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堅韌的都市,我提名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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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七月中旬從南京祿口機場爆發疫情以來,我們又把目光聚焦在了這座“六朝古都”。南京是“多少樓臺煙雨中”的古都,也是經歷過戰爭傷痛的一座城市。現代的南京當然與舊時南京不同,新的移民、新的產業和新的文化和古都的歷史糾纏在一起,讓南京有了更為獨特的氣質。疫情當然是新考驗,但若論遭受攻城、破壞又頑強重生而言,南京可說是全中國歷史經驗最豐富的都市。

七月中旬從南京祿口機場爆發疫情以來,我們又把目光聚焦在了這座“六朝古都”。

南京是“多少樓臺煙雨中”的古都,也是經歷過戰爭傷痛的一座城市。在近代史上,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夫子廟、秦淮河、總統府、老門東、中山陵、棲霞山……這些地標都記錄著這座城市經歷的種種。現代的南京當然與舊時南京不同,新的移民、新的產業和新的文化和古都的歷史糾纏在一起,讓南京有了更為獨特的氣質。

我們從來沒有懷疑,南京在這輪疫情上“跌倒”後,很快就會重新恢復正常,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座“涅盤之城”。

作者|維舟

編輯|程遲

7月20日從祿口機場輸入的德爾塔毒株,讓南京一夜之間成了第二波疫情的風暴眼。在錯失第一道防線之後,南京承受著嚴峻的壓力,但迄今為止都未採取封城這最後一招,很多人都想知道:南京能順利過關嗎?

疫情當然是新考驗,但若論遭受攻城、破壞又頑強重生而言,南京可說是全中國歷史經驗最豐富的都市。根據英國漢學家魏根深《中國曆史研究手册》的統計,截止到1600年,中國史上發生過30次以上戰鬥的地方大多是國都與戰略性城鎮,其中南京以106次排在第一,遙遙領先於第二、三比特的洛陽(70次)和長安(52次)。在那之後,南京又至少經歷了5次大規模的攻防戰:清軍攻滅南明福王政權(1644年)、鄭成功長江之役(1658年)、太平天國戰爭(1852—1864年)、南京大屠殺(1937年)、解放戰爭(1949年)。

然而,在每一次攻防之後,南京都不會像有些古都名城那樣一蹶不振,總是很快就又再度復興。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像南京這樣,一次次死而復生。

南京為何如此特殊?

“中國的拜占庭”

中國的七大古都中,只有南京和杭州位於南方,而杭州之所以名列其中,主要是因為南宋定都於此,在長達兩千年的歷史時期裏,其實南京才是南方真正的重心所在。

起初,南京的優勢並不明顯。在先秦時期,黃河流域才是中華文明的搖籃,而此時南方的重心也在長江中游(楚都郢,即今湖北江陵),直到秦滅楚、摧毀郢都,南方的重心才開始逐漸東移。三國時期,孫權於229年定都建康,南京自此成為新重心。

南京。/unsplash

此後不久,西晋人虞溥在《江錶傳》中記載了一個著名的民間傳說:楚王曾將此地稱為“金陵”,到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察覺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於是“掘斷連岡,改名秣陵”——“秣”是指牲口飼料,是用賤稱來厭勝。又一說,“金陵”之名就是因為楚威王在此埋金以鎮王氣才得名的。不管是哪種說法,在這風水術理念背後都可見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南京是南方不可替代的戰畧重心。

這種認知很快得到了印證和强化:在西晋短暫的統一之後,北方陷入“五胡亂華”的大混亂,繼東吳之後,東晉、宋、齊、梁、陳也都先後定都建康,在長達四百年的時間裏,這座“石頭城”成為南方無可爭議的中心。如果比照西方的歷史,這就像原先的文明中心羅馬(對應中國的長安、洛陽)被蠻族攻陷之後,殘存的東半部在拜占庭建立了新覈心。

漢學家牟複禮曾說,“從來沒有一座大城,曾像羅馬與君士坦丁堡支配羅馬各個時期的歷史那樣單獨支配過中國的文明”,但他仍然認為,南朝時的建康起到了“第二羅馬”的作用,因為這座城市坐落的位置“异常良好”,在一千年來都能“完全依賴大區裏的財富”,重建文明。對“六朝繁華”的想像一直滲透在南京的都市記憶之中,南京作家葉兆言的《南京傳》一共九章,其中六朝就占了四章之多。

《南京傳》

葉兆言著

譯林出版社,2019-8

確實,對一個農業文明來說,在整個南方,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都市的戰畧位置能優於南京。它既有山岡圍護,又有長江天險,號稱“虎踞龍蟠”,以至於明末來華的西班牙傳教士驚歎“只要有兩千歐洲人就可以守禦若干年,抗拒一支强大的軍隊”。

不僅如此,當全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時,南京還享有一個更重要的優勢:長安、洛陽和北京都處於黃河中下游平原的邊緣,雖然戰畧地位重要,但糧食供應卻大成問題;相比起來,南京在歷史上雖然也常常是缺糧府(原因之一是大量駐軍),缺乏本地剩餘農產品,但它距離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很近,交通也便利得多。

這就是“金陵繁華”的真正基礎:在中古以後,靠近全國最發達地區的這個南方政治中心,也很自然地發育成文化和經濟中心,所謂“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論都市面積,明清時期的南京是全國最大都市,竟還超過首都北京,且街道比北京更“寬潔”。直至1890年,南京的城內面積(40.55平方公里)仍僅次於北京(63.20平方公里),排在第二,是排在第三的蘇州的近三倍。

南京是人才、貨物的彙聚之地,又兼有山水之美,在全國都罕有其匹,也囙此成為引領海內風尚的前沿。特別是在明代,它一度曾是首都,更是各方文人彙集之所。晚明時,南京南曲中的妓女和蘇州婦女,基本領導著天下服裝的新潮流(“四方取以為式”)。直到晚清時,來華的英國人還注意到,“在一個中國人看來,沒有比從南京府、蘇州府來的東西更美、更好、更精巧、更雅致、更有風味的了”,“南京的女人不僅是中國最美麗的女人,而且是最風雅的女人”,而當時北京“在風雅和娛樂方面是不足道的”。著名的北京烤鴨,老南京人一向都聲稱是明代時從南京北傳的。

電影《金陵十三釵》劇照。

那時的南京,名聲遠播海外。1871年《中日修好條約》之後,華人華僑在橫濱的集中居住區域,就被稱作“南京街”(現中華街),神戶的華人居住地也被稱作“南京町”,因為江戶時代去日本的中國商人大多來自以南京為中心的長三角一帶,“南京人”就成了“中國人”的別稱,日本人甚至把中國貨乃至來自東南亞的貨物都統稱為“南京物”。近代日本學者中野孤山曾總結說:“‘南京’這個詞在當時的日本人心目中不光代表著中國,還意味著珍奇、小巧、可愛。”

不死鳥之城

也像拜占庭一樣,南京因其極其重要的戰畧位置、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和財富的中心,長久以來都吸引著無數政治力量的注意,屬於兵家必爭之地。但客觀地說,南京不如“兩陸兩海”(亞洲、歐洲、黑海、地中海)要衝的拜占庭那麼易守難攻,因而它也更難守住,命運更為多舛。這種像“不死鳥”一樣一次次從灰燼中涅盤重生的經歷,幾乎刻在南京城的基因裏。

南京似乎總能逢凶化吉、屢撲屢起:最初秦始皇開鑿秦淮河,據說就是為了破壞金陵王氣,但後世的風水術認為,鐘山是“艮山”,得“庚水”反而是大吉。在六朝的四百年裏,雖然石頭城一再遭到“侯景之亂”這樣大規模的圍攻、內亂,但也每次都是迅速恢復。在隋朝下江南滅陳朝之後,儘管刻意壓制建康,揚州一度取代它成為江南一帶的中心,但到晚唐五代十國,昇州(即南京)又再度崛起成為國都。

在夫子廟文德橋附近的內秦淮河。/wiki

不論如何“城頭變換大王旗”,南京都是必須重兵把守的要地。在蒙元時期,各行省的戍軍就集中在長江下游,建康(南京)和揚州、杭州乃是除首都之外元軍以最强軍隊把守的地方,明代南京諸衛駐軍的定制更多達12萬人。雖然在經歷長期戰亂之後,明初的南京地區甚至比宋元時期還要遠遠落後於江南其他地區,但在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後,它很快就崛起為全國第一大城。

寓居南京多年的清初小說家吳敬梓曾這樣描述它在全盛期的繁華:

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裏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裏,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裏。城裡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樓臺。城裡一道河,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裏,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城裡城外,琳宮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不論你走到一個僻巷裡面,總有一個地方懸著燈籠賣茶,插著時鮮花朵,烹著上好的雨水,茶社裏坐滿了吃茶的人。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並不帶燈籠。(《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這可不是小說家的誇大,晚明畫家仇英的《南都繁會圖》就號稱“明代南京版《清明上河圖》”,全圖共有各種街市店招109種,各色人物1000餘人。在明末清初的戰亂中,南京一帶曾遭到嚴重破壞,但“金陵繁華”卻迅速復蘇,清代以南京為主要背景都市的小說至少有34部之多,最有名的恐怕就是《紅樓夢》了,“金陵十二釵”和“江寧織造府”代表著那個年代的富貴與風雅。

《南都繁會圖》。/中國國家博物館官網

真正對南京帶來重創的是太平天國戰爭。1853年初,太平軍不到半個月就攻下南京,建為“天京”,清軍隨後建立“江南江北大營”開始長期圍困。兩年後,天京城內的貿易已退回到“以物易物”,通貨已經瓦解。太平天國始終未得到和平時機來建設自己的都城,1861年有英國人到訪後發現,他們“佔據了南京八年之久,而這裡卻毫無重建的迹象。商業和工業遭到禁絕,他們收取的田賦比清廷高出三倍……”

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正值國力衰微之際,對南京造成的創傷延續了半個世紀。來華的法國人發現,南京的城內面積“至少比巴黎大三倍”,但城內卻有大片荒地。這是當時人的普遍觀感,1909年法國學者謝閣蘭還說南京“城內,田野、稻田、農場、沙丘、堡壘、道路,應有盡有,除了一個都市”。1899年來華遊歷的內藤湖南也感歎南京“城內荒廢蕭落”,城內街市僅占全城的四分之一,人口不超過十五六萬,儘管如此,他還是以歷史學家的眼光讚歎:“在金陵做總督而不起反心的人,一定是個庸才”,斷言這座城市一定會東山再起,恢復其歷史地位。

太平天國戰爭。/wiki

他說對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南京又一次成為國都。1928年,南京是全國僅有的五個特別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漢)之一,在“南京十年”的黃金期(1928—1937年),全國城市的年增長率僅為1.4%,但南京等六大都市(五大特別市再加上廣州)的增長率則達到2%—7%。

這一復興很快又被打斷,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最慘烈的一場戰爭中,南京再次遭受外敵的大屠殺。沒有任何一座中國都市曾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遇到這樣頻繁的大規模破壞。然而南京又一次復興起來,去年按GDP計算的經濟總量更是一舉超越天津,躋身全國前十。

南京何以能不斷重生?

像南京這樣頑強的生命力,在中國都市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幾乎構成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洛陽、開封、揚州、定陶、臨清等古都名城,都曾一蹶不振,滑落為中小城市,像鄴城甚至萎縮到村鎮規模,連長安在唐朝滅亡之後,也曾經歷長達數百年之久的衰落,但南京儘管再三遭到更大、更頻繁的大規模破壞,卻始終能迅速重生,這種內在力量究竟從何而來?

這其中首要的一點,恐怕還得歸因於南京那不可替代的戰畧位置——尤其在唐宋之後江南崛起為全國經濟重心之後,南京是總控東南資源的最佳要衝。作為必爭之地,這既為它招來一次次的圍城戰,又使它在短暫的戰亂過後再度承擔起相應的功能。

正囙此,歷史上的“金陵繁華”,其實受政局影響不小:戰亂時期它容易被波及,但和平時期卻可以成為彙聚各種資源的樞紐。早在東晉末年,江南織錦業的興起,就是因為劉裕北伐滅後秦之後,將關中的百工遷移到首都建康所致。從東晉到南朝的三百年間,有所成就的文學家大多都有在建康活動的經歷。明代的南京也不例外,正如徐泓所指出的,“明初南京的都市性格,是軍政性高於經濟性的,其繁榮是由政策决定,不是以商品經濟的成熟為條件的”。

南京。/unsplash

只要南京在這樣的整體佈局中仍然重要,即便它的繁榮被短暫打斷甚至都市被摧毀,也能又滿血復活——只是替換上新鮮血液。太平天國戰爭圍困南京11年之久,1864年五萬湘軍破城後,曾國藩曾說:“圍攻二載有奇,前後死於疾疫者萬餘人,死於戰陣者八九千人。”儘管城內滿目瘡痍,以至於戰後南京城的人口有70%都要靠來自安徽和湖北的移民填補,但補充人口並不難,戰亂本身的破壞也尚在其次,這場戰爭之所以對南京來說是個歷史轉捩點,是因為它所帶來的衝擊造成了區域格局上不可逆的巨大轉變。

以前,不管南京曾在短時期內遭到怎樣的衝擊,它在區域格局中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但太平天國戰爭卻不一樣:戰爭期間,江南一帶只有上海獨保太平,南京、蘇州等地的災難反倒造成了上海的繁榮,十裡洋場“一切買賣都發展起來了。對歐洲人、上海的做生意人,這是個大投機、大發財的時機”。上海自此一躍成為長三角的龍頭,取代了南京和蘇州原有的地位。

不僅如此,由於戰爭期間漕運斷絕,轉向以上海為中心的海運,財富也不再向南京集中。甚至連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也遭到了打擊:1857年艾約瑟(Joseph Edkins)還說,在中國,“北京方言更為時尚,但南京方言更多人懂”,但隨著南京人口銳減,1860年代初列强外交使團又遷至北京,北京官話的讀音影響力大大加强,後來以北京音作為普通話的基礎就此奠定。

中華門瓮城。/wiki

奇特的一點是:正因為南京在這一時期的相對衰落,反倒成就了它獨特的文化遺產。南京的明城牆主體至今仍在,而倫敦中世紀的城牆幾乎沒有一處留存至今——若不是因為近代這段插曲,如今被視為南京最重要文化遺產和都市象徵的城牆,恐怕很有可能保不住。

在上海崛起之後,雖然南京已難恢復到原先那樣作為南方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位置,但它仍能相對復興,只是在地理輻射範圍、功能上重新定位。在這一意義上,南京在近代以來的重生,不僅僅是依靠其天賦的戰畧位置、不斷更替的新鮮血液,以及南京人的不懈努力,也是因為它能不斷順應新的結構,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新位置。

-END-

參考文獻:

[1][英]魏根深《中國曆史研究手册》,侯旭東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83頁[2]張文江《漁人之路和問津者之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28頁

[3]“在這兩個帝國中,最終都建立了一種新的上層建築和一種比古典文化淵源更深、基礎更牢的中世紀文化,但是每一個帝國都不是照搬舊體系建立的,也不是以東南部保存下來的舊秩序殘餘為中心建立的。囙此,不管是君士坦丁堡還是南京,都不會成為中世紀的基礎。”見S.A.M. Adshead《世界曆史中的中國》,薑智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頁

[4]牟複禮《元末明初時期南京的變遷》,載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中華書局,2000年,第113、161、1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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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牟複禮《元末明初時期南京的變遷》,載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中華書局,2000年,第161頁。在此需要補充一點:這都是相對而言的。宮崎市定著重指出:“中國也是到了近世就和中世不同了,政治組織複雜化了,京師中百官薈集,軍隊駐紮,成了最大的消費都市,囙此交通不便之處,即便有山河之固便於防守,也不適合國都的條件。南宋所以捨棄建康而决定以杭州為根據地,主要就是從海陸交通方面考慮的。”見氏著《南宋政治史概說》,載《宮崎市定論文選集》下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263頁

[9]這是明人丘浚談永樂遷都燕京時所言:“文皇帝遷都金台,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台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轉引自吳殿庭著《定都與遷都:兼論中國遷都問題》,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92頁。日本學者檀上寬認為明代定都南京“旨在依託江南富庶的經濟進行發展。但其結果,對於北部防禦卻是極其不利的。難以調控防衛北方的軍事力量始終是大明定都南京的致命弱點。”參見氏著[日]檀上寬《永樂帝:華夷秩序的完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68-69頁

[10]邱仲麟《風塵、街壤與氣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環境與士人的帝都印象》,載劉永華主編《中國社會文化史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34頁

[11]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九:“街道惟金陵最寬潔,其最穢者無如汴梁,雨後則中皆糞壤,泥濺腰腹,久晴則風起塵揚,覿面不識。若京師雖大不如南京,比之開封似稍勝之。”

[12]前引《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98頁

[13]歐陽修《有美堂記》:“今夫所謂羅浮、天臺、衡嶽、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

[14]“晚明時,都市成為士人集散的據點,都市中的社交活動極為頻繁,尤其南京更是一個各方文人彙集的都市。”見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浪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載蒲慕州編《臺灣學者中國史論叢•生活與文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363頁

[15]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05頁

[16][法]加勒利等《太平天國初期紀事》,徐健竹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3-134頁

[17]謝成俠編著《中國養禽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年,第163頁

[18]中日韓三國共同歷史編纂委員會《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下册“制度•人•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6頁

[19]中野孤山《橫跨中國大陸——遊蜀雜俎》,郭舉昆譯,中華書局,2007年,第169頁

[20]陸遊:“泊秦淮亭。說者以為鍾阜艮山,得庚水為宗廟水。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為吉。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勝也。”《入蜀記校注》卷二,蔣方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頁

[21]牟複禮等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章

[22]黃仁宇《現代中國的曆程》,中華書局,2011年,第76頁

[23]前引《帝國晚期的江南城市》,第37頁

[24][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一卷,張匯文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525頁

[25]徐中約《中國近代史》,計秋楓/朱慶葆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第193頁

[26]前引《太平天國初期紀事》,第122頁

[27]《謝閣蘭中國書簡》,鄒琰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36頁

[28]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中華書局,2007年,第160頁

[29]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中國行政區劃沿革》,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62頁

[30]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楊品泉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章

[31]劉淑芬《三至六世紀浙東地區的經濟發展》,載陳國棟等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論叢•經濟脈動》,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68頁

[32]胡阿祥《魏晋文學地理論綱》,載氏著《中國名號與中古地理探索》,三聯書店,2013年,第165頁

[33]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載《臺灣學者中國史論叢•社會變遷》,第296頁

[34]龍盛運《向榮時期江南大營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97頁。湘軍破城後,軍紀完全瓦解,“他們無視上級命令,肆無忌憚掠奪,使叛軍首都淪為廢墟”,見裴士鋒《天國之秋》,第378-379頁

[35]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葛劍雄譯,三聯書店,2000年,第182頁,又參見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09頁

[36][法]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第二卷,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第74頁

[37][英]魏根深《中國曆史研究手册》,侯旭東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9、128頁

[38][英]尼爾·弗格森《文明》,曾賢明等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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