是體制內學校出來的老師或者校長，如果用公立學校的那套教學模式和思維方式，去教國際學校的課程，這是有很大問題的。”

有時，擇校不僅僅是師資和教育理念的抉擇。

在順義區後沙峪，坐落著一所順義家長擠破頭想要湧入的雙語學校，它不僅口碑好，也是財富和身份的象徵。

“它一年學費是三十萬，但真要一年讀下來，可能就要四五十萬了。”

“打紅叉”的理由包括教師更替頻繁、最好的師資團隊全放在高中，以及在雨溪看來，那所學校名流家庭雲集，好多小孩畢業後，都會有家族生意繼承。哪怕沒人願意承認，但學校家長們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就算交得起學費，也不意味著你就真的踏入了他們那個圈子”。

14歲的笙然在去年夏天剛結束了這所學校的學習。

作為一名中學女生，和其他選擇這所學校的同齡孩子一樣，她興趣廣泛，自小學過壁球、古箏、聲樂、中阮、馬術、還進過學校校隊，打過排球和籃球。

有一年的假期，她和幾個同學一起去龍泉拍攝關於記錄青瓷歷史的紀錄片，從腳本到鏡頭再到最後的剪輯，幾個中學孩子完成了一部記錄短片。

“大家都太優秀了，各方面被完全碾壓”這是笙然對當時同學的評估，“我們班同學好多都是七八年級就託福115以上，打校隊也打得很猛，各方面全面發展，繪畫又很强，有很多作品。”

不過，不同於雨溪一家，笙然一家從北京來到江浙一帶定居，更多是出於家庭的原因，“因為爸爸在兩年前來到了蘇州工作，如果我和媽媽在北京的話，一家人會長時間見不了面。”

考察了江蘇一帶的學校後，笙然選擇了地處於昆山的一所美式寄宿學校——上海華二昆山國際學校。

笙然也會偶然回憶起在北京順義的求學生活，但是面對新的環境，笙然適應得很快。

十多年前，徐慧帶著剛剛幼儿園畢業的兒子浩浩，從生活了多年的北京搬遷到上海。

這個決定曾經遭遇到家人的勸阻，他們擔心茫然“闖入”一個陌生都市，會影響到徐慧的工作，也對浩浩即將就讀的學校充滿顧慮。

但徐慧內心明白，這並不是一個“茫然”或者輕易的選擇。

曾當過大學老師，對國內外教育體系有自己的觀察和瞭解。囙此，在浩浩讀幼儿園的時候，她就考慮好要讓孩子走體制外路線，等到浩浩五歲的時候，適逢工作契機，她飛到香港。

香港的國際學校體系完善，走在前沿，在考察的過程中，徐慧知道了一所叫香港漢基的學校，學校的教育理念一下子擊中了她的心，然而這所學校很多孩子在兩三歲時就在排隊了，徐慧這才瞭解到香港的國際學校都要提前規劃，“我們五歲去已經太晚了，肯定進不去。”

從香港“打道回府”後，徐慧開始了漫長而繁瑣的“擇校史”，她想找一所跟漢基有著類似理念的學校。

“我前前後後看了將近三十所。”

除了實地探訪，在很長一段時時間裏，徐慧混迹在BBS裏，蒐集訊息，打探各種學校的”風評”，但結果讓人失望。

師資來路不明，課程體系混雜，甚至好多學校連自己的課程體系都說不清楚，這是徐慧對當年北京雙語學校的感受，“學校的風氣也不太好，因為私立學校學費貴，大家都有點非富即貴，攀比什麼的，我不太喜歡這幾點”。

除了師資和課程，理想的雙語教育應該是啟發式教育，但也不能遺失中文母語教育，這一點雨溪和先生也認同，“培養有國際思維和國際視野的中國人，走出去了，還能很好地走回來，而不是培養一個ABC。”

輕車熟路後，雨溪逐漸掌握了探校的“秘訣”。當學校老師引領家長們參觀校園時，雨溪見到的幾乎都是熱情洋溢的課堂，但有一種刻意安排和演練的感受，雨溪會獨自“溜”出隊伍，往相反的方向行走時，意外的是，她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象，課堂鬆散，老師也不再那麼深情並茂，“看到的幾乎都是不怎麼負責任的老師。”

幾年的時間裏，雨溪和先生幾乎看遍了順義區所有能上的雙語學校，但都不盡人如意。在朋友的一次推薦下，他們來到了朝陽區的一所新建立的雙語學校，收穫降臨。

一所叫赫德的雙語學校，各個方面都符合雨溪和先生的期待，但眼前的難題也顯而易見。如果跨區域上學，他們需要朝陽所在地的納稅和居住證明，“要麼賣房，要麼我老公換工作，成本都太大”雨溪說，“而且我們想選擇一貫制的學校，它只有小學部。”

古有“孟母三遷”，如果北京行不通，那麼換一個都市呢？

思考這個議題的還有吳宇一家，不過，對於吳宇來說，“逃離”北京有著不同的意義。在中考普職分流下，他更多的是出自於對兒子未來命運的擔憂，“本來想讓他大學的時候出國讀書，但按照現在的情况來看，我擔心他高中都考不上。”

與其說逃離北京，不如說是逃離體制內殘酷的教育競技。

眼看中考在即，時間刻不容緩。吳宇在今年頻繁聯系南方的朋友，他聽說江浙一帶新建了很多不需要學籍條件的寄宿制雙語學校，他像“雷達”一樣，四處蒐集訊息，“等找到滿意的學校，就把孩子送過去。”

在搬遷到寧波前，雨溪還探訪過海南的私立學校。

他們在海南購置了海景房，推開窗就可以看到蔚藍色的大海，每年寒暑假他們一家會飛到這裡度假。但這座城市更適合放鬆和休閒，國際教育發展還相對滯後，雨溪在這裡也未能找到滿意的學校。

疫情成為了轉捩點。

2020年，因為疫情全國爆發，先生不用坐班，幾乎有一年的時間，他們一家幾乎都不在北京。疫情緩和後，先生的工作發生變化，不再需要呆在北京，他們聯想到赫德在寧波和上海都有校區，而且還都是十二年一貫制，“這或許是一個機會”。

不同於入學門檻更高的上海，寧波作為新一線都市，對於外地求學的家庭有著更寬鬆的政策和更包容的姿態，譬如“在納稅與社保居住條件方面，不會卡得那麼嚴”，囙此選擇寧波校區成為了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

而回望徐慧一家的“回流”之路，因為孩子浩浩本身是上海戶籍，從京到滬，路途還算順遂。十多年過去，轉眼間，浩浩在包玉剛實驗學校讀十年級了，長成了身體健碩、愛好廣泛的男孩。

“學習氛圍是很好的，一會這個師兄考上耶魯，一會那個學姐考上杜克，對他都是一種鼓勵，導致他對自己也有比較高的要求。”

吳宇還在觀望和探索，江浙一帶的國際化學校看得他眼花繚亂，他觀察到，就連江蘇宿遷，浙江金華、安吉，這些他甚至沒怎麼聽說過的縣城也有新建雙語學校。

“不要小瞧中國的縣城，尤其是江浙沿海一帶”，在國際教育行業有著多年從業經歷的皓傑感歎道，“江浙一帶，就連有些偏僻的小縣城，也居住著一批家底殷實的家庭，他們重視教育，願意花錢把孩子送進雙語學校。”

在一份新發佈的“中國百強縣”報告裏，也在證實著皓傑的觀點。

江浙繁華千年，衣冠南渡後一直是國家的經濟納稅中心。根據賽迪顧問發佈的《20201中國縣域經濟百强研究》顯示，江蘇因擁有最多（25所）百強縣成為榜首，浙江擁有18所百強縣，位列第二。

其中，昆山因亮眼的經濟成績，其GDP在2019年甚至一舉超過蘭州市、呼和浩特市等省會城市。

“搶跑”的經濟實力裹挾著包容的政策、前沿的教育理念，催生了一批國際化學校的落地。

拿蘇州來舉例，蘇州現共有48所國際化學校，僅次於北京（120）、上海（110）、深圳（72）和廣州（59）。（數據來自頂思）

如今，江浙地區還吸引著不同品牌學校的“入場”，其中，在未來蘇州擁有的國際學校數量甚至有望趕超京滬。

稍顯殘酷的真相也逐漸浮出水面。

“千軍萬馬過獨立橋”，當體制內這條賽道走不通時，國際化學校成為眾多中產家庭的選擇。但是，選擇另一條賽道，前方未必是金光璀璨的坦途，相反，它對家庭和學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值開學季，不久前，上海浦東機場內“赴美留學生排千米長隊值機，十萬機票難求”的新聞登上熱搜。

在外界看來，這些行為顯得瘋狂、無法理解，但是對於當事家庭來說，飛往大洋彼岸疫情還在肆掠的美國並不是魯莽之舉，因為這些家庭或許在此之前已經做了多年的規劃和準備，已經投入了數百萬甚至千萬的教育支出，而後方，它們無路可退。

這種高要求還體現在，如今海歸不再是稀缺品，在工作市場也不再像十多年前那樣構成競爭力，類似“花百萬留學，回國月薪4500”的報導也頻繁訴諸公眾。

如何接受支出回報率不成正比，也成為這些家庭要面臨的課題。

幾年前，雨溪與鄰居聊天時，鄰居告訴她自己花800萬買了一個學區房，鄰居認為這是一種聰明實惠的投資。

雨溪持不同的觀點，她告訴鄰居自己正在看雙語學校，每年小孩的教育支出可能花幾十萬，等大學畢業，加起來預計不到800萬。但是鄰居反駁，“那最後我還有房子，你的錢花完就沒有了。”

如今，北京劃片入學新政下，學區房遭遇慘重打擊，“那套學區房算是白買了。”

雨溪回憶起生樂樂的場景依舊動容，“十指全開，他的頭就卡在那裡，醫生又塞回去，在我肚子上又劃一刀，像拔蘿蔔一樣把他拔出來，差點兒沒死在手術臺上。”

雨溪說，養育孩子本就是一場不求回報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