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首發|金角財經

作者| Murphy

18年過去，教師輪崗終於來了。

從2003年《解放日報》討論是否引進“教師輪崗制”，到北京東城區、密雲區在新學期正式啟動教師輪崗，號稱最能打擊學區房的教師輪崗制度終於邁出實質性的一步。

8月25日，北京市教委正式發佈“雙减”政策下推出的優秀校長教師交流輪崗實施規則。新學期開始，北京市將大面積、大比例推進幹部教師的輪崗，對象為公辦學校正、副校長和在編在崗教師。

9月1日，新學年將正式開始，北京輪崗教學也在東城區與密雲區最先啟動執行，率先在學區內進行輪崗。

雖然，這一步看上去沒有想像中大。但北京也提出了跨學區交流、在遠郊區推進交流輪崗的目標。也就是說，跨學區全市輪崗，將會繼續推進。

今年以來，上海、深圳、常州等都市也計畫推行教師輪崗政策。武漢市2015-2020年全市義務教育學校教師交流人數達到1.5萬人。東北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楊穎秀表示，“教師交流輪崗是促進教育公平的一種措施，日本義務教育也在推行。我國的都市特別是北京這樣的發達都市進行教師輪崗未嘗不可，因為教師之間的差异不會很大。”

但，校長與教師輪崗，也面臨著種種問題與障礙：輪崗的頻率、範圍、週期以及對象都是怎樣的？

不少都市面積很大，如北京有16個轄區，如果全部打破行政區劃進行教師輪崗，會為教師的通勤和日常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難。不跨區輪崗，北京市每個區的教育資源本就嚴重不平衡，輪崗頻次過低，容易形成類似軍閥割據般的教育資源的積澱，但頻次過高，其中不穩定性，新增了教師、家長、學生三方的不安全感。

事實上，教師輪崗制不只是中國在推行，在推行多年的日本，我們或者可以獲得一些參攷。

從日本的經驗來看，政府雇傭教師、包括財政在內的配套支持政策和強制輪崗的策略，是其這一制度得以平穩運行的關鍵。

“教育公務員”

在日本，國立、公立教師被稱為“教育公務員”。根據日本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公佈的《日本教師調動與聘任制度》細則，調崗政策建立在公立學校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情况下。根據日本政府《2016年財年學校基礎調查》，98.3%的小學教師和93.3%的國中教師在公立學校工作。

在區域方面，日本教師輪崗主要在一市之內。根據日本的行政規劃，日本全國共有43個縣，以及東京都、北海道、大阪府、京都府等共47個一級行政區，市（町、村）為縣之下的二級行政區。全國還另設有20個政令市，幾乎都為人口在100萬人以上的大都市，權責介於一級和二級行政區之間。

從面積和人口上比較，日本的縣大致類似於中國的市一級行政規劃、日本的市則類似於中國區一級行政規劃，20個政令市可類比直轄市、特區。

無論是一級行政區還是市一級的二級行政區，教師薪水統一由縣一級的行政區支付。類比中國的情况，大概是：全市公立學校的老師，薪水全由市一級教育系統統一發放。且由於是“教師公務員”，所以無論在哪所學校教書，教師的薪水、獎金、福利待遇、社會保障都是一樣的。

如果地方財政實力不足，中央政府會進行補貼，確保教師無論被輪崗到州內的哪個學校，收入都沒有明顯的差距。

真金白銀掏出錢來的縣政府，自然有足够的話語權主導老師在其管轄範圍內的調動。根據該研究所的報告，在縣的統一調度下，即便有些市位於偏遠地區、地方財政實力較差，仍然可以獲得縣域內最好的教師資源。

此外，市政府和學校也能够根據年齡、性別平衡學校內的教師情况；老師們在不同的區域和學校任教的經歷，也能够幫助他們獲得更豐富的教學經驗。

經合組織（OECD）教育和技能發展協會工作人員安德烈亞斯·施萊歇爾認為，因為教師不是由學校，而是政府雇傭，所以“縣政府可以確保將最强大的教師，分配給最需要他們的學生和學校。”

這與許多已開發國家的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德保羅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高橋明彥表示：“在美國，好老師會去好學校，然後一直待在那裡。”

這在日本不可能發生，因為調動是強制的。

強制調動

根據日本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的統計，現時日本47個一級行政區劃中，有43個已經嚴格執行教師調動，且調動幅度不小。

一般情况下，教師整體調動週期為每年一次。根據東京都教育委員公佈的2021年度東京都調動名單，總調動人數為8446人，2020年度為8316人。千葉縣調動教師人數更是達11062人，神奈川縣也有5444人。

具體而言，新教師任職3年內不予調動；教師在休產假等長假時不強制調動；其餘除極特殊情况外，教師在一所學校停留時間最短為3年，最長為10年，在同一個市內停留不超過15年。調動人員從上至下包括校長、副校長、首長教師、指導教師、教師。新教師在滿足一定的條件後，也可遞交申請表，自願請求輪崗。

上述調動規則針對有“編制”的教師，“合同工”的調動會更為頻繁。據《日本時報》報導，許多合同工的契约是一年一簽，每年都在不同的學校上課。

所以，幾乎不可能出現名師常年駐紮某間“名校”的現象。

當然，這種強制調動也帶來了一些問題。首先，校長、縣和市的教育委員會在教師是否調動、往哪裡調動這個問題上有决定性的話語權。訪日美國教師丹（Dan）在部落格上寫道：日本的行政組織透明度並不高，本地教育機構在調動前經常諮詢校長的意見，而校長的一句話可能讓教師走向康莊大道或者一條彎路。調動校長並不能實際上解决這一點，這種話語權大多來自於校長與縣和州教育系統的關係以及在當地教育系統中的影響力。

丹還強調了家長的影響力，“如果家長是學校家長教師協會的一員，或者有影響當地官員的能力，那麼這些家長會對決策過程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老師可能會被“懲罰性”地，送到以學生群體不那麼出色而聞名的“問題學校”，或者在辦公室內被鼓勵、被迫做瑣碎的任務直到退休。

此外，調動也為教師的生活帶來的負擔。據《大西洋周刊》報導，有老師被調動後被迫騎車30公里前去上班。

旅日美國教師惠特尼·艾米麗也表示，自己在日本工作的過程中，發現很多老師由於工作調動，只能在週末的時間與家人見面，或者在同一個州內購買兩套公寓，一套上班住，一套週末住。

不過好在，日本教師的薪水較高，並沒有因為調動而引發大範圍的生活問題。根據美國國家教育與經濟中心（NCEE）的數據，日本教師的平均工資高於本國其他領域受過同等培訓的專業人員，也高於經合組織的平均水準，更是比行政機關的公務員高出約30%。

根據日本經濟研究所的數據，日本全國範圍小學教師工資收入中位數為每月394000日元（約合人民幣23000元），年底還會有額外的獎金。東京地區小學教師平均年薪可達7749240日元（約合人民幣458000元），相當於月薪38000元人民幣，且不包含額外的獎金。

配套支持

天普大學日本校區人類學家約翰·莫克表示：“在日本，可能有貧窮的地區，但沒有貧窮的學校。”

除去教師薪水由政府和國家分攤外，在其餘軟硬體條件上，日本政府也為教師輪崗制做了配套。

硬體方面，公立學校的地皮、建築、教學設備等，政府一力承包。在絕大部分地區，所有學生都能獲得免費午餐、校服、筆記本、鉛筆和運動服。神奇地是，日本的教育支出並沒有囙此給財政帶來拖累，據經合組織統計，日本政府的教育支出僅占GDP的3.3%，遠低於經合組織平均的4.9%。每個學生在小學階段的花費為8748美元（約合人民幣56800元），美國則為10959美元（約合人民幣71000元）。

安德烈亞斯稱，日本在學校建築上以安全和抗震為主要設計理念，不會在其他方面花費太多；教科書多採取平裝印刷；學校的校園管理人員較少，學生和老師共同負責學校的保潔工作。

軟件方面，用高橋明彥的話來說：“日本的教育系統試圖將優秀學生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降到最低。”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師系統並不以尖子生的成績來衡量老師，而依據整個集體的表現。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老師會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落後學生的“補差”，而不是“培優”上。“這與美國的教育體系形成鮮明對比，美國教育體系能够培養出最優秀的學生，但往往把其他人都拋在後面。”高橋明彥表示，具體到課室環境中，好學生會因為幫助落後的同學受到老師誇獎，而不是因為自身表現良好。

據東京都地區的老師調查，從早上7點半工作到晚上7點半是義務教育階段教師生活的常態，工作到9點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導致加班占比最高的原因為“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花很多時間幫助落後的學生”，因為老師們覺得自己應該為班上的所有學生負責。

此外，日本應試教育階段的教學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課外培訓班的生長，無形中縮小了賦予家庭和貧困家庭學生的差距。

安德烈亞斯介紹稱，日本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學重點不在於吸收內容，而在於教學生如何思考。根據教育非營利組織Lesson Study Alliance的數據，日本學生在國際數學與科學研究國際趨勢（TIMSS）測試中，“被明確教導如何解决問題”的教學內容比例僅占54%，相比之下，美國該項內容占比為82%。

安德烈亞斯稱，據她觀察到的現象，日本老師們似乎特別擅長培養學生解决複雜問題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使得雖然許多家境富裕的學生在課後參加高中入學考試的補習，但貧困家庭的學生並沒有處於不利地位，他們憑藉在課堂上學到的解决複雜問題的能力使他們在閱讀、數學等科目上錶現良好。

至於全球富裕家庭都會讓孩子參加的體育與藝術類課外活動，日本也通過“社團”和“俱樂部”兩大機制補足。

根據2020年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統計，日本98%的小學、97%的中學和98%的高中都建有室內體育館。學生放學後，會被鼓勵進入相關社團參與體育和舞蹈等活動。

此外，學生們還可以在所在社區參加俱樂部活動。俱樂部系統以社區為基礎，以就近的學校和公共設施為場地獨立運作，為當地青少年和家庭成員提供體育活動場所，由當地居民自願參加。截止2019年，國土面積不到38萬平方公里的日本，共有3604個這樣的俱樂部。

對體育和藝術沒有興趣、不願意參加社區活動的學生，也可以選擇在學校寫工作或者休息到下午6點，有老師進行指導和照看。

安德烈亞斯稱，大約50年前，日本在教育領域最多算是中等水准。各國完全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只要他們都能同意一項原則：所有學生的成功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